盘点大运河的历代画卷：交融于斯 流淌千年

文/王凯

中国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一条跨越现如今京、津、冀、鲁、苏、浙、豫、皖等六省二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人工水系。“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提及的寒山寺，以及月落乌啼、江枫渔火的画景，奇妙的钟声，便居于苏州城西大运河枫桥古镇一段。仇英曾仿张择端作青绿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长卷，沿运河从苏州城郊的风景起笔，过虹桥，至城门入市区，直至西部城郊，以田园牧歌景象开篇，以一段水上仙台收束，描绘了明朝中期苏州城内外的风物人情。而明代吴门画派、明末清初金陵画派、清初娄东画派、清中期扬州八怪的艺术成就，大多也发生在今天大运河的淮安至苏州一段。娄东画派王石谷就曾主笔绘《康熙南巡图》绢本12卷，所画康熙从离开京师到运河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

大运河沿途的淮安，作为淮扬文化的中心，在盱眙第一山上至今还有大量的宋元题刻，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书画大家之摩崖。大运河的开凿不但加强了南北政治经济联系，而且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之河。唐宋时期众多文化名人因公或个人游历，沿运河而行，沿途留下大量诗文和书画作品。

米芾 河事帖

米芾的《河事帖》与《烝徒帖》，详尽陈述了个人足以担任治理运河的工作，并深入剖析运河的河道弯曲、河水深浅与水流速度之间的关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状况，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可以直通江浙的大运河的其中一段。

至元代，一朝虽不足百年，然开会通运河，漕运入燕京，开两千里水程，一船可直抵苏杭。赵孟頫曾乘船自杭州到大都，在34天的行程中，写下了著名的《定武兰亭十三跋》。

定武兰亭十三跋

在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绘制的12卷《乾隆南巡图卷》中，以中国画传统的写实手法描绘了乾隆皇帝南巡途中黄河、淮河、长江、大运河沿岸及西湖等地的锦绣江山，是对“康乾盛世”珍贵历史记忆的图像式保留。清代画家江萱曾于乾隆末年以绘天津三岔河口运河为题，创作了《潞河督运图》，展现了大运河北段的人文风情。

潞河督运图局部

至现代，以新金陵画派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关注并创作与新中国建设相关的作品，在带动江南水乡题材作品创作的同时，也着重描绘了大运河的身影，还有由她所串联起的星罗棋布的江南水系。由宋文治1964年创作的巨幅作品《运河两岸稻花香》，至今仍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在大运河所连通的四通八达的水系中，可以发现更多古代画家的身影。仅与大运河的终点杭州有关的，就有苏东坡、刘松年、梁楷、马远、夏圭、黄公望、戴进、李叔同、丰子恺、吴昌硕等。大运河的北段，工艺类不亚于南段。最有代表性的如北京的泥塑、面塑、皮影、京绣、风筝等工艺；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砖雕、风筝等工艺，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和民间风俗活动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是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文化遗产，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由于地理位置和开发早晚不同，大运河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从时间上看，大运河历史悠久，自战国时期“邗沟”的开挖，到隋唐时期的发展，再到元明清时期的繁荣，绵延2000多年；从空间上看，大运河沟通南北，纵贯3000多里，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时至今日，部分河段仍被作为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而在接下来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大运河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千百年来，在运河的开挖、修治和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作用，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整体的视角来看，大运河是一条叠加的文化线路，通过这条流动的黄金水道，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等，可谓在此航道上交融共汇。

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逐水而居，水的意义不言而喻，江河常被比作母亲，可见，流动的水对人们生存以及生活的意义。当我们梳理华夏大地上那些东西走向的诸多河流时，不难发现，河流的沿线往往便是文明的发祥地和聚集地。而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仔细审视文明的背后时同样会发现，一部中国美术史，其显性特征是与历朝历代的城郭兴旺相吻合，隐性特征则由无数条江河所贯穿，而最终将这些河流贯穿联动的，则是大运河的开通。

大运河于美术史的意义不在于终点，而在于所起到的串联意义。人们喜于描绘自然的山水，感受与自然的关照关系，而这些的背后，所联系起这些山山水水的也是大运河。

山水有灵的地方，总能出名家、出名作。生活的乐山乐水，与艺术的乐山乐水还是不同的概念。画家崇尚自然的山山水水，而这其中，大运河充当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她孕育了几千年的文化与艺术，文人为之而谣吟，书画家为之付出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