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位女性和她们的堕胎故事

男友是主动驾车带着去诊所手术，还是苦苦央求留下孩子；是自己独自在家吃药堕胎，还是在诊所门口带领着抗议者进行抗议；经历过堕胎，有些人引以为耻，不愿告诉家人和朋友，而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就算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一觉醒来感到后悔，而第二天又感觉松了一口气。大部分人看到警察的标志就会很纠结。一位女性告诉我们：“这种不确定的心情根本无处诉说。”

妮可，19岁，来自肯塔基州

肯塔基州，2013

今年春天，约好手术的那天就要来了，我很害怕。我想把孩子留下。我的男朋友经常有足球训练，所以他不能和我一起去医生那检查。要是他去了的话，可能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他却说“没门儿。”我想让他知道我很爱他，爱到可以为了他去做这件事。怀孕13周后，我们在肯塔基离我们最近的一家诊所预约了手术。那儿离我们有四个小时的路程。手术的前一晚，我们决定不去了。可是凌晨两点时，他打电话说：“穿好衣服。”我说：“我不想去。”一路上我们都在哭。我觉得堕胎不是杀害，但却一直都很抗拒。我跟他说诊所的刷卡机坏了，他问我是不是想反悔。我们一起去加油站旁边的自动提款机取了1000美金。我情绪很崩溃，他安慰我说：“好吧，你可以不用回去。”我很开心，可是他又说：“我们走了这么远，别哭了，有点女人样。”听完以后我很生气，可是我困得懒得和他争。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我想看照片，护士却说：“你是认真的吗？”堕胎手术一个月以后，他说他也很后悔。我都是一个人偷偷的哭。他觉得当着我的面说这些，我会伤心。我只是不想我们的宝宝觉得我们已经忘了他。我从来没听说过在这儿还有谁做过堕胎手术。

克里希，39岁

伊利诺斯州，2004,2005,2007

我查了一下芝加哥的黄页，预约了一家我觉得会做堕胎手术的诊所。有一个黑人妇女派过来和我交涉。她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开始也不想要孩子，想要说服我留下孩子。之后还给我看了一段扩张和吸取的堕胎程序。他们觉得我是靠食品券过活。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是在冒犯我。那个时候，我二十八岁，是律师助理，并不是他们看起来的那样。他们把我送上电车让我回家。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时候，并不是旧时代。他们送我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免费的超声波检查。那个技师说：“如果你现在做了堕胎手术，会使你的子宫破裂，你以后就不可能再有孩子了。”我分不清楚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想因为不能生孩子而后悔，所以我坚持了下来，生下了我的儿子。可这些人之后再也没出现过，我丢了工作，付不起医疗保险，公共设施，房租，失误。自那以后，我做过三次堕胎手术。我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第三次手术后，我找到一个呼吁生育公正的提倡者教会了我怎么认识自己的生育能力。

米拉，29岁

达科他，2004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我做的孕检测试呈阳性。我到了一个社区医疗中心，想找一个护士说说我的情况。他们就让我走。最近的三个诊所都在300英里以外。我借到了妈妈的车，和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一起。我实在记不起来我们是怎么凑到700块美金。下了班以后，我们下午五点出发，开车去了科罗拉多。那是个没有生机的冬天，冷飕飕的。穿过落基山脉时，这样的天气让我很有感触。我们住在夏安的一家旅店，又花掉了六十块。可我们都睡不着，我紧张不安，特别希望除了男朋友身边还有其他我认识的人陪着。我们到诊所的时候，一个医护人员出来问我们要不要防弹衣。进了诊所，医生牵着我的手说他很抱歉我们走了这么远。十分钟之后，手术就做完了。

雷德，30岁

宾夕法尼亚州，2008

我那控制欲很强的男朋友劝我说避孕措施会对我的身体造成毒害，就是那时我怀上了我的儿子。我们经常在车上睡觉。在一个破旧的空房子外面，我在那种混水泥的桶里撒了尿做了孕检。我觉得自己不能因为一个愚蠢的决定就把孩子做掉。他们都说你会本能的爱上你肚子里的孩子，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2008年，我的男朋友史蒂夫让我怀孕了。我们一起在塔吉特百货公司上班。他想留下孩子和我结婚，可我现在还和我爸妈住一起，连儿子都快养不起了。更何况，我也不想一辈子就跟着他。我和我妈去了父母计划生育中心。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那些纠察员进到车里，给我们看一些令人作呕的照片。我情绪很激动，很害怕，可我不能表现出来，否则他们就不让我做手术。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医生就好像在流水线一样给我动了手术。我告诉史蒂夫说我流产了。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还在一起。背负着秘密的生活很不好受。假如当我住在车上过着一段堕落的生活时去堕胎，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次，我知道采取避孕措施，有着一份全职工作，还有一个男朋友。大家都觉得我应该留下孩子，可我不能。

希瑟，32岁

田纳西州，2011年及2013年

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她们俩都是我意外怀孕生下来的，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堕胎这回事。我是在非常浓烈的宗教背景下长大的。可到现在，我已经做过两次堕胎手术了，要是我家里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和我断绝关系。第一次手术时在两年前。我和我丈夫那个时候遇到了经济困难，正想着要不要分居。那个时候我只有放下良心的谴责。做手术的医生很变态，他竟然吹口哨吹起了曲子。我听着真空吸取器把胚胎吸出来的声音混杂着他的口哨声。直到现在，听到那首曲子我就会浑身发抖。后来，他的医疗执照被吊销了。几个月后，我又怀孕了。我的婆家人一直都在接济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他们帮忙做决定。他们给了500美金，带我们去了诊所。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压迫感，就好像我应该要为了现在的家庭去堕胎。接受金钱上的帮助就被人操控了一样。我深爱着我的女儿们，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我这样对她们？突然涌来的内疚和耻辱感让人难以忍受，这些会把我击垮的。在等候厅，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寂静。每个人都强忍着自身的情感，心如刀绞。那些真正保护生命权利的人不要轻易做出判断，因为羞耻感是促使堕胎的一个原因。

达娜 42岁

科罗拉多，2009年

我之前的医生蒂勒先生被杀害了。我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人会成为我的医生。我看着他一边谈论着新闻，一边揉着我的肚子，感叹着怎么可能会有人做晚期的人流。一个月后，我明白了。第29周做超声波扫描检查的时候，放大了胎儿的脑室图。几周之后，我们发现她的神经系统还没有形成，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是我不想要一个不健全的孩子，而是，即使接受治疗她也有70%的可能会突然发病，停止呼吸。在这之前，根本检查不到这样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两岁的儿子。我问周围的人，没有人建议我堕胎。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跟我丈夫说：“请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坏人。”据我所知，即使是药物原因，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医生可以进行晚期的堕胎手术。他必须同意我们的做法。这个医生在科罗拉多州，而我们在马里兰。我开始觉得她好像在肚子里抓着我。第二周，我们坐飞机到了顽石，所有的花费都是付的现金，包括17500美金的手续费和大约3500美金末班机的旅费。医生们通过超声波扫描图找到了她的心脏，用一根很长的针给她注射。我数到第四个步骤的时候，她就已经走了。那天早上六点我本来要回到诊所的，可我意识到羊水已经破了。我一个人在离家很远的旅馆的卫生间里。我想护着我的丈夫，没有让他进来。我坐在马桶上，把她完整的生了下来。我一直坐在那儿直到医生和护士进来把她带走。相比于我丈夫，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更加不同，毕竟是我怀着她。我一直都难以释怀，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现在我们有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是那位医生给了我家庭。

劳拉 34岁

科罗拉多州，2003年

尽管我一直认为女性有权利选择，但说实话我觉得要是自己怀孕了，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孩子生下来。可是这一切都变了。我男朋友把我吓坏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有他在我的生命中比没有要安全些。然而，当我怀孕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不想和那个人有长久的联系。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之后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我的衣服锯成两半，往我油箱里到玉米糖浆。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我喊着：“我们不会留着它的！”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领会到生命的真谛。我去到诊所的时候，门外有很多抗议者，他们举着吓人的标语和图像。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偏见。另一次经历给了我更多的改变。今年我流产之后做了扩张刮除手术，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次我感到很沉痛。你在人生不同的境地当中，即使是同样的经历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我第一任丈夫去世了。一连串的悲剧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禁想是不是我得到了报应？我相信上帝不会这样惩罚我。可是，当上天赐予的礼物你不想要，它还会再赐予你吗？渐渐地我年龄大了，基本上不可能再有孩子，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没有抓住机会，让它溜走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怀孕21周了。

玛雅，23岁

俄勒冈州，2009年

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我暗自高兴，可他们看不出来。他们说我可以让肚子里的孩子继续长大，继续怀着它。我却不能忍受这个想法。走进一个冷冰冰的房间，天花板上贴着一个热带岛屿的海报，一个中年的白人女护士让我轻声呼吸。我真想一拳打在她脸上。几天过后，我发现自己还怀着孩子。这变形虫——我的孩子——居然还活着。第二次我有点希望手术不会成功。我一直对自己说负面的东西，比如，“别再跟小孩儿一样”。再后来，遗憾，释怀，感激这些情绪在我心里混杂着。对于未来的掌控和决定，我有了新的想法，比如，我想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我在网上查了怀孕的整个周期，想象着我的肚子能变得多大。唯一能够听我发泄内心的人是那些希望我能跪倒在地，乞求原谅的人。我去一个危机怀孕中心看了一个顾问，但是她却让我觉得非常讨厌。没地方让我说出心里的不确定。

尤兰达 29岁

密西西比州，2012年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关于我没有做成堕胎手术的故事。三年前，我知道靠自己我是抚养不起一个孩子的。那时候我儿子已经六岁了。我第二天预约好了诊所。走到门外，抗议者们大声喊着：“你不需要避孕，你需要自律。”在候诊室我看了看周围的其他女人。一个看起来14岁的女生在哭。我一直在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被强奸，也不是未成年，我只是不想要孩子。由于还太早，我需要两周之后再来动手术。诊所规定一定要有人来开车接我回家，所以我必须告诉别人。我告诉了一个我认为很开明的朋友，可是她却拒绝了我。我之后也没有去动手术了。当宝宝还小的时候，我们生活里的希望好像都被掐灭了。我变得抑郁，还有一点自杀倾向。有时候我会想，我不一定非要这个孩子，他现在正跟着我受苦。去年，我又怀孕了。这一次我知道怎么对待别人的反对。诊所的规定发生了变化，我可以自己开车。在那之后，我采取了避孕措施，但是却没有用。我实在没有钱去做手术，但是诊所却给了一笔钱来资助我。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孩子了。那些钱够一半的手术费用。诊所给了我超声波的一些检查图片，我把他们保存在抽屉里。我没有为此哭过，因为我没有愧疚，我知道为人父母并不总是那么光鲜，闪耀着光辉。

珍妮特 48岁

加利福尼亚州 1983年

十八岁那年，我被下了药之后被约会的男友强奸了。我只记得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男的在我上面诡异的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我就想：那个王八蛋。我没有想到肚子里的宝宝。因为得自己攒钱，所以我只有等到可以堕胎的最后一周。我最好的朋友开车带我去的，我很害怕。当真正躺在手术台上，我才突然想到：天哪，我肚子里有一个孩子。整个手术没有一点人情味，一个护士说：“这个看起来像个女孩。”

艾比 28岁

纽约州和俄克拉荷马州，2010年和2011年

第一次手术是我25岁在纽约的时候，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怀孕之后堕胎根本就是一件 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阻碍了我的人生计划。我朋友开车带我去的。手术是在一个很小很明亮的房间里完成的，就跟做恶梦一样。但是整个过程却非常，非常地快。他们把我推到了一个公共的恢复休息室。女人们靠在柔软的大椅子上。我印象中这种感觉很舒适，很温暖，因为我们都有着相同的经历。两年前，我在俄克拉荷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堕胎药。我的男朋友在爱达荷州上班，我只有一个人来处理。他们给了我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这很严重，你有可能会因此丧命”，还给了我一些抗生素，止痛药，一副橡胶手套，一片用来收缩阴道的药片。在家里，吃了抗生素之后我上吐下泻。当时就想，操他妈的橡胶手套，他们他妈还知道我自己够不着。宫缩开始之后，我的手缩成了一团，也开始缺水。我内心潜在着一种想法，我肯定遭到报应了，让我忏悔我所做的事情。我给我的老板打了电话，他带我去的急救室，花了两千美金。当我坐起来的时候，床上都是血。场面很难堪，但是他表现得却很友善，这让我觉得没那么羞耻。回到家，我上厕所的时候，一团灰色高尔夫球大小的东西流了出来。我想，是要冲厕所冲走吗？

琳达赛 35岁

明尼苏达州，2012年

那个男的强迫了我。当诊所的那个女人看完我填的表之后，我大声痛哭。社会总是将重点放在女性要承担母亲的责任上。这让我觉得不想当妈妈是很自私的行为。

瑞秋 30岁

维吉尼亚西部，2007年

我有情感性精神分裂症，吃药的话我也还好，但是我很担心自己会像父母伤害我那样伤害到我的孩子。当我了解到家族的病史时，我和我丈夫就决定：“好吧，那我们就停止这种伤害的轮回，不要小孩。”当我得知自己怀孕时，我开始啜泣。医生悄悄塞给我几张其他州诊所的名片。她不能公开支持女性人流，因为我们住在维吉尼亚西部一个宗教气息非常浓厚的地区，但她知道我在怀孕期间不能吃药。我们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赶到马里兰，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办完，不会耽误太多事情。诊所外有修女在祈祷，抗议者们洒着圣水跪倒在地。“奇妙”用在这里很奇怪，但是诊所里面却是非常奇妙，终于有种可以呼吸的感觉。我做的是吸取手术，如果按一到十疼痛等级来分的话，这种痛苦能到第八个等级。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有点反胃，并有轻微的流血。中途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几次。我的婆家不和我们说话了。这件事情教会了我们谁才是朋友。精神疾病和堕胎交织成了我的耻辱。没有药物我活不下去，坦率的说，如果没有堕胎的话，我可能已经死了。

凯西 29岁

佛蒙特州 2004年

由于胎儿子宫内死亡，我和男朋友去医院看病。医生让我们在一起更久一点之前要用避孕套。一个月后，当学校里的护士都不理我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很好。我哭了，很害怕走进候诊室。我的直觉告诉自己我知道该如何做，但是我的思维得过一阵才能跟上我的直觉。离我住的地方近的诊所一周只有一天可以做堕胎手术，而那天我刚好有四堂课连堂。所以我就去了一家四十五分钟路程外的诊所，最快的预约也得等到三周之后。当你不想怀孕却又怀上了的时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但是我又怕他们觉得我很蠢。我从朋友的室友那借了一辆车，穿上高领绒衣和一条非常棒的牛仔裤，希望能得到护士们的尊敬。印象中我甚至提到自己是荣誉社团的一员。现在我明白了，我自以为是谁呀？我完全不知道去做堕胎手术的一般病人都是我们这样的。

玛德琳 18岁

明尼苏达州，2012

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发生性关系，可我男朋友强迫了我。如果说这是强奸有点太过了，但是这次并不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我想都没想到要用避孕套这回事。我在教会的高中上学，在生理课上我们从来都没有谈到过性。这次经历最让人害怕的是根本没有人和分享。在预修课上我没法集中。我老是东张西望，想着没人知道。晚上我也会想，要是我等得太久孩子突然就要生下来了怎么办？我努力计划想要告诉父母，但是我妈妈的宗教观念让我却步。我在网上看到未成年人堕胎可以绕开司法审判，但是我很怕这会花很长的时间。我躺下来吸气的时候，可以看到肚子上有一个小硬块。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了他们。他们带我去了医院，花了两天。我怀孕已经有20周了，再过几天就太晚了。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那个技师跟我说胎儿的头有多大，这是最让人害怕的地方。第二天，手术只花了15分钟，剩下的一天我都在睡觉。我很感激当时我的父母在那。整个花了2000美金，没有他们我自己肯定做不了手术。这件事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很难过。政治课上，我们花了整整一周都在讨论堕胎的事情，这简直糟透了。

米歇尔 62岁

纽约，1968年

那是在11月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打工，晚上的时候会去上夜校。我和我妈妈住在昆斯区。如果告诉我妈怀孕的事她肯定会杀了我的。打工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长辈，像爸爸一样，他跟我说了一个在上东区的医生。我得晚上晚点去，然后付上800美金，那个时候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通过意外致死诉讼，我从他那继承了1000美金。那些钱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唯一从父亲那得来的东西。要花掉这些钱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罪犯。我已经怀孕四周了，医生插入了一个金属的管子，告诉我说我会感觉不舒服。在场的护士说：“手术之后你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第二天晚上我就会回去，他们清楚的告诉我不要再打电话到办公室。很庆幸我穿了一件长外套，这样就不会把血弄到座位上。脱下牛仔裤的时候，我的大腿上都是血。我不能让床单上沾到血迹，所以我就用毛巾裹着自己在床上呆着。阵痛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我现在知道那个时候我是要临盆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就会在公寓里死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该去医院的，但是我怕自己会被拘捕。任何人再次独自经历那样的感受，光想想就十分的恐怖。

艾利克斯 24岁

纽约，2006年和2012年

我是支持自己选择是否流产的人，但是不知怎的，我仍然为那些多次堕胎的人觉得羞耻，可我自己却堕胎了几次。第二次堕胎的时候我为成为那样的人感到羞愧，尽管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十七岁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事就是，被人问到我是否愿意做一个超声波扫描。这是第一次，关于怀孕的事情真实的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之后，我都采取了避孕措施，但这却让我心情摇摆不定，这种感觉很糟糕。所以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我就不用了。第二次堕胎对我来说更为艰难，因为我怀的是男朋友的孩子，我们一直以来都采取了保护措施。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相比之下更能够承担责任了。而他却来自一个非常严格的穆斯林家庭，怀上孩子就意味着必须马上结婚，他也有可能必须回到家里。我男朋友很难理解我再经历这种事情的耻辱感。他认为女孩就必须隐瞒。晚上的时候我吃了堕胎药，蜷缩在床上，肚子痛的让人无法忍受。他坐在旁边陪了我一整晚。我觉得他睡着了一次，但是我叫醒了他。第二天，我照常工作。我觉得我身边的女孩子认为周围没有人经历过这些。这对你来说多少都有影响。有时你会遗憾，有时候感觉还不错。想想，那孩子现在都有一岁了。

克里欧 23岁

加利福尼亚州，2010年

我让孩子胎死腹中的计划失败了，我以为男朋友会说：“耶！”可是他却想让我去做堕胎手术。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好像就杀了人一样。除了电脑游戏，他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那天晚上，他在玩着Call of Duty，这是一款非常暴力血腥的战争游戏，这游戏简直就是他的人生。我一个人睡着。做父亲的想怎么做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劈腿欺骗我的男朋友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他把赞成和反对的原因都列了出来，对我说：“你是要成为一个母亲的。”我有点希望这是他的孩子。而我男朋友就会说些：“我可不想等它生出来的时候再操心。”我看着他，无法想象要和他一起抚养孩子长大。我突然就觉悟了，一个人去堕胎。吃下了第一颗药，拿到维柯丁这种止疼药的处方。那时，我还是一个非法移民，所以我不能给药店看我的身份证。我朋友帮我用她的领了药。我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说了，在她的公寓里，我又拉又吐，精神错乱，根本站不起来。我期望着自己有所遗憾，可我却没有。离开了他，我又回去上学了，重新发现了那些为喜欢做的事情。

弗朗西斯 18岁

德克萨斯州，2012年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十六岁，所以我得进法庭。所有的手续办下来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我和妹妹呆在离家四十五分钟路程的城市，我要做手术的诊所在那，这样我父亲就不会知道了。我先去做了一个超声波检查，当时我很紧张，但是这就跟常规的检查差不多。之后我就见到了我的律师。我，律师，法官，还有一个负责记录的女士围坐在桌子前。气氛有点尴尬，法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要告诉他一切我羞于启齿。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他能理解我所说的，这让我非常吃惊。我还没准备好。我男朋友退学了，我一直劝他要拿到高中毕业证，可他没有。当我获得法官的允许后，我带着文件去了计划生育中心。我不想我男友在那儿。我很紧张，虽然都抱不到肚子里的孩子，你还是会觉得跟它之间有某些感情。我想象了一下一个孩子本应得到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感到很失落，因为我不能给予他这些。最糟糕的还是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堕胎以后，他还想发生性关系，可我说：“不要，还很疼”，他却不在乎。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我发现我爱上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安雅 36岁

纽约及加利福尼亚州，2003年和2006年

我非常支持计划生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可我已经在候诊室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候诊室里有很多年轻女孩，有些很轻浮，有些很伤心。医生老是板着个脸也不会看你。我是在过道的轮床上醒过来的，周围一团糟。没人过来看看我是否还好。三年后在洛杉矶，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医疗保险。我在医院预约好了手术，总共花了30美金左右。去医院的路上，我的男朋友就快崩溃了，说着：“要是你要杀死的是我儿子怎么办？”我让他靠边停车，让我来开。我很尊重他情绪失控。我对堕胎这件事从来没有多想。当我告诉其他人时，他们就显得很惊讶。当我说我真心觉得这没什么的时候，他们又陷入第二次惊慌。最后反而变成是我在安慰他们。

琳 28岁

肯塔基州，2012年

我在沃尔玛的停车场给大学医疗服务中心打电话，说我想要堕胎药。接电话的女人说：“在美国堕胎药是违法的”。我气疯了，对她说：“不是这样的。”她到底对多少年轻女人这么说过？我直接去了医生那，给我做尿检的女士说：“恭喜你，你怀孕了！”我想着，有什么好恭喜的，你这个白痴！我还穿着我的运动服，很明显焦躁不安。医生说堕胎药在我们州是不允许的。我打遍了所有诊所的电话才找到一家四小时车程外在田纳西的诊所。我不能跟家里人说，知道情况的两个女孩有孩子和丈夫，她们不可能抛下这些跟我走。我就自己开了四个小时的车，想着我真是蠢到家了才不采取避孕措施。我在田纳西吃了第一片避孕药，第二天吃了第二片，那天是七月四号，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以为过程会很痛苦。我一个人在看电影，感觉还好，甚至能出门，可我对关于我在哪儿的部分撒谎了。

阿娜 23岁

纽约，2007年

和其他的拉美裔人不一样，我们不信教。我的父母思想还挺开放的，总是说我应该接受教育。那是发生在我高三那一年，我男朋友无家可归和我住在一起。我在杜恩里德买了一个怀孕检测棒，课堂上去了厕所。我有点慌神了，可又想着明天再来处理这件事。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看到了一个标志。我茫然若失，看的都是堕胎。在那地方，他们都想方设法让你把孩子留下。他们让我做了超声波检查，可我没有被这个蒙蔽。之后，我去见了一个咨询师，她帮我在计划生育中心做了预约。我把手术安排在周五，这样我就有时间恢复过来去上学了。周一的时候，我在床上发现一张纸条——我男朋友已经离开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在那一年，我又怀孕了，那时我人在阿根廷，堕胎在那里是违法的。我开车带着一个医生四处转，看有谁能帮我做堕胎手术。我说不出为什么决定留下孩子。我不想违法堕胎，而且那时候我想，我恋爱了。那时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带着孩子去上大学，可我今年就要毕业了。

莫妮卡 30岁

纽约，2007年

我来自一个有家族病史的家庭——我妈妈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所以我从小到大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周围的人感到开心，即使冒着失去理智的危险。我不想让另一个人来承受我所承受过的一切。钱，保姆，房子这些都是可以获得的，可我还是很怕自己会像我妈一样，我不想因为从轮椅上摔下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的护士打电话让她带孩子回家。那年，我母亲去世之后更让我坚信我不能拥有一个家庭，即使我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家。那天早上，我男朋友很坚定的绝食抗议。一个月之后，我看见什么都想哭，即使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我谷歌查了一下，我的荷尔蒙出了问题。即使当我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我也仍然遗憾，遗憾有一些东西不能完成。

莉丝 40岁

威斯康星洲 2007年

得知自己怀孕时，我高兴坏了。第二十周的超声波检查，医生进来跟我们说我们的宝宝有肾脏方面的疾病，很有可能不能呼吸。确诊的时候，我和丈夫互相看着对方，很快就知道堕胎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要把一个会死掉的孩子生下来呢？在威斯康星，你必须先签一个表格确认你已经知道胎儿有心跳，手指和脚趾。我签完之后，我的丈夫拿起了笔。他们说：“不用，只有病人需要签字。”可是他却说：“我想签。”我们教书的大学能提供在他们隶属的天主教会医院的医疗保险。我们必须在道德规范委员会向牧师提交我们的案例，他们来裁决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医疗赔偿。否则，我们就得花25000美金。牧师决定，我必须将孩子生下来。我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后来才知道，州政府的补助能帮我们交这笔费用。他们帮我引产，并给了我一片镇定药。这没有用，但我不想吃药。接下来的几周，当卡车驶过去，我都会为孩子屏住呼吸。第二天晚上，我的儿子随着尿液排了出来。生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生的。我的丈夫给他唱了《thunder road》，并告诉他阿喀琉斯是世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一切都很荒谬。我们抱着他直到他变得冰冷。我们叫他艾萨克。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过什么，即使是父母，我们也没告诉。我们只是说，孩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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