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陷囹圄到教父：哀牢山上那个永不言败的老人

前言：

哀牢山使人听起来是一个充满伤感的名字，而放在云南当地的语境中，哀是酒，劳也是酒，哀牢山就是好酒人的山。史料记载哀牢山形成于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至第四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成型。主要由砂页岩、石灰岩及各类变质岩组成。

每一个周六，也许是郑州楼市故意避开楼市的日子。

哀牢山景物

如今的哀牢山则是戴罪之身褚时健花费数年苦心经营的冰糖橙果园。从2003年的2400亩“雷响地”，在10年内成为拥有40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过亿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2012年11月5日，褚橙进京，北京媒体集体刊登了这一消息。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条微博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也正从这一刻开始，蛰伏良久的褚时健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时，距离他在1996年从巅峰时刻轰然陨落，已过去了整整16年。

遥看往事，1996年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激荡情怀的年月。正是在这一年，郑州市一家叫做亚细亚的商场成为了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标杆企业，它是全国第一家搞“微笑服务”和尝试连锁发展的商业公司。亚细亚总经理王遂舟甚至订下了如下的发展计划：2000年以前，在全国开设1000家连锁商场，达到年销售额500亿元，排名全国商界第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最大企业前十名，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托拉斯。还要在在北京或上海建造亚细亚摩天大厦，至少高120层，象征亚细亚这样一个历史丰碑。

曾经轰动全国的亚细亚商场，如今却难见昔日繁华

16年，这个看起来不是很长的数字，却有足够的能量排山倒海一般改变整个世界。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一间漏水的住宅里成立，到赴美上市时刚好是16年，已经成长为中国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最为知名，市值也最大的跨国公司。而此刻，曾经充满了雄心壮志和豪言壮语的亚细亚商场，却早已堙没在商业史的文字堆里，以典型的失败案例供后人评说。

16年后，褚时健归来，开始以一个冰糖橙果园经营者的身份登上人生另一座高峰。作为中国商业历史的创造者，在充满跌宕起伏的一生中，褚时健再次现身充分展现了一种叫做永不言败的精神，而在王石和柳传志等人的眼中，这也正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所应具备的典型特征。

1979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年过半百的褚时健送进玉溪卷烟厂的大门。从此，褚时健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以十七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991亿元，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

一直到了08年，蔡崇达在云南打车，司机问他到云南干嘛？他说去哀牢山见褚时健。那个司机整整愣了一分多钟才缓过劲来。然后第一句话就是，您可真逗，要是能见着他，您带我去，无论到哪里我都不收钱。用这个师傅的话说，褚时健在云南可是教父一级的人，云南多少人曾经靠过他吃饭。

在蔡崇达看来，这句话不假，红塔集团的这个前董事长，他的延伸产业和带动的经济链条曾经影响云南至少半壁江山。路过红塔大厦的时候，那个司机做了个敬礼的动作，他说如果你是褚时健的朋友，云南欢迎你。

作为红塔山的广告语，“山高人为峰”曾经红遍天下

做到这些，离不开褚时健刚进入玉溪卷烟厂是做的三件事。

一是员工福利。

对于制造业，生产工具、生产工艺、工人三者共同构成了制造工业的主体。三者缺其一，对于任何一个有上进心的企业都会是一种灾难。而在严格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也因此严重影响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褚时健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

于是，承诺职工职工当年增收不少于100元；为职工们修建3栋公寓，可供96户住宿的宿舍楼；按每月每月8公斤肉食的营养标准给职工配置伙食；用烟草换取火腿和家用电器，底价卖给职工。这一系列的承诺和措施让整个工厂都沸腾了起来。

二是引进设备。

1981年，玉溪卷烟厂引进第一套进口设备，褚时健很快就看到了国外先进设备的巨大能力。1982年整整一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达到了1.824亿元，比褚时健刚来时翻了一番，利润达到了1103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1997年不到300元，1981年不到700元，到了1982年就突破了2000元。在尝到甜头之后，1984年玉溪卷烟厂用尽办法动用了云南省当时全部的2300万美元外汇贷款，全部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让玉溪卷烟厂一举跨入了世界级烟厂之列。

三是改良烟叶。

烟叶是烟草质量的关键，也关系着一家烟厂能否破茧成蝶，设备和烟草就是能使烟厂飞起来的两只翅膀。解决了技术问题后，褚时健注意力转到了烟草上来。褚时健提出“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的概念，解决了烟草的品质保障问题；促成烟厂厂长兼任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的“三合一体制”诞生，解决烟草为玉溪卷烟厂专供的体制性问题；给烟叶上保险从而长久性地消除烟民的种烟顾虑，解决了烟民的种烟积极性问题。

烟田

在今天看来，褚时健所做的这三件事，好像是如此的平常，这不正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做的吗？但如果放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每一项都会让企业家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一个简单的例子，1984年云南省计委召开使用外汇进行技改的会议，褚时健和玉溪厂领导层开会，决定申请100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就能够引进一条德国的制丝生产线，再加几台英国的卷烟机。而到了昆明后，他发现外汇的额度竟然没人敢要，因为如果还不上那就要担大罪。褚时健当即决定将玉溪烟厂的申请额度由1000万美元增加到2300万美元，所有没人敢要的他全部揽了下来。这让现场所有人大吃一惊，包括主持会议的副省长。最后，玉溪厂的额度申请却被压了下来，因为所有的部门谁也不敢给他们批这么大数额的外汇贷款。

最终，褚时健所做的这三件事，让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17年中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222%。从1988年开始，红塔集团的利税一直保持在全国前10强的位置，从1991年开始占据工业企业利税第二位，到1996年已占据税利第一位。

但就在最巅峰的时刻，1996年褚时健因贪获罪。最后公布的信息显示，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因数额极大，按律当死。而最终的结果是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企业史家写道：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帐，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年后，褚时健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上了哀牢山，承包两千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万科精神领袖王石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为何崇敬褚时健》，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褚时健的粉丝，他甚至把每一次去种植着满山褚橙的哀牢山拜访都当做是朝圣。

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认为褚时健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王石女友和褚时健的合影，这张照片曾经在网上引起轰动

在《激荡三十年》中，作者吴晓波写道：“有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那一晚，看书至此，我只觉心惊，这说的不正是褚时健吗？

与同时代的那些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掌舵者相比，褚时健具有一种天生的应然性思维：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是顺藤摸瓜地解决问题，虽有制度制约，但事情原本应该这样做，那就想尽办法也要这样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烟草行业的体制，让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三者合一的“三合一”烟草体制横行于天下。

有人说这是一种领导者和变革者的天然气质。但归根结底，他只是在按照基本的市场规律办事而已。与其说他是一个天然的变革者，不如说他是中国内地最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天才企业家。

与褚时健同时代的那些企业家们，那些曾经叱咤一时的改革风云人物，如科龙电器潘宁、健力宝李经纬、傻子瓜子年广久，或沉或浮，俱成过眼云烟。而褚时健却在80多岁的高龄，重新回到了风云之地。

只是此时已非往日，时间和经商环境都与昨天恍如隔世，褚时健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无所顾虑地展现自己经久不衰的才华，而历史终于觉得对这个老人有所亏欠，在其耄耋之年对其做了补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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