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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书局]黄冈记忆:五百年前那场著名口水战

[黄州书局]黄冈记忆:五百年前那场著名口水战

[黄州书局]黄冈记忆:五百年前那场著名口水战

一、导语

天台论学公案是指16世纪晚期李贽与耿定向之间发生的一场长达数年的思想学术论争。论争的双方,耿定向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李贽当时寓居黄安、麻城。天台书院是耿定向丁忧期间和其兄弟定理、定力开办的书院,读书、讲学的场所,这场论争并不是发生在这里,其所以称为天台论学公案,乃为指称的方便,天台书院,这里简称天台,作为文化符号,用来标记一桩思想文化事件是比较贴切的。

所谓公案,往往有很大说头的事件称为公案,很大说头即谓事件本身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说得清楚明白,其间的是非曲直不能非此即彼遽下立断,往往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观照,见仁见智,而均有可取、均有合理之处。

天台论学公案就是这么一桩事件。

概言之天台论学公案是晚明时期发生的一次重要思想交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耿定向(1524-1597),黄安人,字楚侗,世称天台先生。学者,官员,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史》有传,著作收入《四库总目》。1590年致仕。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举人出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晚年客寓黄安、麻城著述讲学,对晚明和清代文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耿、李之争: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十九年(1591年)耿定向与李贽之间的一场文字之争,持续六年之久。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辞云南姚安知府,履践与耿定理三年前的约定,携家来黄安寓居,兼任耿家家庭教师,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定理逝,十三年,耿定向、耿定力被起用,离家赴任,李贽独留黄安,因为潜在的思想观念的冲突,及家族子弟教育问题的顾虑,耿定向致信李贽,告诫他迁善改恶,道不同不相侔,于是发生了论争。由于论争,李贽失寓,最终移居麻城芝佛寺。随着论争变得激烈,一些方面超出了学术思想之争,夹带了意气成分。如李贽削发、攻讦耿定向以势压人、讥刺耿定向在救何心隐一事上撒谎、指斥耿定向是心口不一的假道学。耿定向指斥李贽不讲孝悌忠信,“终是禽兽之根骨,不能出类也”,还涉嫌散布李贽“狎妓”“调弄优旦”之消息,万历十九年,黄郡地方官公开张榜驱逐李贽,李贽被迫至衡阳、武昌等地躲避,并在武昌遭人围攻,此事是否为耿定向所指使已不可知,却肯定与二人论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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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台论学之争

论争的缘起是李贽触动到耿氏家族的核心利益。

李贽1581年辞去云南姚安知府,来到黄安隐居,兼任耿家家庭教师,难免向耿家子弟灌输他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人生观念。

李贽的哲学观是,终极的道是虚空的存在,政治观是无为而治,人生观是愉悦人生舒展性灵。显见李贽思想观念深深浸润着佛学、道家的色彩。

耿家是官宦之家,崇奉孝悌忠信,修齐治平,家族子弟的人生正途是读圣贤书以谋出身,入世建功立业,并从而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李贽的学说与此背道而驰,宣扬超脱现实功名利禄权势地位,活在当下的人生愉悦、个性解放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李贽的思想面貌耿定向是再清楚不过的。李贽和耿定理是至交和知音。耿定理是耿氏家族中的一个异类,耿定向、耿定力都是进士出身,而他的志向却是出世、隐逸,终生不肯为官,也是因此和李贽成为至交并知音。

耿定向当时在朝廷当大官,十分关注家族子弟的教育和成长情况,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家里出第二、第三个耿定理,而现在他和耿定力都在外当官,家族子弟则和李贽朝夕相处。耿定向哪有不担忧之理!但鞭长莫及,他所能做的就是给李贽写信。

但大概李贽混淆了耿定向写信的用意。李贽的思想面貌是一回事,李贽饱学,有独到的思想见解,想来这一点耿定向并不昧知,若非利害攸关,他甚至可以抱着欣赏的态度来看待李贽。但教育他耿氏家族的子弟后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耿定向的信主要是为了子弟教育问题。李贽却从纯粹思想、学术的角度回应耿定向。说“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意谓他们之间大可以和而不同,并育而不相害。你有济世襟怀你自入世,我向往佛学我出世,各得其所。

得到李贽回信,不料耿定向也忘记了他原先写信的初衷,调频到李贽的频道,和李贽开展起思想学术的争鸣。所以很快李贽离开了耿家离开了黄安移居麻城,这场争论仍然继续下去,并且更趋激烈。由家庭教育,一变而为卫道,一件私事,一变而成为公共事件。耿定向明言要为“天下争所以异禽兽者几希界限”。

他们的论争论争主要是通过书信的方式,反映这场论争的《焚书》共收了耿定向致李贽的七封信。李贽的有关文字更多。万历十八年李贽刊刻《焚书》,公布二人的论争书信,广为人知,使两人之间的辩论成为公共事件,影响巨大。

尽管是一场文字之争,但并不是那么温文尔雅,相反,异常激烈,掺杂了个人意气成分,甚至到了撕破脸皮的程度。首先是“戴帽子”。耿定向认为自己秉承的是“圣学”,给李贽戴的帽子是“异端”。这是很重的罪名,比起后来清朝的所谓“名教罪人”,不说更重,起码也相当。好在这场论争像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论争发生于民间反映了学在民间的特征,不像清朝的名教罪人是乾隆定性的,所以仍大体保持在思想学术的范畴里。但对李贽仍发生了很大的杀伤力。他干脆以“异端”自我污名化,削发,发展了他性情中的偏执倾向,等等。李贽给耿定向戴的帽子是“假道学”,本心是为了大名,却说是为了追慕圣贤,本心是想高官厚禄,却说是为了国家社稷。心口不一。“假道学”的别名即“虚伪”“伪善”,这顶帽子从此成为理学家、道德家、宗教家或一般社会精英的“共名”,是对这几类人基本人格特征的描述和概括,如鲁迅《祝福》中的鲁老爷,西方名著如莫里哀《悭吝人》中的达尔丢夫,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主教,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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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层原因

天台论学之争的现实触媒如前所述,但更值得研究的是深层原因。这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李贽、耿定向自身的思想面貌,而李贽耿定向的思想面貌又是生成于特定时代背景。

(一)时代背景

1、现实背景。当时处于明中后期,社会非常富有,物质的丰富刺激了消费,发达的消费满足了欲望的同时塑造着欲望。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大型戏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等,从特有侧面反映了平民社会的消费的发达程度。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作为维系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德伦理观念的适应性变得局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势必需要有新的较大的发展来适应现实的发展状况。因为当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对新的社会状况提供合理的解释,人们的精神、心理势必处于悬晃、惶惑的状态,行为也进退失据,莫衷一是。明后期,一方面社会道德教条极端强化,而另一方面,各阶层又陷在前所未有的寡廉鲜耻的奢靡纵欲的狂欢之中。传统儒家学说不能有效维系世道人心了,生活于这样迷失时代人们安身立命的凭借只能个人良知良能的自觉,而没有外在的资鉴。

2、思想背景。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学说是王阳明的“心学”,即“致良知”的学说。这是儒学的当代发展。明朝本是思想专制特别突出的朝代,科举考试严格遵循宋朱熹的四书注,而不能逾越,随着社会发展,朱熹的章句之学,连同儒家经典的教诲本身,与现实脱节,除了禁锢思想以外,没有其他意义。王阳明挥扫掉故纸典册,以返身默识为学,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新生面。

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概念就是“良知”,本源于孟子。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驱逐了孟子的,王阳明把孟子请回来,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而他居然没有因此遭厄,相反名动天下,从者遍朝野,影响巨大,这说明时代需要。致良知学说,谓人人都有良知,即孟子所谓善端,能对道德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依这种判断践行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学说强调履践,知便是行,行便是知,知行合一。显然,比起宋儒理学建立在外在的、繁琐章句之上的准则,致良知学说高度化约,是简易之学,简易功夫终究大,支离事业竟荒唐。能为广大的人们掌握。

(二)耿定向、李贽的思想面貌

耿定向、李贽都是王学中人,并且都是王学左派、王畿学派的人。王学左派受禅宗影响很深。世界观方面主张道的超越性。当然,关注现实,有入世精神。在这里,耿定向、李贽显示了差异。王学所谓道是抽象的善,这赋予了王学儒家的性质,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入世的依据。李贽的道是超越道德层面的真,不再是善恶判断的依据,而超越了他们。也因此求道是向出世求。李贽向佛学走得更深入。耿定向表现出向传统的回归。他的道的内涵是孝悌忠信。

人生观方面,泰州学派主张愉悦人生的人生观。李贽服膺这一学说,并进一步发展了它,从而这也成为李贽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方面。耿定向则搁置了这一点。

李贽突出道的虚空性,这几乎和佛学弥合了。耿定向的道是大官,更务实。当时王学末流的弊端已现端倪,耿定向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李贽所作所为尤其让他警醒,激发了他卫道的使命感、责任感,赋予了他卫道的正义性。他著述讲学仍开口闭口“致良知”,然而他的良知的内涵是孔孟之训,强调为学必须落实于“人伦之上”,求道是为了济世,否则流于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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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

(一)从现实层面评价

1、耿定向对李贽至于他耿氏家族所施教育的影响的担忧可以理解。

2、李贽讥刺耿定向“假道学”是诛心之论,欲加之词,涉嫌人生攻击,若上现代法庭是不能作为起诉状的。而且,不计大是大非问题,日常伦理生活中心口不一是常态,除了有洁癖的人,能够包容。

3、耿定向说李贽“狎妓”“调弄优旦”涉嫌诽谤,。但这类指控只见于李贽的转述。

4、耿定向以他的地位之尊,容忍一下台干部论敌李贽长期盘踞其家乡,攻击他之余还出书布告天下,最后还与李贽和解,都表现了他的气度,他也没有让他的门生、乡人、朋友在他与李贽之间站队。这些人多是他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

(二)从思想史角度来看

这是一场新与旧、进步与落后、解放与守旧的思想争锋。李贽代表了新的进步的解放的力量与发展趋势。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行,需要李贽这种冲决旧有束缚,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先驱,否则,人类停滞不前。

从这个角度看,李贽比耿定向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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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实启示

耿定向和李贽争的是还要不要坚持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

耿定向说要坚持,李贽说这不合理。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古代没有宣传部教育部,学在民间,读书人常常为所谓道术争得面红耳赤。

耿定向一路做官一路讲学,讲要坚持,并不是突然和李贽较理,他也因一路

做官一路讲坚持而获得极大极好的声誉,遇到李贽时他到了快退休功德圆满了,没想到这时遭到挑战。猝不及防难怪恼羞成怒。

中国这块地面孕育形成,发展完善的思想学术,到这个时候已经全部起底了,就像一块地能收5斗豆子,任你再绞尽脑汁起早贪黑,也只能得这样的收成。再要想突破,契机只在于异域的新知识新思想传播进来,这是将近300年后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候所有的全部思想学术是儒、佛、道、文学、历史,等等。

耿、李论争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关于诸多传统的基本的思想命题的最后一次讨论和论争。此后,清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不是思想学术论争,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交锋,则是异域新知识新学问新思想的巨石投进传统中国死水激荡的波涛。

事实上这个时候儒佛道已经是你中掺我我中掺你了,不再是各自纯净的原质。

譬如儒学,孔孟子思的学说,经过西汉董仲舒、唐李翊、宋明理学家周敦颐“二程”陆象山王守仁的阐发,已不复是原始儒家。

这时候的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也是复合的,而不是只懂一家,像说要坚持的耿定向,他写有专门阐述佛学的著作,当然,他写作的目的仍在发挥他的要坚持,他论证佛家玄妙的道理其实儒家早就具备,而且更优化。(这是耿定向的牵强附会。儒学的不足,其一是社会的发展,变得复杂,原始儒家的学说显露出不适应性,其二,正是它思辨性方面的缺陷,原始、简单、粗糙、经验型,尤其佛学传入后,与繁复发达缜密的佛学比较,这些固有的缺陷更被放大。所以才有李翊宋明理学家援佛学改造儒学。)

因此,耿定向要坚持儒家,其实非常勉强。道术已呈现为杂合的状态,你坚持哪一种儒家?当世的正宗儒家是王守仁的“王学”。但耿定向要坚持的原始儒家,即孔孟之儒。

李贽等量齐观各种思想学说。这是耿定向所不能容忍的。耿定向坚持儒学的神圣性质,神道设教。

李贽说,各种知识、学说,没有高低贵贱,都可宝贵,都值得珍视,犹如稻麦蔬果,皆能充饥果腹,于人有益。耿定向斥其荒谬,申论“慎术”,造箭的人认真负责竭力造出最有穿透力的伤人的箭,造甲的人竭力造出不能被穿透的甲,两种人都有职业精神,认真负责的结果,却一个伤人,一个活人,不“慎术”行吗?

(这里显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两个人都遵循相同的逻辑范式,都言之成理,结论却截然相反,为什么?具体的逻辑本身没问题,问题是这种取譬、类比的思维方式的局限。而取譬、类比思维是中国传统论理的基本方式。)

李贽既然等量齐观各种学说,那么他就是以“我”为本。“我”是其取舍的依据。即既不本之孔子,亦不本之佛道。这也不失为一种路向。自古便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两种治学方式。但前不同于陆象山、王守仁,后不同于康有为的“六经注我”之“我”本是儒家之“我”,李贽之“我”是本体意义的存在,即是没有被格式化的“童心”。其著历史评论《藏书》,便是本之于“我”诠释历史人物事件,做出价值评判。

耿定向本之于孔孟,以孔孟为评判标准,做出判断。

他们谁都说服不了对方。

耿定向持论有充足的传统思想资源可凭借,有充分的政治正确的安全保障。但事实上是与现实脱节的,现实中的人们口衔圣教而实行淫秽。

李贽惊世骇俗,但却是与其当世现实发生的谐振。

明中后期是一个极度混乱极度享乐的时代。权力顶层出大权臣,出大太监,皇帝基本上相当于“虚君共和”政体中的象征性存在的君主。竟然有像神宗数十年不上班这样的事。他不上班也无所谓,首辅领导下的官僚系统足以保障幅员广大的帝国的运行。社会生活中奢靡淫逸流行。物质财富的富足足以保证一些人有条件极度享乐。李贽的学说提倡个性解放,肯定人生愉悦的正义性,驱逐道德,他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这些观念也足以拂去人们在佚乐的同时那原本已经极稀薄的系于道德感的不安。

道术之争当代也非常激烈,就是“宪政”与四个坚持的思想交锋。当代之争背后的政治动机非常明确。李贽不像当代“宪政”派那样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之否定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不是要改弦更张,要佛或道家上位,取代儒家。他对传统儒家的否定态度,可能出于生命体验。眼见儒家教化天下近两千年数十代人们,而世道仍是如此糟糕,尤其他自己活得那么难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症结就是儒家学说本身。这就是儒家学说教化的结果是尽培育出“假人”,即伪善者。

于是乃提出“童心”说。

由于在这个学说上传统思想资源比较匮乏,更不像后世有异域资源可资借鉴,再加上李贽本人的气性,他在树立新学说的过程中,有许多矫枉过正,显得偏执激烈。

他想象童心说培育真人,真人充斥的社会将是美好的理想的社会。

可见李贽是个理想主义者。任何一个宗教、思想学说的创造者都对未来充满憧憬。基督教如此,佛教如此,只是他们的彼岸在另外一个空间;儒家如此,空想社会主义如此,马克思如此。但人间不是天国,可能永远不会实现这些伟大思想家憧憬的情景。

作者张吉兵,黄冈师范学院教授,学报主编,黄州书局发起人。

本期编辑: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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