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领导干部公务车
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是与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汽车工业的民用化，公务用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其弊端日益凸显。
毛泽东与汽车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这种吉普车用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乘坐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1950年毛访苏期间乘坐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70毫米厚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挤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拥挤在“吉斯115”的车厢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坐“洋车子”到坐红旗轿车
解放后，中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辆。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市长，陈毅还是比较阔绰的，他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跟随陈毅时间比较长的是一辆伏尔加M21。此车曾大量装备前苏联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国进口数量不多。据围棋名将陈祖德的姐姐回忆：“当年陈毅市长常常派小车来接我弟弟祖德去下围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出版社一位朋友来上海看我，又不记得我家门牌号。他走到路口，便问陈祖德家在哪，果然有人知道，指路的人说，‘五十年代——常常有一辆小轿车停在他家楼下。’在那个年代，一辆小轿车，是足以引得满街尽知，叫人记忆犹新。”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月12日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大会
1953年7月15日在长春打下了第一根桩，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筹建工作的帷幕。国产第一辆汽车于1956年7月13日驶下总装配生产线。这是由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圆了中国人自己生产国产汽车之梦。
一汽实现零的突破
一汽是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生产基地。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汽车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点选择以中型载货车、军用车以及其它改装车(如民用救护车、消防车等)为主的发展战略，因此使得中国汽车工业的产业结构从开始就形成了“缺重少轻”的特点。
1957年5月，一汽开始仿照国外样车自行设计轿车；1958年先后试制成功CA71型“东风牌”小轿车和CA72型“红旗牌”高级轿车。同年9月，又一辆国产“凤凰牌”轿车在上海诞生。“红旗牌”高级轿车被列为国家礼宾用车，并用做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庆典检阅车。“凤凰牌”小轿车参加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活动。
地方车厂 开始建设
1958年以后，中国汽车工业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国家实行企业下放，各省市纷纷利用汽车配件厂和修理厂仿制和拼装汽车，形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热潮”，形成了一批汽车制造厂、汽车制配厂和改装车厂，汽车制造厂由当初(1953年)的1家发展为16家(1960年)，维修改装车厂由16家发展为28家。其中，南京、上海、北京和济南共4个较有基础的汽车制配厂，经过技术改造成为继一汽之后第一批地方汽车制造厂，发展汽车品种，相应建立了专业化生产模式的总成和零部件配套厂。
各地方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修理厂和配件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所形成的这些地方汽车制造企业，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汽车产品的构成，使中国汽车不但有了中型车，而且有了轻型车和重型车，还有各种改装车，满足了国民经济的需要，为今后发展大批量、多品种生产协作配套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这些地方汽车制造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片面追求自成体系，从而造成整个行业投资严重分散和浪费，布局混乱，重复生产的“小而全”畸形发展格局，为以后汽车工业发展留下了隐患。
毛主席亲自试驾新中国第一辆车
大事记
1953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
从1953年7月15日至1956年7月14日，第一汽车制造厂比原计划提前建成，生产出第一批12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
1956年10月，陈毅同志视察一汽。
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一汽；1958年，刘少奇同志观看一汽试制的东风牌北京汽车。
北京汽车制造厂创建于1958年，由朱德同志亲自题写厂名，是国家继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兴建的第二家大型汽车生产企业。
1959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观看国产轿车。
1959年冬季，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出了国产红旗牌和北京牌轿车。
代表车型
1956年7月13日，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自豪的日子，12辆解放CA10下线。
1958年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研制的“东风”轿车，开创了中国轿车生产的先河。
1958～1959年，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 (同年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 利用苏联提供的“伏尔加”轿车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先后试制出“井冈山”牌轿车、“东方红”牌中档轿车、“北京”牌高级轿车等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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