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读一本书 | 哀泣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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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我们的一生中，时间用各种语言来跟人说话：用天真、爱、信仰、经验、历史、疲劳、犬儒、愧疚、颓废等的语言。其中，爱的语言显然是通用语。

——约瑟夫·布罗茨基

小于一

-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

- 黄灿然 译 -

哀泣的缪斯（节选）

战前这十五年也许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无疑也是阿赫玛托娃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提供的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灭掉的人命，使她最终赢得了“哀泣的缪斯”这个称号。这个时期纯粹以纪念诗的频率取代爱情诗的频率。以前，她乞灵于死亡，以死亡来作为这种或那种感情紧张的解决办法，现在死亡变得太真实了，任何感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它从修辞变成无辞可修。

如果她仍能继续写作，那是因为作诗法消化了死亡，也因为她为自己幸存下来而内疚。构成她那组《献给死者的花环》的诗，无非是企图让那些弃她而去的死者来消化或至少加入作诗法。不是她试图使死者“不朽”：他们大多数都已经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因而已经足以使自己不朽了。她无非是试图管理存在的无意义，这存在因为其意义的源头突然被摧毁而对她张开大口；她无非是试图使那应受指责的无限与一个个熟悉的影子栖居在一起，以此来使无限日常化。此外，跟死者说话是阻止言语沦为号啕的唯一途径。

然而，号啕的元素在阿赫玛托娃这个时期和稍后的诗中却是颇听得见的。它们要么以独具一格的过度押韵的面目出现，要么以一句非推论诗行的面目出现，后者常常插入到在别的情况下连贯的叙述中。然而，那些直接写某个死者的诗，都完全没有这类东西，仿佛作者不想以其极端感情来冒犯听她说话的死者。不用说，这种拒绝利用这个终极机会来把她自己强加于死者的态度，是与她的抒情诗实践一致的。但是，在继续把死者当成活人来跟他们说话，在不调整她的措辞来适合“这个场合”的同时，她还拒绝另一个利用死者的机会，也即不像每一个诗人都在死者或天使中寻求的那样，把他们当成理想、绝对的对话者。

作为一个主题，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这种“纪念”体裁常常被用于行使自怜或作形而上学之旅，隐含生者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优越于死者，大多数（生者）优越于少数（死者）的意味。阿赫玛托娃完全不是这样。她使她的死者特殊化而不是普遍化，因为她为少数人而写，这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较容易认同他们。她无非是继续把他们当成她认识的个人，而她亦能感到，他们不愿意被用作通往某个目的地的出发点，不管那个目的地多么壮观。

很自然地，这类诗是不能发表或出版的，甚至也不能写下来再重新打字。他们只可以被作者本人和另外约七个人背熟，因为她也不能信任自己的记忆。时不时地，她会私下会见某个人，然后请他或她背熟这辑诗或那辑诗，作为一种库存手段。这种谨慎绝非过度：人们会因为比在一片纸上写几行字更小的事情而永远消失。此外，她更担心的是儿子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他在劳改营里，而她绝望地努力了十八年，试图使他获释。在一小片纸上写几行字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更多是对他而不是对她，因为她能失去的，就只剩下希望，也许还有理智。

然而，要是当局发现她的《安魂曲》，则母子的死期就近了。这是一组诗，描写一个女人的苦难，她儿子被捕，她在监狱墙下排队等待把一个包裹送给他，并奔波于国家各机构办公室，想打探他的下落。看来，这一回她真是自传性的了，然而《安魂曲》的力量在于阿赫玛托娃的经历太普遍了。这支安魂曲哀悼的是哀悼者：失去儿子的母亲，变成寡妇的妻子，有时候两者集于一身，例如作者本人即是如此。这是一个合唱队在主人公面前死亡的悲剧。

《安魂曲》的各种声音所表达的同情的程度，只能用作者本人的东正教信仰来解释；而使这组诗达至尖锐和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性的那种理解和宽恕的程度，则只能由她的心、她的自我和这个自我的时间感之独特性来解释。没有任何信条可以帮助理解，更别说宽恕，更别说熬过了由那个政权一手造成的这种双重寡妇身份，她儿子的这种命运，她被消音和排斥的这四十年。没有任何安娜•戈连科可以吞忍得了。安娜•阿赫玛托娃做到了，仿佛当她使用这个笔名时，她已经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似的。

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处理现实，把它压缩成某种可把握的东西，某种在别的情况下难以被心灵保存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民族都使用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这解释了她的广受欢迎，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使她可以替这个民族说话，以及把这个民族不知道的事情告诉它。从根本上说，她是一位人类关系的诗人：爱惜、紧张、切断。她展现了这种演变，首先是通过个人心灵这个棱镜，然后是将就着通过历史这个棱镜。不管怎样，你能够利用的光学方法大概就这么多。

这两种视角，透过作诗法而愈益清晰，因为作诗法无非是语言内部的一个装着时间的容器。因此，顺便一提，她才有能力宽恕——因为宽恕并不是一种由信条所认定的美德，而是世俗意义上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时间的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诗歌不管发表与否，都能留存下来：因为作诗法，因为这些诗充满了上述两种意义的时间。它们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永远比历史更长久。事实上，它根本不需要历史，而只需要一个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这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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