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里的阎锡山

编注：本文作者李蓼源，1925年生于河南开封。1942年起任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1945年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8年4月出狱。1952年后历任山西女子师范学校高师部教师，山西省政府高等教育处干部，太原工学院学报编委会编辑、主任，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初见阎锡山

一九三八年，我从河南流亡到西安。经父亲友人蒙藏委员会陈树人介绍来晋参加抗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二月的一天，第二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律焕德告我：“接到处秘书室通告，司令长官要传见你！”我理了理服装，匆匆赶到侍从秘书室。秘书徐崇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毕业于西北联大法学院的一位中年人。他带上事先准备妥的我的简历，同我走向阎锡山所居住的院落。阎院在吉县克难坡洪炉台时的西侧，院里并排有四孔窑洞，阎住在中间有套间的一孔。白纸裱糊的窑洞，显得安静整洁。我俩进去后，行了个鞠躬礼。阎锡山带蓝呢睡帽，着灰色卡叽中山服，圆圆的脸，带着一副托里克眼镜，浓浓的八字黑胡须，猛然看去有点象西洋史上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样子。他盘腿坐在窑洞中间炕上的一个小木桌旁，含笑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俯身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我的简历。可能由于他事先已知我出身于诗书门第，官吏世家，并经陈树人介绍觉得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吧，所以再没问及其它情况。约摸有一刻钟时间，他提起毛笔在“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用笺”的信纸上写了“口缄”两字，递交给我。接着说：“好吧！你和徐秘书在侍秘室工作吧！”我和徐遂退了出来。出门后我问崇寿口缄是什么意思。他说：“口缄就是注意保密。”隔日，我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军务处的委任状，任命我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侍从秘书室秘书”。从此，开始了我数年的秘书生活。

侍从秘书室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以及侍从医官室、侍从参谋室、检点参事室，都是战区长官阎锡山的侍从机构。我去时，主要秘书有徐崇寿和陈过。其他尚有管理书籍、处理文书的秘书二人。当时秘书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的讲话稿，逐年编印成册。之后，兼收阎的亲启信件，每天三、二十封不等。

阎的许多工作形式，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的讲话，称为“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要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等。冠之以干支韵目，便成为什么“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等。秘书室收到的亲启信件，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组政军教经人员的表态信、决心书；二是工作的建议意见；三是反映人事情况；四是申请补助、救济、要款、要药、要照片、请题字、题词等。这些信件中的表态信和决心书，秘书室均复免了事。较具体的由主任秘书定时进去请阎批示。向阎要求补助的，大多为阎的旧部和遗属，如李服膺的遗孀等，阎见信一般都批点钱，由专款特费开支。要药的大多为阎的高级干部，由于当时医药困难，向阎锡山要盘尼西林、日占区买回的广升誉定坤丹等。阎大都批交待医室杨镇西、张子仁、袁雨三等医生送给。一九四○年前，他对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主动批送药物之事。如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续范亭同志等给阎的信中就提到：前年蒙赐乐努食丁，效力特大，未知尚有余存否？倘能再给二、三十针，甚所切盼。要阎照片事，自“署期讨论会”（即“洪炉训练”）后，阎为对一些高级干部进行笼络，表示亲近，由侍从长张逢吉大量洗涤印了阎的戎装关身或全身照像，凡有请赠之高、中级干部，阎都批给。对外宾或特定赠送人员，他还亲自题字，籍示优渥。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各专、县要求为“模范人物”题字、题词的所告甚多，阎着侍秘室准备大小尺寸不等的红格宣纸，在他事情较少、时间宽裕时，便把秘书叫进去，按照题词句，伏在炕桌上经毛笔书写。如什么“不容不人”、“革命干部”、“劳动模范”、“铁的战士”、“合谋模范”、“忠贞干部”、“松筠劲节”等。一九四二年陈诚到克难坡见阎，临别时，他请阎题词留念。阎给陈诚题写的词是：“当仁不让，勇者所为，西安北危，系公一身。”同年十一月一日，给胡宗南题词时，阎颇费思索。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想了条幅上联的词中：“力凭理壮，理凭力伸，培力讲理，为国之务；”下联的词，他走来走去未能想出。时秘书徐崇寿和人均在。徐帮助凑了四句：“民赖军保，边赖民助，和民治军，抗战之基。”阎听后，仰头想了想。认为还好。记得他当时还说：“胡宗南部队军纪不好，这样写，对他有些刺激吧！”但经考虑，他还是挥笑写下了上下联。并上款写：“寿山兄雅属。”下款写阎锡山书。“陈、胡均系蒋的亲信、红人，阎曲予应付，亦有不得以之苦衷吧！

我在秘书室时，还记得一颗“匪首”印章的事。一九四二年六月间，阎着侍从秘书室雕刻木制印章一颗，文曰：“匪首”。并嘱咐主任秘书凡由阎签“山手”上加盖“匪首”字样的图章，这样的信一发出，军政要员惊函纷至，要求对此事“彻底追查，严予惩办。”阎见到反映信件，极为高兴，并口述“手谕”，寄发军师专县。记得阎“手谕”大意是：“你们见我的名字上盖上‘匪首’印章，深为不快，并表示义愤，表现了你们爱护领袖的忠贞。但这件事乃由于军队、行政有扰民害民行为，致使人骂我为‘匪首’。欲除此污，责在大家。望我军政人员，不再侵民扰民，则此污可脱，此耻可雪，此章即可不用。”这颗“匪首”印章，大概于一九四四年秋，阎进驻隰县、孝义后，便弃置不用了。此章为阎自定特制之物，在其历史上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笑事。

阎的一天生活

侍从秘书们以及阎的军政高干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阎的安排时间表来转。大家都起早睡晚。我们几个秘书经常以“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蔬漏五更寒”的诗句形容高干们黎明起床，赶到阎公馆外边，听候召唤的情景。

阎的每天生活，都是头天晚上由检点参事拟出次日的时间安排，经阎同意批“可”后，照作息时间表进行活动的。阎可能由于年老的缘故吧，他醒得早，起得早。一般四时半或五时就起床了。接着吃早点，稍事休息后，便开始批阅由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呈送的电报和重要文件，六时至七时半参加朝会。那时阎统区都要在统一时间召开朝会，各县都有无线电联络。阎在克难坡讲话，晋西各县都能听到。朝会内容大都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或传达或议论。有时由军政负责干部宣读文件，秘书们宣读些重要函电或“手谕”。最后由阎讲话。阎因事未能出席时，大多由赵戴文、杨爱源等代理主持。各专、县朝会都由当地驻军的军师长或地区统委、专员领导。阎参加朝会入场和出场时，同志会的专职干部照例带头呼喊：“会长万岁！”“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朝会结束，阎稍事休息。从八时至十二时接见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王怀明、薄毓相、邱仰浚等研究工作或召开组政军教经某方面的会议。阎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一两个小时。他不是和衣而卧，是如晚上脱衣就寝一样。副官们说，这叫做“子午觉”，是养生之妙法。一天等于有两个早晨，睡起精神极其健旺，这是他年岁虽高，而精力旺盛的原因之一。他醒来便拍巴掌叫人，以代电铃。这时，大都由中央社驻道脑部办事处特派员兼山西《阵中日报》社主任郭星符进来去为其朗读当天所收获新闻电稿。阎边睡边听，间亦插些问话。听过新闻后，即行起床，侍从医官打针，由侍从副官或侍从长为其穿衣。午休起床后，便开始了下半天工作。下午开会和会客居多。晚饭后，着主任秘书进去交待有关信件。侍秘室书信日多；阎只令挑选重要者五件送阅，其他令侍秘转主管委办厅局处理。有兴致时，他题些字。直到十一时左右始睡。有些重要军事会议，往往也开到夜一、二时，但侍从秘书多不到会，由侍从对谋参加记录。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时间安排大都如此。

抗战时期，阎生病时不多。大概在一九二七年左右阎曾患过胃病。这年他从武汉开会回晋的一首诗里曾写到：“胃病传出去，医方雪片来，愧我无建树，空使世人怀。”一九四一年克难坡署进会时，阎还参加过“反欺绝食”。一九四二年他曾病过短时间。他的“《病中感怀》诗里说‘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今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似此流？”总的来说，阎的身体是好的。他曾同侍医们说，早年德国医生为他检查过身体，说他肺部特好，足享百岁，云云。在秋林、克难坡时，阎有空闲时间，也由副官、卫士搀扶外出散步。在克难坡，他对窑洞工程有兴趣，常叫来长官部二办主任张桂山、工程处长李其昌、田霁亭，问询建窑工程时度、质量，有时边看、边说、边问，指指划划，兴致很高，克难坡建了一些集肝之所，如实干堂、乐干堂、洪炉台等，都是经阎审阅图纸以后修筑的。侍人人员和家属的宿舍，他往往写个“手谕”，着工程处挖窑洞，表示关怀。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一行动，就四面警戒。内勤部队、侍卫队、警卫队、宪兵司令部立即布岗。秋林、克难坡时期，住在山沟里汽车很少，也难以行驶。阎在秋林出入龙吟沟，虎啸沟、都骑毛驴。毛驴左右，常有卫士数人扶持。某外国记者在秋林见阎后，通讯报道戏称阎“毛驴将军”。到克难坡后，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个人乘用。阎同乘人力车，副官、秘书、参谋、参事及临时请求问题的高干，大群相随。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捶腰的、捶腿的。克难坡时，为阎进了一辆黑色小轿车。每乘汽车由克难坡去吉县、乡宁、隰县时，沿途数百里阎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两、三天前便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的警卫军长傅存怀、晋绥宪兵司令樊明渊分别骑着马和坐骡，带着警卫，沿警戒线进行巡视。进至阎专车过后，始行撤岗。在国内旧军阀中，除蒋介石外，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可能就数阎锡山了。一九四一年陈诚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到克难坡见阎，他身着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穿高腰黑马靴，仅带秘书、副官各一人，轻装简从，至为精干。阎侍从人员见陈后，背后纷纷议论说：“看看人家陈辞修，我们老总真是‘同武将军’威风八面，派头过大了！”

阎锡山衣着向由侍从长、侍从副官照料、代穿。记得的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纽扣未扣，参加朝会的一位“不容人不”的干部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面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衣服不整，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的做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这时张逢吉立即站在洪炉台前一角，自打嘴巴两下了事。张逢吉随阎多年，由老勤务人员而至侍从长，据说阎不如意时对张掌嘴、掴脑袋乃属常事。

阎公馆外有一鸡鸭场，备其膳房待客和家属日常生活之用。据公馆厨师说，阎喜吃其五台家乡饭。他们私下开玩笑时常说：“司令长官是河边的馍馍，大兴的糕，山药蛋烩菜里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注：“河边”、“大兴”均系五台县的村名。“麦转转”是青麦粒碾成的丝条）。”在克难坡时，同志会利用阎的生日，还组织过“农民代表访问团”到阎公馆参观阎的起居生活，然后记者写出文章说，阎“疏食布衣，宵旰勤劳”。这也是旧官场吹捧权贵的一种惯持吧！

口述与笔录

从清未至民国，阎锡山历任封疆大吏，他幼时读过“四书”，及长曾学习于武备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应该说他是“见多识广”，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经验，也有辩论和文论的基础，所以他除对极少数清未、民初念书的有工底、有功名的人士赵戴文、崔廷献、贾景德等外，对一些留学生和大专院这生充任他的秘书、参谋所写的文字，他大多不甚满意，特别是以阎出面的文告、训话之类，大都是把侍从秘书、参谋叫到他炕上放的小桌边，由他口述，由秘书参谋笔录，然后交主管军政高干去阅。在这种情况下，如杨爱源、孙楚、王靖国、郭宗汾、王怀明、薄右丞等，充其量不过在文字、事实上作个别订正、调整，主题思想和文字结构都不会大变的。

我任秘书时，阎五十多岁，精力还很充沛，记得从一九四一年“署期讨论会”以后的许多政治、边事、经济等较重要的论述，大都由他亲自改动。特别象《村本政治》、《连本军队》、《兵农合一》这些专著，他对主管厅局长、军师长写来的初稿，多不满意，有些几乎全部推翻，另由阎口述笔录而后交《阵中日报》社印刷厂付印成册。在克难坡时，经常看到孙楚、王靖国、王怀明、薄右丞以及后来曾任军管区参谋长的张凤翔，被唤到阎公馆去听阎讲述和笔录的意见。有些军政负责人常因写的东西向阎交待不了在侍秘室吵吵嚷嚷。有位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参谋刘玉年，因陪同孙楚笔录阎的军事言论—“三只老虎抓子的战术”，常累得满头大汉，叫苦不迭。有时写长篇，阎中午或晚上让一些高级干部和秘书、参谋在他家吃饭，饭后稍事休息再写。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阎电召重庆铨叙部部长贾景德专程回克难坡，协助起草准备向日本妥协的《亚盟宣言》。为了避免干扰，阎与贾暂住于古贤村寓所，带了徐崇寿与陈过二秘书去抄录。这个《宣言》是阎对日本的建议，我看过这个《宣言》。大意是说：“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国印度为大国，东亚问题之中心是中印日三国。应集合各国民族之优秀者，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协谋亚洲民族之解放，并建立亚洲大同盟。”阎在文中提出：“亚洲同盟，应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增进自荣”等若干建议。记得最后一句是：“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日本人士，其有意乎！？”这个《宣言》稿，据知阎曾着王怀明等留美和留英学人，译成英文，并托人送交印度领袖尼赫鲁参阅。

阎锡山经常也以《客问》的文体，抒发他个人的意见。《客问》的问题，多为其个人假设，或综合情况概括出来的。他的这种文字，多载在定期刊物《革命生活》和《革命动力》上。这两个刊物，前者为同志会刊物，由早年留日学生张养田主编；后者为政治会议刊物，由邓怀冰（励豪）主编。定稿前，他们都要定时间见阎讲讲内容，作一番交待。阎有时看看主要文章，有时临时口述增加些内容和意见，然后批“可”，始行付印。

阎锡山阅历记事甚广，有时笔录他的讲话不悉古往今来、天南海北从何说起，也有一定困难。有次笔录，他一开头就是“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客”。由于他的五台方言讲得快，我听不惯，所以一时发怔，弄不清楚。但他未发脾气，用手指在小桌上写了这句话。并说：“查《汉书·霍光传》。”阎有时也用毛笔草书写出些文字来交侍秘转送。王莽谦恭下士时，假如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还有一次写：“大旱三年，犹有怨雨之人。”他的话，当时都是有所表白或有所指的。

文章和日记

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军政权要，为在：“立功、立德、立言”上做到“三不朽”，一生大做文章，并留下不少日记。他的文章，除一些专著，如《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外，大多集辑在他的《言论集》里。阎在抗战前有《阎伯川先生言论集》和《升降旗讲话》。这两个集子，抗战中在秋林、桑柏时，曾有二战区长官部现代化编译社方彦光、许预甲、徐崇寿、于飞黄等作过整理和重编。秋林、克难坡时，曾先后由杨怀丰、徐崇寿、陈过和我编辑过他的《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论集》，不下数十万言。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均为阎口述笔录而成。抗战胜利回太原后，我被阎以“伪装分子”扣捕后，其言论集曾由长官部机要室编印，并在北平排印出版。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抗战时期曾请留美留英的几位学者、教授译成英文精印，扉页并有阎任督军时的照片，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带到美国分送政治、经济界人士。

一九四二年我在秘书工作中，曾阅览并摘录过阎的日记。阎的日记开始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阎自述：“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阎的日记特点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阎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作准绳。”阎记述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但我看阎的日记，也不全是记理，也有记事。一九四二年时，阎的日记已有三、四十万字。他在克难坡时，逐日将需记之事自己写出或靠秘书录出，然后由文书秘书毛笔恭录于其大本日记册内。当时誊录秘书为刘旭华，字东初，中阳县人。

阎的日记内容大体上分以下五类：

一为重要事情的记载。如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的日记，就记载了他从大连乘飞机回晋途中经各地的详细时间。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傅作义去河边村见他的情况：“傅总指挥来村云：何委员长（何应钦）托商三事：一外交方针如何定；二华北如何安；三察事如何了？余答：外交取均善；华北安须裁兵；察事首位冯。”

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阎致石家庄蒋介石电说：“……山向来追随钧座……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再如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记载了矣学良的来信。信说：“李金洲反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前嘱劲成（翼翘）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十月十五日记载了阎致张学良的信：“劲成兄莅并，赉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迳成兄代达。”

三为个人感怀、警句和论点的记载。如一九三一年在大连时记：“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井，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已。”“求学当如大喇嘛的秤，毫不为外动，处事当若真如镜胡同，来甚照甚。”一九三三年在河边村的日记：“余立省营业公社，志在与省赚一万万元。”“欲经济济世，须精于算。”“计算的笔头下有金钱，有太阳，凡事能计算得当，能省钱，能省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记：“黎黄陂（黎元洪）说：能出世者能入世，能杀人者能救人。我对下句极表同情。”一九三七年的日记：“（对联）对在中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履中踏对。”又记“读书防迷，作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一九四二年的日记载：“吾五十前爱水，五十以后爱山。”又记：“鹤峰（张培梅）先生与余诀别书中有云‘我已变为厉鬼矣，你是夹河而战，但我之灵魂一定助你。今竟验其语’等。

四为阎本人诗词的记载。阎一生写过不少诗，总有百余首。但诗近打油，多不合韵律，本人也仅求其顺口而已。如一九三五年阎去南京开会的诗：“大会五开两谒陵，赞反齐来冀国兴，当局若再无良策，再图盛聚未易能。”一九三七年武汉开会的诗：“廿余从政心气哀，性不能改枉北来，世间那有急迫事，语不从容口不开。”《弃雁绥工事》诗：“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又：“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师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勾注撤兵》诗：“撤兵令下意凄凉，指挥杂军愧无方，原有平型复南口，孰意茹越陨鉴堂！”《走五台山》诗：“雪天澈夜走清凉，飞灯光辉遍山梁，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泞泥衣带霜。”《原平战役》诗：“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忻口役》诗：“忻口布防得从容，全凭原平抗敌功，假使娘关不失败，岂能念三任敌攻？”《自动诗》：“汾失陷第七日，运动战略大展开，向来被动今生动，捷报一日十三来。”一九三八年《夜走峻坡》诗：“荷戈戴月走峻坡，卫士扶驴汗土和，强敌唯有到底抗，民族复兴尚疑何！？”《生日有感》诗：“九月初八五六过，空逝岁月愧良多，民困国难老益壮，抗战复兴须执戈。”《五龙宫除夕》诗：“六路攻吉行营迁，雪拥山超马不前，拒绝诸将西渡请，五龙宫中过新年。”一九四一年“洪炉训练”时，他还写了一首诗：“一角山城万里心，朝宗九曲孟六深，乾坤俯仰无终极，愿把洪炉铸古今。”

五为阎家关于家事、国事和一些记载。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阎在日记中曾详记了其父阎子明病故前后情况，并兼记了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原文是：“本日午前十一时，父弃养于文沱草庐。先是于去年旧历年前，山由署归，见父颜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在村办公十阅月。本年十一月，次陇由平回，传蒋介公意，决亲至村谒家父。奉命辞未获，遂至省候陪。于十一月九日，陪介公来村谒父，后随反省。次陇复传介公意，并言欲商两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如何始推行全国？故与介公往来路车中尽谈此二事。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而绸缪，给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渡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后摧残。介公问非常法，余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介公遂约定派专员来详讨，因候。嗣派徐君青甫至，商讨数日，徐君甚同意情，持折归。余正拟返村，十二月一日电话中闻父复咳嗽气短，小便短少，即日归视，面色体温脉搏均如常，唯饮食大减。医之，气短咳嗽，小便与饮食未效，病十一而逝。临终余令三子及孙女至父犹捉手点头……”又如一九三八年二十七日阎还记了他祭执法总监张培梅文。原文是：“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自了，遗其妻子，别其朋友，君乃自了矣！我则不作如是感。我国有二千年大一统之光荣，亦随有二千年大一经之遗毒，使维新革命均无大效，经此疯狂自损之日本军阀一大打击，必能去旧鼎新，而成现代化之国家。我不悲观。途中靠我，君服毒得求矣，至宁（注：大宁）乃知君已矣，使我惨然。继思君结果矣，且有果结矣，遂转我念。君之清廉无职，我所素知，家庭生活我负其责，君可释念。”再如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阎在克难坡日记中，曾《记梦二则》，未悉其意何指？原文是：“余梦中急闻声：余老祖也。余曰：老祖，仙也，余，人也。仙人不可轻遇，请避之。老祖曰：余告汝抗战前途。余曰：闻佳音不能不喜，闻恶音不能不忧，喜忧皆于前途无益而有损，余不敢闻。老祖曰：善哉！”又：“余梦在都中赴宴，坐四十一号，介公忽到台上，舞毕请予继之，遂出场。余登台向众道：余不习舞，余可以歌导舞。初歌‘风萧萧兮易水寒，’至寒声不之战。众赞之。歌毕众请续之。继歌‘大风歌’。至‘云飞扬’时，手如飞燕。至‘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时，挺胸重足而行。众鼓掌。至‘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撒手而表悔意。众默然。梦遂醒。”此外，阎日记内还载有抗战时在岭口行营督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遗呈》等。

阎日记内容极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不同时期处人处事的思想、态度和原则。同时，日记也保存了他统治晋绥数十年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思想。他的日记，抗战时列为保密文件，是研究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史料。

家事片断

从秋林至克难坡，阎锡山公馆居住的家庭成员，主要有他的如夫人徐兰森；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及其丈夫梁蜓武；五堂弟阎五垲与弟媳张毓芬；二儿媳赵绣锦和孙儿树楹、孙女树榕。

阎共生五子：即长子志恭幼夭，次子志宽，二十岁病死四川，三子志信亦幼夭，时只有四子志敏与五子志惠在阎身边。当时志敏约二十岁，志惠约十八岁。为了使他们上学读书，阎在其公馆里设了书房，分请中文、外文、数学等教师，按教育部印发的课本讲授。阎按年节着侍从长送教育兼课费。当时王葵经、徐崇寿教古文、公民；刘懋功教现代文；田毓中教数学；赵凤鸣、王怀义教外语；梁祥厚教史地。我听李冠洋说，他曾问过阎：“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入正式学堂读书？”阎说：“孩子入学，有人骂几声军阀，他们就受不了，就会赤化，跟上人走。”阎也想把儿子教育成人，对儿子常讲慈禧的事。说西太后常告皇家子弟，“待人要有礼，善处老百姓”，否则，“小石头也会把你绊倒的。”的二儿子志宽世时常参与赌博之事，阎屡告诫。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了此事。原文是：“志宽曰：余知赌博之为害矣，欲戒之。余曰：戒之甚好，不戒，身体、家务、事业均必为其损害，然必须戒之而不再开始，始可戒之。若戒之而又开之，其受赌博之害仍然，反使人加一层无志气之批评，而更致人看不起。”一九四一年日记载有：“五子呈阅戒酒誓词，嘱曰：能管住自己才是大勇。”志宽少亡于成都。阎对其留下的树楹、树榕两个儿女，极为锺爱，视同掌上明珠，暇时常让孩子依偎其左右。对他俩的作文、描仿，常着人拿进，亲自阅改。

阎继母陈秀卿、原配夫人五台大建安村徐竹青（字友梅）、如夫人徐兰森（大同籍），偕同家人等抗战初期常住四川成都、灌县。一九四一年如夫人徐兰森携二子先回秋林，次年阎继母、原配夫人偕二儿媳及孙儿、孙女等回到桑柏居住，后又接二儿媳和两孙到克难坡。阎和原配夫人徐竹青见面时话也不多，但感情还是好的。一九三八年阎写过《忧妻病》诗：“子电传来妻病沉，远道流离糟糠心，胆石原系缠手病，主病无由听好音。”便是记徐竹青的。

阎五妹夫梁蜓武，系民初山西咨议局长梁济善的孙子，高级顾问梁上栋的侄子，清华毕业生，后留学日本。抗战时任过省府社会处长，战区党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抗战开始，梁曾积极于战时青年和新闻报道工作，但在晋西事变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则做阎日伪间活动的代表，所以在秋林，克难坡很难公开见面。其五堂妹阎慧卿初通文墨，抗战时随阎左右，为阎料理衣食起居。由于阎的关系，即在克难坡做过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战时山西儿童保育会主任。山西儿童保育会会长则由如夫人徐兰森充任，但实际由阎慧卿负责办理一切事务。一九四七年又兼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有些会议，秘书代拟讲稿，她到会宣读。社会活动，即除与妇女工会负责人和赵纫秋等接触较多外，一般极少同人来往。她实际上是个家庭主妇型的妇女，不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但由于和阎的宾庭关系，为人讲些人情之类的事也是有的。据徐墉若说：宗复、中枢及我后来的扣捕、横遭猜疑，皆曾托阎慧卿从中转圜。

阎家的私产，数目不详。据知，当时他多委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协理曲宪治（系阎表侄）承办经管。抗战胜利后，传说财产多转移美、日和台湾。阎甚为迷信，众知抗战中他曾多次改变地名，以求吉利。他相信生辰八字。有次生日他和亲属们说：“相家说我八字像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听侍卫们说：“他也很喜欢在夜晚出外散步，观察星象。并指某星为本人，某星为蒋、汪”等。阎每年元旦日早晨，就把秘书唤进，由他口述，笔录“遗嘱”，或修改去年所写的上蒋的“遗呈”。他的“遗嘱”有遗致山西部属的，有遗致儿孙的。对自己的“遗嘱”，他在日记中也这样写过：“去年遗嘱成废纸，今年遗嘱将何如？”记得每年“遗嘱”的首句多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余今已五十有几矣……。”这些“遗嘱”作为“密件”由侍从长张逢吉保存。

阎对外界反映极为敏感和重视。如在秋林时，某外国记者曾说他每次理发，辄令一卫士以手枪对准理发师，以防万一。他看了很恼火。在其自述《传略》时作了反驳。有人曾问过阎的理发副官贾云青，他说并无此事。有人说他“吸鸦片”，阎也深有反感，说自己“提倡烟赌脏欺自治禁绝。”听侍从副官们说：“未见阎吸食过鸦片。克难坡时，美国人曾赠他‘骆驼牌’等香烟，偶儿香烟一支吸品之事则属有之。”

阎有时也易动感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当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十分激动，频频以手帕拭泪，并连说：“这是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同盟国的最大损失。”记得当时他曾着秘书记录了他悼罗斯福的文章。在悼文中说罗的逝世是个“惊人而且最压迫人精神的消息”，并使他产生了“两个意念”：“一为对主宰发生了怀疑；一为在人生观方面动摇了信念。”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病故在太原。他也很悲痛，亲书挽词曰：“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未尽身先逝；左无从，右无和，余缘未尽影空留。”“上有老”即指其继母陈秀卿尚在。阎早年在《家居病床与妾谈旧病有感》一诗中，曾写到：“身修而后家自齐，齐家尤赖好夫妻，已过尽是伤心事，旧过那堪再重提。”也是说的徐兰森。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出走南京前，将其继母、原配夫人、四子、五子、二媳、五堂弟媳等家属先期送往上海后转台湾和美国。其五妹夫梁蜓武则先期由上海转赴日本。五堂妹阎慧卿则于阎去南京后，在太原解放前夕，同梁化之在绥靖公署东院内命卫士身浇汽油自焚而死。

阎和赵戴文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山西旧政坛上齐名的人物。他们是五台同乡。一为河边人，一为东冶镇人，相距仅十五里。但阎锡山说，因赵年长，在家乡并不认识。他们相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阎在士官学校，赵在宏文学院，两人参加山西同乡会始熟悉的。之后阎引赵见过孙中山，并介绍他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赵在山西历任都督府秘书长、督军署参谋长、将校研究所所长，第四混成旅旅长、总参议。并在察哈尔任过都统、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前，赵在南京也做过官。荣至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蒙旗自治指导长官、监察院长，这和阎的推荐有关。实际上，赵是作为阎的代表身份而留在那里的，并曾一度成为蒋、阎中间的缓冲人物。

蒋、阎中原大战后，阎去大连，赵陪随之。听李冠洋说，阎在大连期间，赵每天为他讲《易经》并讲岳飞、文天祥、太平天国、义和团诸事。赵戴文一生，尊崇孔孟，兼研佛学。他在日本时，王学极盛，赵很重王学，然而他又恐王学流入放荡，故又取法程朱。佛学是无事人的一种高深摆设，不是人事上应该有的学问。故从大连回晋后，赵很少同阎说及佛学。但赵对佛学至死坚持不辍。他曾兼任山西佛教协会会长。战前，他还在文瀛湖畔，自设禅堂，以居士身份吃斋念佛。

阎锡山和赵戴文在政治上合作与私交都好。在阎的早年日记里，多次讲到赵戴文。如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写道：“次陇（赵戴文）由连（大连）归，深感外患而内部不能团结之危险。”一九三二年三月牙日的日记写：“动念不对，次陇屯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极身家之虑者，亦赤形忧色，昨言及人心瓦解，国将有应付中亡之，痛哭失声，非有所惧，乃有所伤也。”十二月五日又记：“华北何计良，国是无主张，二次（次陇、次宸－徐永昌）伤国泪，疚心亦断肠。”这些都说明阎、赵之间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赵被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忻口战役后，太原弃守，阎与赵转称临汾、秋林、克难坡。阎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任会长，赵为副会长，为阎参赞军政组织大事，是名副其实的“总参议。”平日，阎、赵互相推重。公开场合，阎称赵是“赵主席”、“副会长”。私人场合呼赵是“次陇”。在家人面前称赵是“老先生”。赵对阎极尊重，公开、私人场合都称阎“司令长官”、“会长”。赵尝语人：“我与会长、君臣名分定矣！”抗战时期，赵虽系省政府主席，但厅局长诸事均先对阎请示，然后向赵打个招呼。赵从不同阎争权。

一九四一年，我任秘书时，赵的克难坡住宅在阎院之外，周无围墙，窑洞东侧有平房七间。除赵的寝室、会议室外，其他房为参事徐培峰、白怀俭、秘书蒋云青、副官王梅居住。赵无卫队，由阎的卫队兼为警卫。他个人无膳房，而是在阎公馆膳房搭伙，按时由副官取饭。他穿衣也不讲究。我记得至他病故前，经常就穿着那套肥大褪色的粗灰土布士兵军衣。他的生活很规律，早起晚睡。每早和黄昏由副官搀扶散一散步。在克难坡时，每早一起和阎参加朝会，拄着手杖站在洪炉台上。阎因事不参加朝会时，他代阎主持朝会讲话。每天照例参加一些军政会议。有时代阎接见一些外宾。如陈嘉庚由程天放等陪同领南洋华侨战区慰问团至克难坡时，就是由赵主持接待，并在大会致词欢迎的。

克难坡有个砖砌的长方形窑洞——实干堂，这是个集会的场所。赵戴文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多次在此处为首脑部干部讲学。主题是讲“明德”。他把“明德”比作“活东西”。要人们的“明德”活跃起来，发扬“良知、良能”作用。当时赵戴文让我为他讲学作记录。他围绕《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五经，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也讲廉洁、讲节操。他要干部学大禹“卑宫室，恶衣服”，“胼手胝足为大众服务”。他对坏人恶事，贪污腐化，非常气愤，有时举起手杖痛斥，声震屋瓦。他讲了半年，我把记录的讲稿念给他听，经他补充修正，定名《赵次陇讲学录》出版。一生尚有多种著述，如《周易翼邵补正》、《孟子学说》、《答问录存》、《军事讲演录》、《清凉山人文稿集》等。

赵戴文很爱人才，也有正义感。杜任之同志在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省政府任过秘书，赵颇为赏识。抗战时期在孝义曾因“通共”被阎押回克难坡，并拟绳之以高干纪律。赵知后，数次向阎进谏，卒得脱险。再如阎日勾结甚器尘上之际，社会纷传阎要回北平任“华北王”。听说赵曾沉痛谏阎，讲以大义，卒使阎朝会表态：“我与副会长义无反顾，抗战到底！”

赵戴文共生四子、五女。四子中的前两人效复、仰复早故。抗战中只有宗复、景复和儿媳、孙辈常来探视。他有五个女儿，长女嫁张树宏、二女嫁徐士珙、三女嫁杨士达、四女嫁张复之、五女嫁崔培成（崔廷献的儿子）。赵的老伴姚松贞在三原死后，赵就极为孤独，晨曦、昏暮，常手数念珠，对着《金刚经》和《般若婆罗密朵心经》喃喃有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初一日）他患肝癌，医治无效故去，时年七十七岁。他去世时，阎锡山正在吉县建军，匆匆赶回克难坡，并亲写祭文悼奠。祭文未尾曾有：“愿你成其学，化育赞天地”的辞句，语极悲恸。赵戴文临终嘱在其墓碑上刻：“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大概表示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为国民党权要，终为国民党人吧！当他埋葬时，重庆国民政府派徐永昌来克难坡致祭。他的灵柩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晋西运回太原，先停灵崇善寺，后在兰村窦大夫祠旁择地埋葬。“文革”开始，他的墓为“红卫兵”平毁。

赵戴文字次陇，是仰慕清朝著名知事陆陇其而起的。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阎锡山出席民族革命同志会基干大会“明明德”教育座谈会时，对与会人员讲了赵戴文一生值得推崇的“八个没有”。就是：一是没有瞒过一个钱；二是没有瞒过一个人才；三是没有偷过懒；四是没有畏过难；五是没有显示自己才能的意念；六是没有轻视过人；七是没有厌过学；八是没有厌过教。阎对赵的评价，也正反映了阎于赵一生紧密的政治联系和超人的相互关系。

阎、蒋等关系

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同蒋介石关系表面上互相恭维，骨子里各怀心思。当时阎处晋西一隅，为取得蒋的支持，不得不仰蒋鼻息。蒋于抗战时，每与阎来信，都亲昵地称阎为“伯川大哥”。但阎给蒋信，一律是“委座钧鉴”。记得一九四三年秋，蒋介石到西安，曾电邀阎去陕会面，但阎托词未去。我曾见阎亲笔致蒋手稿上写：“委座钧鉴：闻钧座北来，山本拟力疾前来面陈种切，无奈入秋以来，疾甚重，未克如愿。今特派赵总司令印甫、王总司令治安代山前往晋谒，面陈此间情况，请予指示为祷。敬请钧安。阎锡山。”蒋对阎也尽量设法搞好表面关系。当时第二战区的晋绥军和第一战区副长官圾宗南的军队联防。胡是黄埔学生，比之阎的资格当属后辈。为了拉拢关系，同时摸阎底细，一九四二年间，蒋暗示胡宗南和陈诚先后到克难坡见阎。胡、陈对阎极尽恭维，使阎颇为高兴，在同杨爱源谈话时，赞成扬胡、陈“识大体”，“不负蒋先生对他们的器重”等。但阎、胡部队也有矛盾冲突。如河防上阎的第八十三军和胡的第三十四军集团军的属下师旅，就常有磨擦，听说有次阎很恼怒，就令第八十三军某旅解决了胡部的两个连。后蒋闻知，不让和阎闹翻脸皮，特派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带师长等高级将领去克难坡见阎。记得李文等到的当天晚上，阎在赵戴文的会议室设宴款待，融洽关系。

阎虽系同民党中央委员，但对蒋介石党团在他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极为反对，当时同志会、敌工团活埋三青团骨干的事，时有风闻。胡宗南在秋林派了个中将高级参谋王泽民，阎听说是搞国民党、三青团情报的，屡求见阎，均被拒绝。副长官杨爱源的一个秘书李寿林，山东惠民人，民大一期学生，颇有文才，与我私交至好，我曾推荐他到侍秘室任秘书。因被人靠发他有三青团和共产党双料关系，被保安委员会杨贞吉扣捕，并对我进行询问。李早曾告我他参加过民族革命先锋队。我把此隐过，并写长信为李剖白。后讨保释放。阎看我信后，故示对我不疑，亲复一信，着崇寿交我。大意是：“读你信后，我对你深信不疑。我希望你真正成为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信徒，以做事成人，以做人成已。”阎当时不让干部靠近共产党、三青团，又害怕干部是共产党，防范极严。也反映了他同蒋的关系。

阎锡山对李宗仁，基本上是敷衍态度。听说一九四八年三月“国大’选举时，李想竞选副总统，并派政务处长带信请阎帮忙。阎虚与委蛇，表示支持，但山西国大代表首途南京时，他又指示梁化之“唯蒋先生之意思行事。”结果投了孙科的票。解放前夕阎锡山应李宗仁之邀去南京，后又至广州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李托邹鲁和郑彦酚转阎辞去国防部长而由白崇禧专任。阎深为不快。并说：“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李代总统下令免我职，我不副署。”我曾见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阎写给徐永昌的信说这件事。信说：“……兄昨晚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为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在灭亡、换人要灭亡或不灭亡，我愿辞职；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可不亡，我亦愿辞职；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说明阎、李以后关系也颇不好。

抗战时间，阎对冯玉祥反蒋，深为不然。据说，贾景德有次回晋西，向阎讲了冯白天提灯笼见蒋的故事。阎听后对贾说：“冯焕章标新立异，乖谬不近人情。”一九四四年阎锡山在隰县西坡底主持建军。有天上午，阎在院里来回踱步。见了我便告侍从长张逢吉说：“你把炕上的那本书给李秘书看看。”张拿书交给我。我一看是冯玉祥写的《我的生活》。阎说：“你把冯焕章书中写我的话，全摘出来。”次日下午我把摘要送阅。他伏在炕桌上，拿着放大镜看了详细摘要。然后用钢笔批：“绍之、化之研究。电彦光（方闻、驻渝办事处长），以我名义就近函冯。问焕章如此写书，与已无益，对友有害，何乐为之？！”书和批文交我一并交给吴绍之，下文就不晓提如何了。

抢占太原的一幕

一九四五年七月间，阎锡山由隰县西坡底移到孝义樊庄。阎住在地主资本家的一座院落里。樊庄当时将星云集，军事电话日夜不断。秘书长吴绍之陪着太原来客出出进进，喜气洋洋。阎和参谋长郭宗汾以及长官部参谋处作战组成员，日夜部署军队。参谋们告论侍秘：楚溪春、彭毓斌两位集团军副总司令以两个梯队向太原郊区进发。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一片狂欢声，庆祝八年抗战胜利。阎亦笑容满面，在院内踱来踱去，有时听听广播，有时走进作战组询问部队情况。晚上阎亲自修改部队进军传单。参谋处草拟传单中说：“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阎改为“阎督军率三十万雄师直下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阎告秘书说：“沦陷区人民，只知阎督军，不知阎长宫。十万不若三十万的声势。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说明我们是仁义之师。”

八月二十三日，阎得到部队到达太原附近的消息，即率孝义行营人员从樊庄乘汽车到达介休顺城关，住梁家巷一座院落里。据说慈禧太后当年同光绪由太原南去西安，便曾居住此院。我看见一间房子里确曾存放着据说是慈禧乘坐过的一顶黄缎围扎抬轿。介休当时还是日军驻扎，城内外不时看见日军乘高头大马来往奔驰。

阎到介休后，便电告太原日军军部，彼为战区受降官，要回太原受降。日军接电后，派其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中佐级参谋伊藤，带日军五百余人乘铁甲车到介休迎接。二十四日阎车至介休北之义安车站，因得知邬城店村至平遥间铁路为解放区民兵分段破坏，又折回介休。阎甚为恐惶，由太原调部队和工人掩护抢修，八月二十九日始将全线修复。二十九日早晨阎和行营人员又赴介休车站登车。当时我见日军一个中队耀武扬威地坐在月台上。他们看见晋绥军破衣烂裳，并把阎在晋西乘坐的蓝轿子、人力车、小汽车往车皮上抬动时，日兵旁观嘲笑，表现了对阎军的极度轻蔑。阎所乘火车至介休义安站后，铁路又中断。日军开来军用卡车请阎坐入驾驶室内，由日军司机开车，行营人员也分乘日军卡车多辆，同达平遥，换乘火车。当时还有段笑话：阎专车行进中，突然发现铁路左方有军队行动，火车停了。阎问参谋长郭宗汾：“是敌人还是我军？”郭说：“不大清楚。”阎此时又气又急。后以信号联络，也未弄清。阎少数卫队未见过阵，不知所措。这时日军参谋伊藤，挎着东洋军刀，神气十足，极其傲慢地走入阎的车厢，对阎进行安抚。并命令车上日军，寻找有利地形，隐蔽卧倒，保护阎车。足有半个多小时，经骑兵联络侦察，始悉阎的左路军在铁路沿线警戒保护，一场虚惊，始告结束。

八月三十日晚八时许，太原街市电灯已一片通明，阎的专车进入太原车站。这时先后担任伪省长的苏体仁、冯司直、王骧和警务厅长苏盛江以及日军旅长等数百人摇旗呐喊地到站欢迎。阎遂乘车到省公署，王骧联名发安民布告。后阎高级人员认为如此不妥，才改由王骧向伪军政人员发出“奉阎长官命令一切照常，不得消极”的密令。阎随委任王骧、冯司直为第二战区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议，苏体仁、梁上椿为高能顾问。次日，伪政府人员又在省府自省堂举行“欢迎阎长官大会”。阎讲话大说：“行者（晋西人员）居者（汉奸）一样受苦，一样有功，勿自划鸿沟，互相隔离……。”阎回太后，日伪阎合作达到高潮。阎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留用日军、日侨，高薪优待改编的残留军，为其效命。阎高级军政人员有数人娶了日本妻子。阎锡山则把山冈道武、城野宏、岩田等日本战犯为顾问，特别是他回太原后还委任日俘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招摇过市半年之久。以战俘身份压战胜国人民，真是对同盟国受降办法和国际公法之任意践踏，所谓“抗战胜利”不过是日阎伪的进一同流合污罢了。

别了，白色恐怖下的阎统区

晋西“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从秋林进驻克难坡。由于他对共产党人的愤恨，并防止他的组政军教经干部和广大官兵“叛变”，加紧了阎统区的特务统治。

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阎对所属连、区经上军官、政工、政卫、理宣、财经、兵役、文教系统的军政人员两万余人进行了为期三月的分批整训，称为“第二战区署期进步讨论会”即所谓“洪炉训练”。这次整训主旨是灌输“存在就是真理，需在就是合法”的降日理论，强调以“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办法，树立“整体精神”。梁化之、王靖国等，则遵循阎的意图，大喊：“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要大家做阎的驯服工具。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阎说他参加当年同盟会在日本组织“铁血丈夫团”的办法，在山西建立“山山铁血团”的组织，以“山山”寓山西为阎锡山的山西这个含义。我曾多次见他逐批召见青年军官时，桌铺他写的“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生死利害，共子女财产”的白绢，并和召见者歃血为盟。他为了巩固文职人员，建立了“文人组织”实行所谓的“进步保证”。他为了控制组政军教经的高中级干部，建立了“同干”组织。他为了残害共产党人和了主人士，学习德国纳粹党、蒋介石蓝衣社一套法西斯做法，组织了敌工团、特警组、特高组、铁纪团、特种警宪处、真理辩证处等反动特务组织。为了探听撩解放军高级人员的的消息和动态，他训练了服务士队，军官服务队，充当“会长耳目”。服务士多为青少年，经过训练，派作军政人员的勤务，做清洁卫生、送水打饭等工作。初去深受各级领导喜欢，过段时间，则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鸡毛蒜皮琐事，甚至戏谑之谈，扯淡之话，尽为阎锡山所知。甚至某天阎讲话，某军师长打盹或未立正等，阎也知道并予注意。阎统区当时几个将领——刘庸之、卢宪高、姜焕章等之自裁，都传与服务士等密报有关。阎后来成立“军官服务队”，其目的亦为对高级军官情况，能够进一步发如指掌。

阎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巩固统治，扩展势力和地盘，还控制黑社会的封建组织青洪帮。青帮内，阎是“嘉白帮字大字辈老前人”，洪帮内，阎在全国“大青山”、“峨眉山”两册头之外，又树立起个“民众山”，自为“山主”。当时克难坡，除了所谓的“革命”气氛外，入夜还有一种“烟缭绕，蜡烛通明，黄裱飞燃，作揖叩头”的封建迷信气氛，使人啼笑皆非。阎的青、洪帮在一九四年配合所谓“解求训练”还派人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数省进行发展，企图暗滋潜植，控制各省权。

一九四二年与一九四三年间，阎锡山还成立了“活炸弹队”－－法西斯恐怖暗杀组织，凡不利于他的人，辄派“活炸弹队”成员跟踪将其打死。记得朝会上，阎曾多次宣布过这类事情，警告人们，勿反对他，否则任何人休想活命。

我对阎的残暴，虽有所知，但实际情况，乃至我被其以“伪装分子”扣捕，才略知真相。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投降不久，阎要回太原过胜利后的第一个“寿诞”（六十二岁）。特选十数长文，拟编入《革命动力》，分赠各组政军教经人员。阎的一篇中有“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一句话，写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复兴日报》印刷校对发现后，毁版重印。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阎追查此事。梁化之说：“这是共方搞的，有两个目的：一为小说，破坏您的文章印刷计划；二为大说，是共方利用此做了宣传。”阎听梁化之分析后，至为震怒，立交太原警备总司令王靖国派政卫系统师长贾宣宗和铁纪团部长、组长二人将我逮捕，乘黑色小车出东门外秘密处死。贾和我素识，车中深表关切，但说“无法挽救”！至中涧河荒郊，见墓坑已经挖好。此时，贾在土坑周围来回踱步。自语说：“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约一刻钟，贾下决心押我上车至中涧河沈瑞骑兵军部。贾商之军长、参谋长，两将领同我均识，亦力主建议问出口供再杀。贾连夜至城要求见阎，侍从长告贾，阎已睡下，明早再说。贾等至黎明，床前见阎，建议问问口供。阎听后极其怒，拍桌训贾：“我知你办不了此事！唤贞吉来！”警务处长杨贞吉至，阎仅批一条交杨，上书：“熬刑。”意即以刑迫死。

次日，杨贞吉率审讯组长严森等人搜查了我在“梁园春饭店”之住所，复至中涧河村，借农民张儒院为审讯之地，动以诸种非刑，七日七夜审讯不停，杨迫我交待与共方关系，未得任何口供。斯时，阎锡山被蒋召赴重庆，事情遂缓。一九四六年初，我被传押至西郊万柏林原日军窒素厂囚禁。一九四七年又转移至市内五福庵黄国梁宅地下室囚禁。黄宅当时扣押政治犯百人左右。其中多数为解放军释放回来的阎方军政人员。这批人员是经过“返干团”审查认为有“严重问题”，转至黄宅，由铁纪团监押，听候残杀。

我在黄宅监禁的半年中，独囚一室，隔窗外望，情况历历在目。记得当时隔数日，黄昏时候，卡车一辆或两辆、三辆，开至黄宅大门之外，这时地下室监房和院内监房，鸦雀无声。看押人员打开地下室门锁传呼：“张某！”“王某！”引出至一小室，由审讯人员宣布：“组织已决定命你自裁，有无话说！？”这时，往往不等对方答话，铁纪团人员便将其捆绑，强令吞服“士的年”（毒药），昏迷后即装入特制麻袋，有时一晚处死一、二十人。汽车装满麻袋，即拉至汾河边挖坑活埋。每处理一批“犯人”，铁纪团长张士瀛—一个吃得肥头大耳的矮胖特务头子，即与其部长、组长、铁纪团员瓜分死者遗物（钢笔、手表、钱财、衣服），同时摆酒饭“压惊”。在黄宅的“犯人”，也有提出押赴“返干团”公开乱棍打死的。这里是阎统区暗天无日的阎王殿之一。

不久我又被转移至文殊寺二号（现东仓巷二号）监狱，仍被独囚一室。逐渐有友人前来探监，送食、送书；据说外界对我传闻甚多：一说我系共方情报人员打入阎的内部；二说，阎军晋东南失败，我向共方泄漏机密；据李寿林说，其间楚溪春由大同回太原时，曾同商得功、韩步洲、鲁应禄等军师长向阎提出将我保释的建议，阎批“政治问题”，不容他人插嘴。这时太原许多友人认为我已死去，惟不悉坟墓何处。有位挚友还为我写了“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的祭诗。文殊寺二号亦为政治犯监押之报所。我之隔壁为一百余人之囚室，其中便桶臭气熏天，闻之欲呕。“犯人”每天放风两至三次，时间极短。有的脚带重镣，叮叮当当，行动更是困难。政治犯当时所吃，磊多是坏米霉面，开饭时大桶抬来，饥饱不问。特别可恨的，监内安插“假犯人”不时外出密报他人言谈。当时文殊寺铁纪团不仅执行监狱任务，有时还派团员分赴外地杀人。

一九四七年冬某天，我在狱中听到看守人员私语：“昨晚某组织执行任务好，平遥、介休铁路线上杀了他们破坏路轨的三十多人，把头都挂在电线杆上了。”我被从黄宅转移至文殊寺二号前的一个晚上，据说特务们用湿麻纸蒙面憋死了某师少将参谋长姜某，罪名是“私通共方军调小组”。阎锡山殊毒杀人，花样繁多。特别在其统治崩溃前夕，在太原市和各区、县借“肃伪”、“三自传训”等名目，殊杀无辜群众、革命人民，更是难知其数，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一九四八年春，我事由秘密逐步公开，在太原各界友人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情声中，又经徐崇寿等奔走努力，我被保释出狱了。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和徐说：“我那里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让李蓼源去我那里如何？”徐告我后，我清他转梁：我想钻书本，不想做事了。托徐婉言谢绝。一九四八年夏，赵宗复同志在他本人已深处危境的情况下，两次去我处看我，促我速走为好，并向北平友人为我写了介绍信件，将其仅有的一只手表交我，嘱其爱人赵熙赫“留作纪念”。十月，我借去山西大学为由，离开太原。离并之日，我同爱人赵霭萱乘航局汽车到白家庄飞机场。山西省政府警务处课长王学成（现在太原工作）突至飞机场为我送行，使我深为吃惊。王拉我至僻静处说：我以河南同乡关系为你送行。“您虽出狱，对您传说仍多，您去那边（指解放区），我有朋友，可以协助。”当时我和他说：“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去北平看病。”这时，飞机已在发动，就要起飞。我打了招呼，匆匆梯进舱。当飞机冲入高空，俯瞰太原鬼窟，心犹忐忑不安。心想：“人乎！鬼乎！”在白色恐怖下的鬼蜮世界，人和人之间谁敢相托以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