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司改未竟人先走，法院缘何留不住法官？

【法律圈】

文丨记者 董柳

来源丨羊城晚报

广州市环市东路一座大厦的51层，刘仕毕时常顶着装修的灰尘和噪声穿梭其间。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辞职后，43岁的刘仕毕和几个朋友合伙筹备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目前律所的手续都已经办好，等候装修的最后完工，便可以正式对外运作了。去年辞职之后，刘仕毕逐渐习惯了没有法槌、不穿法袍的日子。

2014年，包括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刘仕毕以及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蒋阳兵在内的一批法官离开了审判台。在上海，法院系统共有105人离职，其中86人为法官，法官流失人数相比2013年增加91.1%。而今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关于辞去公职的有关要求》的发布，侧面折射出当下一些法院法官离职的社会现实。

司法改革提高了法官的待遇，而他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想尝试新的领域”

2014年10月，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仕毕向广东省高院递交了一份辞呈。就这样，刘仕毕告别了服务了21年的法院系统。实际上，早在当年的7月，他就在博客上发布了一篇近千字的《甲午自卖身状》。戏谑中，他高调地宣布了人生中的一场决定。

在刘仕毕辞职的当月，正值新一轮司法改革推出。为什么没有坚守，刘仕毕给出的答案是“想尝试新的领域”。他告诉记者，在基层法院的11年加上10年高院生涯，他除了法警队外，所有的业务部门都待过了，法院系统里能够接触到的工作，基本都尝试了。“自己到退休是个什么样子，清清楚楚的，一眼就能够看穿。”

离职前，刘仕毕曾在名为“法官老蒋”留言讲述自己辞职的原因，“法官老蒋”是湛江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蒋阳兵。实际上，“老蒋”并不老，1982年出生的他在公开竞岗中当上了副庭长，成为湛江市中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庭长。

蒋阳兵对司法改革持乐观态度，但他最终也“等不了”，跟刘仕毕在同一年终结了8年的法官生涯。

背后

钱并不是主要问题

去年流失的法官呈现“高学历、年轻化”倾向，且多为审判一线部门的业务骨干。2014年上海流失的86名法官中，有17个审判长，43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63人是年富力强的70后中青年法官。

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介绍说，近五年，北京法院系统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年流失人员数量还有增加趋势。离开的法官大部分经验较丰富，能力较强。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在接受本报采访回答广东法官流失问题时表示：“对法官的流动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流动的原因我们都作了调研，情况我们也掌握，但并不是如网络上流传的那样出现了‘法官辞职潮’。”

“辞职潮”的说法刘仕毕也不认同。他以实际观察的事实认为，当下法官辞职的情况还不多，比较多见的是法官离职流向党政机关。

刘仕毕告诉记者，法官被调往党政机关工作，工资上要扣除政法津贴，收入反而会下降，而很多法官依然愿意调动，这说明了法官离职并不是钱的问题。

本世纪三次法官离职高峰

2001年前后这一阶段，法官更多的是从改善发展空间和待遇出发选择离职，大部分的流向是辞职当律师，如今很多知名律师就属于当时“转身”而来。

2008年至2012年 这一阶段有的法官选择辞职创业、当律师，有的选择去党政机关。与上次离职高峰相比，法官在去向选择上更宽。

2014年至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司法改革的设想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社会各个领域都对法律人才提出了需求，法官流向企业、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等，流向面更宽广。

有人承受不了改革挑战

接连的法官流失，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也注意到了。在他看来，最近的15年里共有三次法官离职高峰。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张泗汉表示，过去法官离职的普遍原因是工资低、压力大、风险高、司法环境不好，但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恰恰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出现的法官离职现象更值得探究。

对2014年以来法官离职的原因，张泗汉分析说，司法改革后法官的工资会增加，增加的幅度可能令有些法官不看好，从而显得对改革信心不够。另外，司法改革对法官的入门的门槛要求高了，责任也大了，这对法官是个挑战，有的可能觉得适应不了，从而离职。

“比如员额制，按照新规定，原来的法官很多不一定再能当法官，拿上海来讲，约有两成的原法官当不了法官，当不了法官待遇就上不去，再留在法院，他个人感觉发展空间有限，难免有失落感进而选择走人。”

张泗汉还分析称，改革之后法官办案责任加大了。对于一名法官来说，在还没有解决法官终身制的前提下实行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这种改革的压力以及风险的不平衡，可能使得法官不认为这是机遇从而选择离开审判岗位。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肯定会有上升，对于不少法官来讲，办案压力也随之增大。

“但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认为是改革导致的。改革的结果恰恰是为了消灭法官离职的原因，而不是增加离职的因素。”张泗汉说。

不过，在刘仕毕看来，离职高峰的出现恰恰反映了社会进步。“党中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增加了。以前不是不想走，是没地方走，现在不一样了，社会能够提供给法律人的岗位和机会多了，这是社会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