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街乡贤——爱国文人傅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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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鱼（1882年～1945年），字新德，原籍安徽省英山县（今湖北英山），大连近代体育的奠基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归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通缉，于是逃亡到大连。在担任大连《泰东日报》编辑长期间，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后因其抗日爱国言行，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驱逐。

机缘巧合主持《泰东日报》

傅立鱼是安徽英山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仅考取清朝末代秀才，还曾留学日本，是个学识渊博的海归。1912年，傅立鱼在天津创办《新春秋报》。翌年，因其经常发表反袁言论遭到缉捕，不得不逃亡大连。

傅立鱼在留学期间，结识了一些要好的日本朋友。1913年，日本朋友《芝罘日报》记者苍谷箕藏将其介绍给金子雪斋，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

早在与傅立鱼会面前，金子雪斋曾偶看到一篇署名“笠渔”的文章，甚为欣赏。而“笠渔”就是傅立鱼的笔名。所以，当和傅立鱼会面后，金子雪斋大有相见恨晚之心。当得知他还要去往上海时，便诚意劝说道：“上海就不要去了，那里仍然很乱，不如到报社（《泰东日报》）当编辑长吧。”

傅立鱼对金子雪斋的盛情邀请还有疑虑的。他跟金子雪斋约法三章：第一条，《泰东日报》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必须要替中国人说话；第二条，遇有中日两国争端及民间纠纷，是非曲直，必须要服从真理；第三条，担任编辑长的工作只是暂时的，一旦有讨伐袁世凯的机会就要放行。

金子雪斋欣然接受。就这样，傅立鱼受命担任了《泰东日报》编辑长。

（早期的泰东日报社，在今民生街）

帮助金州农民打赢官司

《泰东日报》是日本侵占时期大连地区最早的中文报纸：1908年3月由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刘肇亿、副会长郭学纯等发起创建，首任董事会会长是刘肇亿。

报纸创立初期，聘用日本人金子雪斋为副社长，目的是为让他与日本人打交道，方便报刊发行。后来，金子雪斋凭借声望成为《泰东日报》的社长。而随着傅立鱼的加入，《泰东日报》进入鼎盛时期。

金子雪斋对傅立鱼非常信任，而且一直默默无闻地支持他的工作。1920年3月，日本资本家和田笃朗强占金州三十里堡3000亩水田，三十里堡农民便一起来到《泰东日报》，请求傅立鱼和金子雪斋帮助。在金子雪斋的支持下，傅立鱼立即在报纸上披露真相，刊发《为三十里堡三千农民向山县关东长官乞命》一文，这在日本侵占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时，大连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关东厅，设在旅顺。傅立鱼还亲自跑到关东厅转呈农民的请愿书，指控和田笃郎恃强抢占农田。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傅立鱼为三十里堡所有被占水田的农民，争取到了一定的赔偿金。这场官司以中国农民取得基本胜利而告终。

筹建大连中华青年会

今东关街“金浪华洗浴”即原东关小学的旧址（黄河路103号），上世纪20年代初为“中国妇孺救济会大连分会”。彼时，该会的会长是英国太古洋行账房先生陈德麟，总干事就是傅立鱼。当时，大连因为殖民封锁，处于割裂状态。遭受日本愚民奴化，很多人都不晓得中华民国。为此，傅立鱼、陈德麟于1920年发起并联合大连商界的富豪郭精义、张本政、李子明等人，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取名“中华”，意在不忘祖国。他们以妇孺救济会为筹备处，选张本政做会长，亲日的张本政执意推辞，傅立鱼遂被选为会长。1922年8月，青年会从浪速町（即天津街）迁至惠比须町158番地（即原东关小学）

大连中华青年会为大连人提供了许多文化交流机会，定期开办讲坛。第一次演讲是由副会长、著名医生杨凤鸣主讲《日常之卫生》。傅立鱼格外重视传统文化在大连地区的传播，经常邀请过往的社会名流在青年会馆讲坛演讲。1923年5月22日，汪精卫来连，临时演讲了《中国将来之希望》。1924年7月25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受邀来连演讲了《新文化运动》。

组建多种体育活动

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大连人民，不仅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甚至连参与运动会的资格都没有。那时，日本殖民主义者经常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和庆祝活动，却很少让中国人参加。为此，傅立鱼要求青年会做好两件事：一是向人们灌输文化科学知识，二是增强人们的体质，使大连人民“身强体壮，精神刚健”。所以，他把体育运动放在青年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专门设置体育部和武术部。大连的近代体育由此开始兴起。

据史资记载，青年会体育部有游泳、球类、田径等内容，最早开展的是游泳运动。青年会成立当年，就在老虎滩举行了海水浴典礼。此举当时被称为“华北大陆民族破天荒之举动”。当时参加这次壮举的只有15人，每人一顶白色无沿帽，一块白色遮羞布。年近40 岁的傅立鱼为破除世俗偏见，带头入水。青年会还聘请游泳教练，成立了海水浴班。从此，每年夏季，大连都举行大型的游泳活动，

1923年8月26日，大连人在天之川浴场（今马栏河畔）举行了第一次水上运动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运动员虽不多，但很郑重，傅立鱼亲自下水参加竞游。到第四次水上运动大会时，中国人的游泳水平已经超过了在连日本人的最高成绩。

1926年8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举行满铁游泳大会，邀请青年会的学生参加比赛，这是大连中国人第一次与日本人在水上公开进行较量。结果，青年会选手不负众望，夺得了6项游泳冠军，从此名震关内外。

大连中华青年会也是大连足球的摇篮，1921年3月10日，创建了大连第一个有组织的中国人足球队——中华青年会足球队（简称“中青队”）。“中青足球队”队员中有一半是不足10岁的小学生。到了1926年，中青队发展成为一支强队，先后战胜了大连第一中学日本学生队、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太古轮船队等，名噪一时。

（中青队合影）

此外，大连中华青年会还成立了野（棒）球队、桌（乒乓） 球队等，这些球队成立后，经常与中外团体比赛，屡创佳绩。

最振奋大连中国人心的是每年春季举行的“ 中华陆上运动大会”。1922年5月14 日，第一次“中华陆上运动会”在当时大连最大的体育场一一西公园满铁运动场（今大连火车头运动场）举行。参赛比赛的有12个团体的50多名运动员，而群众却多达4万多人。这次运动要比日本人举办的运动会规模大得多，被称为“大连破天荒之盛举”。

筑建“读秋楼”

傅立鱼在大连得以发展离不开自然金子雪斋的扶助，因此他像对待老师一样尊敬金子雪斋。傅立鱼建造别墅时，曾毕恭毕敬地问询金子雪斋是否可行？金子雪斋爽朗地回答道：“当然最佳了，衣食可随意。”傅立鱼遂在文化台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为雅居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读秋楼”。

“读秋楼”于2013年被发现，即文化街65号。

昔年，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傅立鱼都会邀请金子雪斋到自己的家中小坐。因为“读秋楼”依山而建，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大海，所以金子雪斋也爱来这里消受时光。金子雪斋执礼甚恭，每次来都要先去拜望傅立鱼的母亲。金子雪斋爱下围棋，傅立鱼便在院中摆上棋盘，席地而坐相陪。1924年8月28日，金子雪斋猝死光明台（今胜利路）家中。傅立鱼闻知，泪若泉涌。翌年，傅立鱼孤单地坐在南窗旁，挥笔写下了祭文《呜呼金子雪斋先生》。

（文化街65号，傅立鱼旧居）

（傅立渔旧居设计图纸，好友罗迪文女士友情提供）

得罪殖民者遭到强制驱逐

“支那（cīna）”一语源自梵文，与震旦同义，原为古代佛教经典对中国的称呼，也作“至那”、“脂那”、“摩诃至那国”等。1902年，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便以“支那遗民”自居，还带领同道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但那时，“支那”已逐渐演变成种族歧视词汇。日本人自汉朝开始，始终把中国尊为上国，甲午战争中打败满清后，日本人大为陶醉，开始自以为是，甚至有取代中华之意。故此“支那”一词逐渐变成歧视性语言。1913年，中国南北分裂，日本政府开始以“支那”呼称中国。日本人经常轻蔑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对此，傅立鱼非常愤慨，便在《泰东日报》上撰文批评：“日本对于中国应改支那之旧称，支那者，英语china之译音，乃欧美呼我之名词，毫无意义者也。英美人不通汉文，习非成是，殊无足怪。日本为我同文之国，弃典雅之名，而用鄙野之音，殊为不解。”

孙中山逝世后，傅立鱼又在《泰东日报》发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的动议》。此时，金子雪斋早已不在，傅立鱼业已势单力薄。即使是面对这样困境，他也没有退缩，“福纺大罢工”期间，仍仗义直言。

当年，傅立鱼还接待过途经大连到苏联参加会议的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皇姑屯事件”后，傅立鱼暗中支持“改旗易帜”。大连警察署长言道：“可惜日本无毙之治律，否则立将傅立鱼枪毙之。”

1928年7月22日，殖民者以“扰乱东三省为目的，组织政治秘密结社，策划种种阴谋”的罪名将傅立鱼逮捕。起初，将他判为死刑，后因社会各界反对，怕激起民变，便强行将傅立鱼驱逐出大连。

离开大连之前，傅立鱼剃须明志，来到青年会学校操场告别，他深情地鼓励同仁及少年学生好好学习，勿忘祖国，大连是中国的领土。说这些话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8月17日。傅立鱼离开之时，大连人士纷纷到码头去送别。他最后看了一眼大连码头，洒泪而言：“承蒙如此多数的中日各位朋友的送别，虽说在连16年有所点滴贡献，也深为感谢。”这一别，亦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