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短的长城

编者按：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军事性工程。但现如今的长城正面临着汹涌的人流和自然腐蚀的双重破坏。专家警告说，由于缺乏维护，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长城保护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我国也经历过多次长城保护的高潮。然而，目前保护的效果仍不容乐观，长城正在加速变短变残……

重峦叠嶂中的城墙遗址、荒草矮树间的石堆瓦砾，这些挂在墙上的黑白影像，深深吸引着长城保护志愿者宋平。

3月21日，摄影家杨越峦的野长城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国摄影画廊开幕。听到消息，宋平早早地将当天的工作排开，参加了影展的开幕式。

在照片展区，他身体向前躬着，扶着眼镜，仔细地观赏着每一张照片，时不时还要拿出相机翻拍留念。他要将这些图片看仔细，并且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因为这些图片展示的，是他从小就深爱着的长城。

只不过，这里展现的长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磅礴大气，却多了一些伤感和失落。残垣断壁是长城的另一面，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宋平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自己在长城脚下生活了一辈子，亲眼见证了一段段长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今，摄影家的影像还原了他的部分记忆，也给他带来了新的使命和责任——做保护长城的志愿者！

长城变迁，伴随光影见证

在摄影界和艺术界，长城是艺术家执着于创作的经典主题，就连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办公室里，都悬挂着巨幅的长城画作。

许多摄影艺术大师如陈长芬、李少白都有经典的长城摄影作品，他们无不是在用镜头语言描绘着万里长城的雄伟瑰丽和鬼斧神工。

然而，除了文物保护部门，可能绝少有人能像杨越峦一样，将相机镜头对准这些埋没在荒山野岭的“巨龙”，更不要说，这一拍就是十几万张。

从2009年开始，他重点游历并拍摄了河北境内残存的野长城，为观众展示了一个以前“看不见的长城”，并因此获得摄影界的最高荣誉——中国摄影金像奖。

杨越峦给自己拍摄的长城影展和影集取名为“石不语”“绝唱——我眼中的河北长城”“被遗忘的景观”。

他说，破败、偏远而为人们所遗忘的长城遗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个性化的表达与阐释。在这样镜头画面中，长城既有波澜壮阔的宏大气势，也有沉寂肃穆的丰富意境。

相对于修葺一新、游人如织的长城景区，那些更多散布于荒野，因岁月风雨侵蚀、少人问津的长城，更蕴含着历史的沧桑和文明的记忆。

在影展现场，杨越峦在作品前拉起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垃圾袋。

他说，这是对长城现状的复原，人们需要直面长城被破坏和亟待保护的客观现实，希望能通过影像，唤起人们对长城的关注意识和保护行动。

“因为担任河北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职务，2009年为了配合世界遗产日要做一个‘古城鸡鸣驿’的展览。我想把怀来的旅游资源都囊括进来，帮他们宣传推介，于是有机会接触了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回忆起拍摄野长城的初衷，杨越峦说。

“陈家堡长城是一段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没有经过人为修复的长城。历史上当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从这里，经石峡口攻入居庸关，最后占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长城的那种残缺、破败的现状一下子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了历史的沧桑，让我有了新的想法。”杨越峦认为，这样的历史文化宝藏，应该被挖掘出来，同时加以保护。

几年来，杨越峦走过了河北省内绝大部分的野长城，拍摄并整理了大量关于野长城的影像和文字资料。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野长城的保护似乎日益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然而，拍摄野长城、呼吁公众关注野长城的杨越峦，却不赞成重修长城：“既然已经这样，那最好保持原状。有些地方濒临坍塌，有必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维护，但恢复长城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一件东西毁掉了还能够还原，那么就没有人珍惜它。”

作为艺术家的杨越峦，对长城的保护有着另一层的理解：“古人修长城，除了实用的角度，也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造，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来修建，常有令人击节之处。现在浮躁的社会心态，很难再产生这样的精品，许多地方新修复的长城粗制滥造、粗陋不堪。他们修复长城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钱，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带来更多的收入。所以我们对作为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万里长城，应该心存敬畏、百般呵护。”

长城消失，人祸多过天灾

在看过杨越峦作品后，一位从事长城保护多年的专家认出了曾经考察过的长城遗址，不禁唏嘘不已。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杨越峦所拍摄的几段残败长城，几年前还不是这个样子，自然与人为的破坏让野长城的损毁越发严重。

自然风化与植物侵袭是造成长城年久失修重要原因之一。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吴国强介绍，调查显示，受长期以来地震、洪灾、风雨侵蚀等自然因素影响，长城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2012年7月，河北境内的长城大境门段出现36米坍塌，山海关城墙出现漏雨险情，乌龙沟段敌楼坍塌；同年8月，位于绥中县境内西沟长城上的高楼山敌楼被一场暴雨浇倒。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即使部分城墙用砖石砌成，也禁不住常年风吹雨淋。”

然而，随着近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祸对长城的损毁逐渐大于自然的破坏。

已故的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曾介绍说，二战时期，以古北口长城为代表的多处长城遗址曾经遭受过日军侵华战争的破坏，一些城墙上还留有弹孔，一些留有被炸弹炸坏的残部；在“文革”期间，一些长城脚下的村庄拆长城砖去盖猪圈、鸡舍，当时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把它作为“废物利用”的先进事迹进行宣扬。

近年来，以长城为卖点的旅游开发项目越来越多，不考虑长城自身的承载能力，一些地方盲目发展旅游对长城造成很大损害。一些工程项目为了土地使用便捷，也损毁了部分珍贵的长城遗迹。

在河北省北部的卢龙县，贫穷的村民常常将位于他们村子里城墙上的厚重灰砖敲下，用以建造房屋；一些长城沿线的居民将偷来的长城砖刻上中国字，并以每块30元的价格出售；海原县西安镇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墩墩梁烽火台遗址在该县“坡改梯”项目进行中被推成梯田，只留下一段残墙。

2011年6月1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然而，就在当年的5月25日，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内的楚长城城墙遗址被推倒了2公里，罪魁祸首是一个风电项目，施工队为了修筑盘山公路而将长城推倒。

中国文物学会长城研究委员会会长成大林感慨地说：“这段城墙有3公里长,我们同文物部门刚刚确认了它的保护价值，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毁掉了大半。”

然而，这些被曝光的人为损毁长城事件却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那些根本无法辨识出的长城，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那么，长城到底有多长？据2009年4月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发布的数据，现存的万里长城人工墙体的长度为6259.6千米，其中，已消失1961.6千米，超过总长度的30%。这个6年前的数据，至今仍然在被媒体不断引用。

目前最新的调查认为，现代所制的万里长城属于修建于明朝的6000多千米部分，或明长城。明长城中2000千米长的部分属于自然形成的石壁，也就是说只有6000千米的城墙是明朝人为修建成的。加上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长城总长约为2.1万千米。

长城保护，现状堪忧告急

据中国长城学会统计，明长城的墙体只有8.2%保存状况较为良好，其余90%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保存状况较差的比例高达74.1%，甚至只剩下地面的基础部分。

长城保护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我国也经历过5次长城保护的高潮。然而，就目前来说保护的效果并不乐观。

罗哲文生前曾表示，长期以来，长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着“家底不明、数据不清”的局面，如今长城里程的具体数据、各段建筑材料和技术的特点、保护现状等都有待进一步的调研考察，掌握实际情况。面对部分省份在长城数据上面的争议，需要凭借科学技术和调研予以确认。

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相关部门提出要在一年内完成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可规划至今也未出台。由于涉及林业、建设、文物保护等多部门的协调，对《长城保护条例》的执法非常困难。

“长城不少地段属两省、市、县行政区划分界线，分属于不同的省、市、县所管理，在管理工作中就造成很多矛盾和困难。”董耀会说。

野长城多数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物力、人力都相对有限，也是造成长城保护面临困难的重要原因。

长城保护的贫富不均随着对长城保护的重视，已经是整个长城保护中凸显的问题。罗哲文曾忧心地说：“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暴露在旷野的长城，因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开始在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损害中逐渐消失。这些受冷遇的长城可能更迫切需要保护。但现实是，仅仅嘉峪关长城的一次维护整修，就需要2000万元的投入，如果真要平等对待，资金很困难。以我们目前长城保护的条件,只能说是选择重点进行。”

早在1984年，在北京几家媒体呼吁为长城募捐的带动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将改革开放后的长城保护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014年，邓小平、习仲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3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北京各地长城志愿者通过徒步活动等多种形式表达了对保护长城的期望。

如今，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设有长城保护专项基金，这些机构的设立与发展都体现了长城保护的好形势。

“对它的保护，单靠文物部门是不行的。”董耀会认为，没有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参与，单凭某个机构或单边力量很难保护好长城，长城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而且迫切，长城保护机制、规划方案和执法力度还亟须完整。

对于长城保护，摆在众人面前的问题仍然棘手，要走的道路艰辛紧迫却又依旧漫长。

“要加强对破坏城墙的行为的处罚。”董耀会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