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责任 “谁之大”

从有关新闻报道来看，4个小孩的居所是父亲2012年海南打工回来修建的一栋3层小楼，价值20多万元，家中还有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低保卡上有3500元，每月父亲还寄回700元钱作为四个小孩的生活费。我认为，自杀事件的本因并非物质条件所致。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家庭暴力让孩子烙下心理阴影。通过新闻记者的走访调查可以得知，长子有一次被父亲暴打，左手臂骨折，右耳被撕裂，离家出走被找回来后还被母亲脱光衣服罚站在阳台上暴晒2小时之久，家暴的影响导致4个小孩从小性格孤僻，生活在黑暗的阴影之中，主动脱离了社会的关爱。平常从不主动和他人交流、乡村干部和教师多次上门劝慰都吃了“闭门羹”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家庭责任不到位导致孩子严重缺爱。三年前，因父母感情破裂，母亲在没有留下任何安慰的情况下断然出走，2014年3月，父亲在没有将孩子托付给任何亲戚朋友的情况下，不顾孩子的心理承受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毅然把把4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年仅13岁的长子肩上，留下个“空头号码”再也形影无踪，同样玩起了“失联”，父母狠心的抛下，使孩子缺爱变成绝望，万念俱灰。

三是社会关爱的缺失导致孩子孤独和无助。父母出门在外，留守儿童独自在家，虽卡上有钱，但生活自理能力绝对不如成人，作为亲朋好友、作为左邻右舍、作为孩子生前的学校、作为村一级组织，并没有对这样的孩子予以高度关注，生活上、心理上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援助和关爱，当所有人抛弃了这个家庭，弱小的孩子面临着绝望和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生与死，靠吃玉米面维持生计。

四是当地政府履职不到位导致监管出现漏洞。继2012年11月，贵州毕节5名10岁左右的男孩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发后，各级党委政府都比较重视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但受机构、人员、经费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很多时候都显得“力不从心”。 这次事件受处分的田坎乡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也说到：“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方面，平常工作重心在物质援助上，忽略了留守儿童心理上的疏导，导致工作出现漏洞”。

通过以上原因分析，我认为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既有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在计生管理、社会救助、保学控掇等工作方面的失职，也有学校在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方面存在的缺陷，更有家长对孩子管理的缺位。目前，相关领导与责任人已为他们在工作中的失职行为付出了代价，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深思，那就是谁来追究家长的责任？谁来为该家庭的教育缺陷买单？由于家长的监管缺位造成了4名儿童的自杀；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导致了4名儿童心智的不健全；由于家庭暴力（父亲经常打母亲、打孩子）让孩子的心理非常脆弱，对于那些没有切实承担到教育监管责任的家长予以谴责。

从新闻报道看，当地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也并非全是“麻木不仁”者，一些公职人员还是尽了一些责任。比如：“班主任与村干部去家访很多次，始终敲不开门见不到人，但通过邻居能确认他们在家”、“几个政府官员跟老师正在屋内劝小孩回学校上课，说会给他们买新衣服，买米吃，还有理发，大概六七个（大）人。”相对于公职人员，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值得舆论同情，但同情不等于麻木。家长应该承担的教育与管理责任还必须得承担。“子不教，父之过”。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对子女承担教育管理责任，而不能“只管生，不管养”，如果在事件处置中忽视了家长应该承担的教育管理责任，不仅起不到教育引导作用，反而会滋生和形成一种病态的社会观念。毕节七星关区的这次儿童自杀事件，再次给各地的留守儿童关爱与义务教育管理上了生动一课，同时也给家庭教育上了深刻一课，值得所有在外拼搏奋斗而忽视孩子教育管理的家长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