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奎明：7年空军生涯他记不清自己修过多少飞机

徐奎明 记者 梅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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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奎明，1913年生于重庆南纪门。1937年底考入国民党空军任机械士，1942年底至1943年6月被派到印度卡拉奇（现属巴基斯坦）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四川梁山机场（后改名为梁平机场）任射击士，直至1944年5月结束空军生涯。现居重庆永川。以下为他的口述回忆。

改名换姓报考空军机械士

我4岁时丧母，11岁丧父，在重庆江北新城平儿院念完小学，从重庆市立初级中学（现重庆一中）毕业后，考入华西机器厂当钳工学徒。

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战机在中国横行肆掠，中国空军完全处于劣势。1937年底，国民政府要在重庆招收一批空军，我怀着抗战报国的决心去报考，但被拒之门外——报考者要求高中毕业，我的文化程度不够。

正当我万般沮丧之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机。我在华西机器厂的师兄高隽民报名后又不想去了，让我顶替他去，于是我就用“高隽民”的名字在大溪沟职业中学参加了考试，录取后分配到河南洛阳西工机场，在空军第三修理厂任机械士。从那以后我就叫高隽民，直到1944年结束空军生涯，回到重庆才改回自己的名字。

洛阳西工机场的条件好，配套设施也相当完善。但机场是敌方摧毁的首选目标，这里多次遭到日机密集空袭。

为抢修飞机，我们经常连宿舍都不回，吃住都在机场。每当日机来狂轰滥炸时，保卫人员就用事先在房顶上架好并做了掩护的机枪射击日机，我们地勤人员也随手抄起冲锋枪射击日机。

听发动机声音就能辨别出修过的飞机

1938年8月，修理厂被迫迁至甘肃兰州，日机也一路轰炸到兰州。大批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驾驶着苏联飞机，帮助我们与日军作战。

记得有一次，有二三十架日机来袭，企图轰炸兰州机场，结果被苏联军机击落了10多架。苏联飞机若受损，我们则会连夜进行抢修,我们对飞机的零部件和性能都非常熟悉，是不是自己修的飞机，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

大西北的冬天冻得人发抖，有时我们会偷偷揣一壶酒，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一边等待飞机归来，一边喝酒取暖。

等待总是漫长而煎熬的。记得有一次，一架由我负责维修的飞机去执行任务，我望眼欲穿也没见它回来。最后计算了下时间，飞机的油料应该所剩无几，但天空中仍没有出现它的影子。我明白，飞机回不来了，只能默默地流着泪回到驻扎的营地。

“驼峰航线”上死里逃生

1939年，我被派到新疆伊宁参与修建机场和筹建空军伊宁教导总队。

机场修好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进驻机场。那时，我负责管理飞机用油，经常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尼堪卡去取油，还跟苏联教官学习射击技术。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援华的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被召回。空军伊宁教导总队被撤销，我也被调到成都凤凰山空军轰炸总队四中队担任机械士。

1942年年底，我们总队部分作战人员和外招学员被派遣到印度卡拉奇（现属巴基斯坦）培训，并接收美国B-25轰炸机。我们乘坐飞机的途中，便要翻越著名的“驼峰航线”。

在“驼峰航线”上，我曾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

那是在翻越喜马拉雅山时，我乘坐的飞机突然遭遇一股强烈的下降气流，飞机瞬间失控了！由于无法再往上爬升，飞机眼看就要撞上迎面而来的山峰！

危急时刻，飞机上的每个人都做好了弃机跳伞的准备，不过突然间，飞机“嗖”地一下又开始爬升，成功躲过了那座山峰。

回国后，我被派到四川梁山机场。B-25轰炸机主要在此起降，我开始担任射击士，曾多次跟随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执行作战任务，还击伤过日机。

有一次，我所在的飞机也被日机击伤。当时执行完任务后我们正在返回梁山机场途中，突然发现有日机尾随，为摆脱日机追击，我们在空中转了好几圈，最后飞到了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