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好日子，靠自己发奋”

老街坊旧时三餐无忧日子安稳

今日徘徊低保边缘仍自强不息

街坊口述

开栏的话

时代变迁的背后是个体命运的沉浮。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也许你正在临江摩天大厦里打着越洋电话，与跨国公司的客户谈着业务；也许你正在某个机关大楼的办公室挑灯加班，为明天的调研方案一再修改；也许你正在清晨的骑楼下，推着一辆小三轮车在卖粥粉面的早餐，为每天的生活而奔波。如果说城市是一个生态圈，那每一个领域、阶层的群体的生活场景都是生态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或许平凡，但必有故事。从今天开始，广州日报开辟“街述口述”专栏，将持续关注广州城里不同群体的生活状况，通过深入报道街坊口述故事，引发你我的共鸣，打开尘封的记忆。如果你也有好的故事，为什么不拿出来一起分享呢？

联系电话：81919191；

电子邮箱：zhengwenbu@163.com。

专题统筹/

林洪浩

专题采写/

广州日报记者林洪浩、

曾卫康、谭秋明

广州老城区有这么一些街坊，他们生于计划经济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在知天命之年遇上了互联网时代。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物质贫乏却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在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年代，守着祖上传下的一间老屋或老铺，在街边开个档口卖水果、摆成衣，过着“三餐无忧”平静安稳的日子，但也一次次地与改变命运的机遇擦身而过；在手机、互联网、电商大行其道的今天，却陷入“跟不上、门路少、钱难赚”的境况，他们徘徊在低保的边缘但又没有达到低保领救济的条件，他们称自己为尴尬的“城市夹心层”。

路为何会变得窄了？有没有更多的出路？广州日报记者面对面聆听这些街坊的人生故事，记录他们无奈与焦虑的同时，亦见证着他们的努力和达观。正如被采访对象周祖儿说的：“这几年日子不大好过，但时代发展就是这样，有的机遇人家抓住了你没抓住，人家努力的时候你又怕压力，所以怨不了谁。广州人有句话叫‘鬼叫你穷啊顶硬上’，一时艰难点不要紧，最重要是踏踏实实努力去做，办法肯定会有的。”而另一受访人说了一句让记者尤其印象深刻的话，“想过好日子，要靠自己发奋。”

坚信希望：

自我放弃

才会被淘汰

回想大半辈子，周祖儿说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长大，其实有很多机遇都是自己没有抓住，埋怨不了谁。“广州人有句叫‘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忧愁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努力一下，办法还是有的。”周祖儿说。走在人民路的骑楼街下，周祖儿指着一间茶叶铺说，他记得小时候这间店还是一家士多。“说起老广州，有谁比我们熟悉？但这几十年城市变化太大了。但我相信人如果自我放弃了才会被淘汰，只要勤恳努力，生活就一定有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捉鱼捉虾 童年无忧

上周某日上午9时，周祖儿约记者在中山七路一家酒楼见面。“广州人喜欢‘一盅两件’，天大的事，饮杯茶慢慢讲。”周祖儿边倒茶边对记者说。黑色花纹的衬衫，头发梳得乌黑油亮，手指上的金戒指，手腕上的老款金表以及脖子上挂着一条不算粗的金链，周祖儿这一身的穿戴行头，给人印象像是一位小老板。事实上，他已经3年没有任何收入，刚刚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在酒店车场当保安。“当保安一个月2700元，根本不够花，总好过去领低保拿救济吧？”

1965年，周祖儿出生在荔湾区多宝街地区的元和街，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州与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都处于物质贫乏的时期，人与人之间反而没有落差。我们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是跑到泮塘荔湾湖那边去捉小鱼小虾，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对赚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周祖儿认为，他们这些“档口仔”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年代，普遍没有那种要发奋读书出人头地，或者要赚大钱离开老城区的念头，所以“档口仔”绝对是广州的地胆。

上世纪八十年代

开间桌球室 成为“万元户”

周祖儿读到初中时成了班上的孩子王，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没读完初三就休学了。“当时觉得很正常，很多同学都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周祖儿很得意地对记者说，当年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却最早成为同学里面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得风气之先，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打桌球是当时新兴的一种娱乐方式，那时的城里的桌球室还不多见，休学回家的他把老屋简单装修了一下，把30多平方米的祖屋改装成两层，上面阁楼住人，下面弄了两张桌球台，成为元和街第一家桌球室。“虽然很简陋，但胜在新鲜，周边很多年轻人都跑过来玩，打一局几角，人多的时候还得排队。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可以赚一千五百元左右，一年下来赚了1万多元。”“那你有没有扩大规模，开一间正式的桌球室？”记者问。“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早就开奔驰宝马了。”周祖儿苦笑道。

“桌球室开了一年多，周祖儿大哥结婚，母亲用木板在老屋里隔出一间房当新房用，桌球室就这样关掉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

喜安稳又怕事 错过买房机遇

周祖儿21岁时认识了他的妻子，还在多宝街地区一个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卖水果。“年轻时没想过攒钱，而且谈恋爱也要花钱，因此赚多少花多少。”周祖儿说。不过他的水果档口所在的这个菜市场，一年半后就被拆迁改造。“你当时没想过攒钱买房结婚吗？”记者问。“没有买房的念头。那时社会上还是以单位分房为主，商品房刚冒出来，我所认识的去买的街坊很少，这也跟老城区的小市民心态有关。我本身也有苦衷，从21岁到30岁，足足谈了9年恋爱才结婚，对买房的欲望一直没那么强烈。加上当时我的大哥们都成家搬走了，祖屋勉强够住。”周祖儿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懂得烧焊技术的他靠接单做防盗网为生，有时还接装修的活，“发大财说不上，但日子算是过得比较安稳，也开始有点余钱了。”不过他结婚生了儿子后花费也大了，因此买房的计划一拖再拖，同时房价不断飙升，最终他只能是望房兴叹。“这些都是命。如果我是一个外地人，就不会瞻前顾后。如果今天有多一套房子，整个家庭经济状况都不一样。”

新世纪头十年

拆迁住上大屋 做中介赚了钱

新世纪开始的十年，是周祖儿人生时来运转的时期。干过工人、摆过地摊、打过散工、做过装修的周祖儿，开始转行做中介。周祖儿说，2005年之后，经济发展迅猛，很多企业老板由于项目开拓急需资金，他凭着自己的人脉，帮人穿针引线运作融资，“运气好的时候，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看似比以前风光了一些，但过得反而更焦虑，而且大多时候是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左手入右手出，做了一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下一单。真正让生活有所改变的，还是老屋的拆迁。”

2008年，周祖儿在元和街的老屋被划入荔湾区旧城改造项目的红线范围内，周祖儿终于告别老城低矮平房，搬进了芳村的安置房电梯花园小区，房子的面积也从30多平方米变成了100平方米。

2012年后

3年没有收入 转行当保安

2012年后，周祖儿就再也没有接过融资中介的业务，他认为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变化。“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跑不动，特别是现在信息科技发展太快，脑子跟不上，很多事情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说得下来的。”

不做中介后，周祖儿也想过再度开间小店铺，但一打听，心里不停地打鼓，“现在都是互联网电商时代，很多实体店都关的关，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样了。自己的那点老本估计都不够折腾半年就没了。现在人人买东西都上淘宝啦，做小贩哪有以前那么好赚。”

啃了3年老本后，周祖儿想重新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困难重重。“像我这样，年纪又大，又没有什么文化，跟办公有关的岗位肯定是没戏了。50岁了，粗重的工作又干不了，最后总算在一家酒店停车场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

三十年前她嫁来广州

老公当司机自己顾家

外来媳妇也是夹心层一族的重要一员，中山七路居住的张小娟今年刚过50岁，三十年前，她从老家江门嫁到广州。在四十岁以前，她很少工作，是家中的全职太太。四十岁后，她在南岸路做走鬼，卖毛巾一日赚100元。五年前，她重新择业，成为一名保姆，帮别人带小孩。

三十年前，张小娟从江门出来广州打工，在白云区石井一家手袋厂打工。在打工期间，张小娟就成为工厂及周边的男青年追逐的对象，“有的介绍黄埔大沙地，有的介绍海珠小洲的，有的介绍番禺市桥的……”

最终，张小娟选择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成为全职太太，不久，女儿呱呱坠地。“当时，出租车司机很好赚，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丈夫告诉我，在外面打工很累，如果我也出去打工，就要请一个保姆来照顾刚出生的女儿，还不如在家带小孩。”于是，小娟就辞职在家，专心抚养小孩，陪同她读书，教她认字，带她去沙面学习游泳……

卖小毛巾后做家政 等女儿毕业再退休

到了女儿六岁，上小学了。小娟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开始为自己的生活作打算。“出租车开始多起来，老公的出租车司机行业也不如此前好赚了。”

于是，她就在南岸路当起“走鬼”，“那时，‘走鬼’也很好赚。我卖手巾一天能赚100元。”

小娟说，上午送完小孩上学后，赚到钱后，我就拿去喝茶，连中午饭一起吃。喝完茶，傍晚再去当“走鬼”。

可是，随着城市变化，超市等便利店日益遍及，卖小毛巾的利润越来越低。“有时候，超市卖毛巾的价格比我拿货价还低，卖一天毛巾有时也赚不到几元。”对于日渐陷入的困境，小娟认真思考了许久。“辞去工作后，我没买过社保，怎么办？”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娟在街道看到，给别人家做家政、当保姆，能够获得政府补贴，“政府能够资助帮忙买社保？对，那我就去当保姆吧。”

经过街道简单培训，小娟在海珠区素社附近找到了一户人家，当起保姆，“刚开始照顾一岁多的小孩还手忙脚乱，但主人家很宽容，让我慢慢熟悉了照料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