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痛苦，但这是必须承受的”真人秀《星动亚洲》里的韩式造星术

2012年，韩国有4%的人口参加了韩国最大的平民歌唱秀。“当明星”成为韩国年轻人最理想的生活。 （安徽卫视供图/图）

中国是为一档节目准备一批演艺新人，一季节目结束，就换一批新人。韩国则是为偶像出道定制节目，不同的偶像有不同的出道秀。

在韩国，当偶像必须是“好孩子”：不是捐款数百万美元做慈善，而是体现在日常细节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比如帮祖母洗碗。“鸟叔”却恰恰因为“自由”“叛逆”，甚至有一点坏的形象，在东西方市场走红。

17岁的中国少年蔡徐坤长着一张巴掌大的小脸，五官精致，“黄金比例”身材，唱歌、跳舞都有一手，在韩国人看来，极具“星相”。

事实上，他曾经与“星途”擦肩而过——蔡徐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TFboys正式组团之前，他接到过入团邀请。他原本可能成为队里的第四位成员。但父母希望他以学业为重，再加上对组合前景并不看好，让他前往美国学音乐深造。谁知道TFboys出道之后，很快成了一代青少年的偶像。《星动亚洲》找到他时，蔡徐坤觉得自己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

自2015年5月13日起，蔡徐坤和另外29名中国、韩国的“练习生”在首尔开始了全封闭的造星训练。如果他能留到最后，这样的生活将持续两年。

2015年7月10日首播的造星真人秀《星动亚洲》全程记录这些练习生的训练、考核、淘汰。在中国安徽卫视和韩国MBC电视台同步播出的这档节目，将在中、韩两地同步播出四季。它完全按照韩国的练习生制度来训练新人，最终选出4-5名练习生，打造出一支能够走红亚洲的表演组合。

蔡徐坤有着丰富的演艺经历。2011年，他就是湖南卫视偶像剧《童话二分之一》主演之一，并入围湖南卫视少年成长真人秀《向上吧，少年》全国200强，还曾与“鞠萍姐姐”在国家大剧院搭档主持“红领巾之歌”启动仪式。

高大帅气的练习生田书臣担任过TFboys的编舞老师，为他们的成名曲《青春修炼手册》编过舞，还签约过本山传媒，为丫蛋、宋小宝编舞。

节目组征募来的这些练习生，大多有一定的演艺、比赛经验，多数人父辈经商，家境优越。当被问及“当练习生是为了什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有些程式化：“学习”“锻炼自己”。只有韩国练习生赵晋亨坚定地回答：“我要当明星，成为艺术家。”赵晋亨爱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房间里有四面梳妆镜，他一边回答，一边不停照镜子，不时用手拨弄刚刚挑染成墨绿色、用发胶一丝丝固定住的头发。

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小孩，为了他们明确或者并不明确的梦想，正在拼尽全力投入一个他们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世界。

3个月，只许跟家人通话一次

《星动亚洲》中方执行总导演李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成为一名练习生，首先比例要好，正面、侧面、背面都要看，是否“上镜”，蔡徐坤就满足这样的标准；其次，要有魅力——人站在这里，会不会有观众缘。练习生马涛外号“小胖”，身材圆圆胖胖，比例完全不黄金，但他很搞笑，能受观众喜欢，也入选了。还要讲搭配，从这些练习生里最终选出来的是一个组合，有主唱、副主唱、主跳、副主跳，还有饶舌，各有所长。

唱歌不是田书臣的强项，刚到韩国的第一场比赛，他抱着吉他演唱宋冬野的《斑马，斑马》，跑调得厉害。但跳舞，他已经是老师级别。

练习生的生活两点一线，穿梭于宿舍和训练室，没有任何外出机会。宿舍在首尔城北的富人区，训练室则位于首尔市中区，从宿舍到训练室之间有30-40分钟车程。

训练室由韩国知名制作人金亨锡创办的演艺学校K-note提供。金亨锡是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主题曲《I Believe》的制作人，他也是《星动亚洲》的常驻导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每周三的比赛之外，其余六天，练习生们都在训练。每天训练时长超过12小时，课程单调、机械而重复：拉伸训练、声乐训练、轮番舞蹈、唱歌训练。

练习生没有选歌的自由，都是老师指定，这些歌大部分是韩文歌曲，练习生们还需要把韩语意思弄透，再原汁原味地唱出来。跳舞也是如此。

手机、电脑、iPad、相机，所有数码、通信工具都严禁使用。近三个月时间里，练习生们只允许跟家人通话一次，每人只有两分钟，还是在摄影机监控之下。被问起最喜欢的偶像是谁时，练习生苟晨浩宇脱口而出“陶喆”，前来探班的媒体一齐会心大笑。他全然不知道当时陶喆正深陷“出轨门”风波，个人形象跌至冰点。

为了真人秀效果，还需要增加剧情。有一期节目，金亨锡难得地请了他的好朋友“鸟叔”朴载相来到K-note，为了引起“鸟叔”注意，获得点评机会，练习生们还要使出浑身解数，自编唱跳动作。

饮食和热量摄入也是严格控制：早上水果加面包，配一杯牛奶；中午米饭加牛肉、泡菜和一个小鹌鹑蛋；晚餐则是鸡蛋加沙拉。只有训练完坐上回宿舍的大巴，看着窗外光影流动的世界，才能享受片刻的自由——因为宿舍也是摄影机24小时监控的，没有开小差的机会。执行导演李靓介绍，每天练习完，练习生们的汗水浸透整件衣服，她们试过把25位学员的汗衫拧干，汗水足足积了半木桶。

蔡徐坤偶尔会怀念在美国的自由生活，他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老师会跟你当朋友一样，很开心，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上课的时候甚至会跟你打架。”但到了韩国，老师都是严肃的，“教得也很快，稍有分神就跟不上”。

对于暂时失去自由的生活，名叫赵方舟的练习生表示欣然接受。“要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更好的自己，一定会经过一段很难受很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必须承受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变得更好。”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每周三的比赛，其余六天，《星动亚洲》的练习生们每天都在训练，时长超过12小时。 （安徽卫视供图/图）

没有“坏偶像”，只有“好孩子”

8月5日，练习生们集合在首尔郊区京畿道，MBC电视台的录制楼内，等待新一期节目的录制。录制时间是下午一点半，练习生们却在早上9点就抵达，进行妆发、练声的准备。这一期并不淘汰选手，他们的神情轻松不少。

录制开场前，练习生们整齐列队等待入场。金亨锡不经意从走廊一侧入场。韩国练习生赵晋亨看到，立即九十度鞠躬行礼。在他带动下，中国练习生们也相继九十度鞠躬，用敬语问好。

老师一定要尊重，但并不是要绝对服从。练习生左其铂回忆，有一次分组训练唱歌，他擅长唱高音，就主动向老师提出，可不可以换掉原本要唱的那一句。老师试听后，觉得他的高音表现不错，同意了他的提议。

“礼教对于韩国艺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韩国女作家、记者洪又妮（Euny Hong）在《韩酷的诞生：一个国家怎样通过流行文化征服世界》一书中写道。洪又妮提到，在韩国，“粉丝”并不在乎评论家怎么评价他们的偶像，他们一样会去购买偶像的音乐专辑，但如果一个艺人坏了名声，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在电视台的出镜或在电台的表演。这是韩国艺人和西方艺人最大的区别。

韩国评论家李沐沅说，韩国不接受“坏偶像”，每个艺人要想成名，都必须是“好孩子”。所谓“好孩子”，不是简单地捐款数百万美元做慈善，而是体现在日常细节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比如帮祖母洗碗。

艺人吸毒是致命的，前途尽毁；陷入性丑闻，他的演艺事业也基本宣告完蛋。“好孩子”连“坏歌曲”都不允许唱。2003年出道的组合“东方神起”，在专辑《魔咒》中的同名主打歌有一句歌词“你在我的皮肤之下”，被视为有性暗示，政府要求必须改成“你在我的天空之下”，才允许出售，而未满十八岁还不准购买。

“好孩子”的养成对于《星动亚洲》的练习生们也不例外。李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练习生前往韩国训练之前，会接受韩文、韩式基本礼仪方面的培训，但更多是让练习生们到韩国训练时，沉浸在这个环境之中，通过韩国练习生的言行、环境影响他们。

练习生要自己打扫宿舍，垃圾要进行分类。18岁的新疆练习生吾木提记得，一次轮到他打扫宿舍，他随手把易拉罐与其它厨余果皮放进了同一个垃圾筒，老师发现后，对他进行了严厉警告。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这样触犯规矩如果达到一定次数，练习生会进入危险名单，随时可能打包回家。

同样是平民造星真人秀，美国的《全美超模大赛》《天桥风云》会重在展现人性。选手之间会钩心斗角、耍心眼，甚至吵架、爆粗口，这些画面会在节目中放大。但这不符合“好孩子”形象，所以在《星动亚洲》中，几乎看不到练习生之间的口角，连爆粗口的“消音”都没有。即使练习生之间有争执，最终也是以男孩子的方式握手言和。“还是以积极向上正能量为主。”李靓说。

一队住富人区，一队住贫民窟？

吾木提长相出众，像个混血娃娃，主意也比别的练习生都多。一位练习生不经意提到某同伴在上一期被淘汰了，他立刻警觉阻止：“不能剧透！”

吾木提在上一期比赛发挥得不好，从一队掉到了二队，他非常沮丧。一队是所谓的“精英队”，是比赛中的优胜者，二队则是“差生队”。精英和差生，在待遇上有着很直白的落差。

练习生宿舍是一栋位于首尔城北富人区的别墅。吾木提激动地介绍，一队五人住在二楼，分成一个三人间，一个二人间；房间里有舒服的软床，配有衣帽间，有单独的厕所，还有超大的浴室、浴缸。二队的20人就全部挤在一楼，睡上下铺，所有人共用一个衣帽架、一间洗手间。

“这就是演艺圈的生存法则，残酷的现实。为了升到一队，每个练习生都必须拼尽全力。”李靓说。

韩国练习生朴容主曾在韩国三大娱乐经纪公司之一的SM娱乐公司当过三年练习生，是当红组合EXO的后辈。SM公司的练习生分成ABCD四组，C、D组等级最低，需要重复练习基本功，经过三个月密集训练，考察不合格的练习生就会被要求退出。有幸升到B组的练习生，则可以进行演技、唱歌、舞蹈等方面的培训，最后考核优秀者，可以升入A组。A组是“预备出道生”，他们能同时拥有多个舞蹈老师，有经纪人专门监督日常生活，还会教他们如何面对粉丝，如何应对媒体采访。但进入A组，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出道，经纪公司还会根据每个人的训练情况，随时打乱组合重新排列。

当年在A组，朴容主加入了11人组合SM Rrookies。在韩国，一名练习生在出道前，他的所有个人信息通常都是保密的，也不允许公开表演。SM Rrookies是SM公司2013年推出的预备明星公开平台，没有人员或构成上的限制，可以多样组合，练习生的练习过程和日常生活可以公开，也可以参与一部分公演和综艺活动。

练习了三年，SM公司并没有告诉朴容主，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出道。每天重复单调的训练生活渐渐让他难以忍受，他最终选择了退出。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到了《星动亚洲》的邀请。“这不是再吃一遍苦吗？”南方周末记者问。朴容主想了想，回答：“从SM退出后，我曾经想要转换一条轨道，去上学或者做其它工作，但发现还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音乐，现在想法成熟了一些，觉得吃苦是可以承受的，那就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洪又妮在《韩酷的诞生》中提到一个细节：2012年，韩国有4%的人口报名参加了韩国最大的平民歌唱选秀比赛《超级巨星K（Superstar K）》，与之相对比，《美国偶像》报名人数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03%。“当明星”成为韩国年轻人最理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当明星对于那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更快打破社会等级差别，跻身上流社会的方式。

韩国艺人Rain（郑智薰）的故事独具代表性。早在“鸟叔”之前，Rain就受到国际关注，于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Rain家境贫寒，母亲因糖尿病去世，他18岁起就要独立承担家庭的经济重任，照顾生意失败的父亲和年幼的妹妹。他从JYP经纪公司的两年练习生做起，一步步成为超级明星。

《星动亚洲》录制现场，四位导师落座的高台高达三米，舞台上表演的练习生距离他们有五米之远，必须仰视。

韩方总导演权宁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韩国，这种带有生存性质的真人秀，在表现等级差别方面，会比中国节目更加残酷。“韩国的情况是有多残忍玩多残忍，从用词到细节方面都是这样。”《星动亚洲》的练习生住宿，按照他的设想，两个队之间的差别会更大，一队住富人区别墅，二队就住贫民窟。但中方不能接受，希望能用更温和的方式。“这是一群胸怀梦想的少年，不要太伤害他们的心灵——这是中方制作团队的初衷。”权宁灿说。

中国是综艺选拔秀 韩国是偶像出道秀

《星动亚洲》中方团队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中、韩两国的造星机制。

制片人严婵分析，中国的造星机制其实一直停留在以《快乐女声》为代表的“综艺选拔秀”阶段，而娱乐产业发达的韩国，早已结合其特有的“练习生体系”进入了“偶像出道秀”阶段。

中国的造星选秀节目是“铁打的营盘”，艺人只是“流水的兵”。一档选秀节目一般一年一季，在三个月周期里，产生一批演艺新人，到了下一个周期，选秀体系还在，但艺人已经换成另外一批。“这样打造的明星在市场上的生存率是非常低的，所谓十年选秀、大浪淘沙，选秀出身到现在仍然活跃的艺人并不多。”严婵说。

韩国的“偶像出道秀”，本质上属于经纪公司内部独立运作。这套体系针对的对象也不是零经验的普通人，而是经过长时间训练的练习生，他们在节目中面向大众时，已经基本符合艺人的条件。练习生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在最终出道之前拥有一个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节目，这个周期短则两三年，长到六七年。一个偶像团体出道，他们曾经依托的“出道秀”也宣告终结，经纪公司的下一个团体出道时，又是另一档全新的节目。

在策划《星动亚洲》最初，安徽卫视和制作方中广天择就试图把中国的“综艺选拔秀”和韩国的“偶像出道秀”结合起来。他们希望摒弃中国“综艺选拔秀”的浮躁，拒绝“一夜成名”，强调“偶像不是一天养成的”；另一方面，希望打破韩国“偶像出道秀”的封闭体系，让真正的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练习生制度”，并将全过程展现出来。

两年“造星”结束时，最终胜出的男团组合会签约一家名为“好样传媒”的经纪公司，在中韩两国同时出道。好样传媒成立于2012年，与韩国MBC、KBS电视台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样的方式与“天娱传媒”类似，不同的是，“天娱”重在后期包装，而“好样”让新人经历漫长、严苛的练习生制度。

金亨锡为《星动亚洲》请来了“鸟叔”朴载相做嘉宾。“鸟叔”被称为“韩国之光”，是真正在东、西方市场都取得成功的韩国明星。但他的成长路径恰恰是非典型的，他不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练习生制度下的产物。

“鸟叔”在美国接受教育，没有受过练习生训练。按照练习生标准，他的长相和身材，甚至连入选的资格都没有。洪又妮在《韩酷的诞生》中谈到了“鸟叔”的“叛逆”：“鸟叔”与企业家父亲关系恶劣，他是家庭成员里成绩最差的，他的姐姐在班里从来都是第一名。韩国《文化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还提到“鸟叔”7岁时的一段经历：一块草坪上张贴了一张告示，“不要踩踏草坪”，但“鸟叔”全然不顾，直接踩上去。文章提到，正是那一刻，“鸟叔”的妈妈决定：“我放弃了我的儿子。”这加速了“鸟叔”与家庭成员关系的恶化。但正是这种非模式化，“自由”“叛逆”，甚至有一点坏坏的形象，让他走向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