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记者轶事

初识“张记者”是在县广播电台编辑部。那天，我正在编辑新闻稿件，编辑部的门“呼哧”给撞开了，一个中年农民模样的人走了进来。“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呀？”说出口的是竟然是与身份不相称的、阴阳怪调的鹿普。我抬头看看他，问他：“你是谁呀？”“不知道我是谁不要紧，告诉你吧，想当年在山东，数罢韩复渠就数俺爹了！”接着就递过来几篇错别字连篇的新闻稿。

后来从别人口里边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他的父亲是韩复渠麾下的一个高级将领，解放后被镇压了。他的母亲，当年南京某女子大学的才女，拉扯着他回到了本县他父亲的老家，孤儿寡母在冷眼和口水中过了大半生，活到五十多岁他也没讨上老婆。后来，识字不多的他下决心通过写作出人头地，便不停地写些豆腐块之类地东西寄往电台报社。电台举办培训班时，他也参加了几次，经过编辑大动手术后的新闻稿件也发表了几篇，于是有人开玩笑叫他“张记者”，他竟然十分乐意接受这个称呼。

“张记者”做过一件令人侧目的事儿。

作为新闻通讯员，他经常往报社邮寄稿件，当初实行邮资总付，个人不用付邮资。后来，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取消了邮资总付。因为这个事情，“张记者”非常不满，于是他拿着买粮食的钱搭车去北京反映情况。到了某国家通讯社，他径直找到了社长。因为很难得见到最基层来的农民通讯员，社长对他异常热情，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白天他自个儿在北京大街小巷转悠，到了开饭时间回食堂吃饭，晚上有人陪着他看戏、看电影。

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时间。后来社长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到所在省的分社去反映，并为“张记者”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分社领导。通讯社买好了车票，派车把他送到了火车站。到省城下了火车他就给分社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是从总社来的，而且带着社长的介绍信。分社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火车站接他。

在约定好的地方，“张记者”等了好久不见有分社标志的汽车，汽车司机也纳闷找不到要接的人。后来还是“张记者”主动问司机是不是来接人的，司机说是，“张记者”抬腿就要上车，司机急忙拉住他，说不是接他的。“张记者”忙掏出社长的亲笔信，司机才半信半疑地拉他回到分社。到了分社，社里的领导见到社长的介绍信，就把“张记者”安排住了下来。

过了几天，也不见“张记者”说告辞的话，分社领导也不知道他到底来办什么事情。期间，恰好全国某个行业在该省一个地区开现场会，分社当时人手不够，就有人提出让“张记者”去。出发前，编辑告诉他，会议结束后把会议上所有的文字材料带回来就行了。几天后，油光满面的“张记者”果然带回了一袋会议上分发的材料。编辑根据这些材料，发了一个简讯稿。稿件见报时，上面赫然写着“张记者”的名字。从此，“张记者”就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自居了。又过了几天，分社领导看他还是不提回家的事，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下了逐客令：“咱们社最近采访任务很少，你可以先回家，等我们需要人手时，再请你过来。”

回到农村的家，“张记者”依然在半温半饱的状态下生活着，只是那些在京城、省城的经历成为他四处炫耀的资本。

县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时，“张记者”给会议组委会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现在在本县老家，希望采访大会实况。组委会很重视，就决定派人派车接他。当问起他在哪里时，他说，他已经坐三轮车来到会场外面。当组委会的人见到他时，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就是通讯社记者。别人开会时，“张记者”拿着笔和本，在会场里瞎转悠。等到第二场，组委会的人调侃地对他说：“咱们县因为开会造成了街道拥挤，你顺便帮助疏导一下交通，顺便也可以采访一下。”于是别人开会的时候，“张记者”便拿着笔和本站到拥挤的街口，当起了交通管理员。

“张记者”所在村的支书十分霸道，谁不称的他心非打即骂。前些年，“张记者”母子俩没少受他的冤枉气。从京城、省城回来后，在支书面前，“张记者”的腰杆也挺直了许多，甚至开始和支书公开顶撞了。

一次，支书从他跟前走过，“张记者”扭头吐了唾液。支书扭过头来瞪着牛眼就要发火，这时的“张记者 ”果然不是从前的“张记者”了，斜视着支书说：“你牛逼什么呀，惹了老子的话写新闻曝你的光！”支书彻底愤怒了，大喊一声，三个儿子两个兄弟齐刷刷地来到跟前，支书一声令下，拳头轮番落在了“张记者”的头上、身上，这时的“张记者”只有抱头躲闪的份了。“张记者”的母亲看到儿子被打，忙跪到支书面前，不停地抽自己的耳光。人散了，“张记者”被邻居抬回了家，两个月时间没有下床走路。

半年后“张记者”再来广播电台送稿，我发现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