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大学这100多年的“光荣与梦想”，最让人感怀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刚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我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其实，还有另一个论述角度，那就是，现代大学这一制度设计给无数读书人参与抗战、保存民族气节提供了可能性。

在所有内迁大学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撤退尤为艰难，因那时北平已经沦陷，只能秘密组织，积极串联，分批撤离。而离开不离开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对于很多教授来说是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走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意味着日后颠沛流离，但不会有失节的焦虑；而留在危城中，很可能进退维谷，精神上备受煎熬。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北平沦陷，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朱光潜、钱穆、梁实秋、魏建功、郑天挺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政府的号召、校方的规划以及学者本人的志愿共同促成了大学内迁的壮举。除了此前的个别行动，有组织的撤离是这样展开的：10月间，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奉派来天津接洽；10月底款到，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分送愿意撤离者。最后一批离开北平的教授于11月17日、18日赴天津，20日分头南下。

到底有多少北大教师从已沦陷的北平跑出来，未见准确统计。不过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远在英国伦敦的胡适，1938年8月4日寄诗给周作人：“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这首“劝驾”诗9月20日到北平，第二天周作人即作和：“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家累重是实情，但最关键的还是意志与信念。正如朱光潜所说，以周作人的名望，日本人肯定会“包围他，利用他”。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周作人本人不懂？当初吴宓也曾希望留在北平读书写作，1937年9月23日，他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三立，而后与陈寅恪商谈南下事，“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陈、吴之所以不得不走，是考虑到已被日本人盯住了，留在北平，要不死难、要不落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周作人当年的名气远比陈、吴二位大，无论最初如何精心规划，覆巢之下，想保持独立与自尊，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人在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而是“气节”与“情怀”。好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所坚守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