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轰动案件”处置：强化公信力契机

【编者按】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鉴定“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一鉴定结果引发舆论聚焦。
　　今年6月20日中午,南京市发生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一辆时速达到195.2公里的宝马轿车将一辆马自达轿车撞为两节,导致马自达车内司机及一名乘客当场死亡。
　　经过两个多月的等待，该案的司法鉴定终于出炉，但受害者家属对此鉴定结果表示难以接受，将考虑申请重新鉴定。
　　同样表达难以接受的，还有许多持续关注此事的网友，而“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一专业术语也迅速走红网络。虽然交管部门在事后对这一精神疾病进行了解释，但收效甚微。事实上，即使这起案件的办案过程没有任何问题，也难以平复网友的质疑，其最根本原因被视为司法公信的流失。而重塑信任，则比推倒它要难得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执法部门对舆情应有敬畏之心
　　刘雪松（媒体评论员）
　　尽管人们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接受，然而“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个鉴定意见，还是被安在了南京“6·20”宝马肇事车主王季进的身上。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拍案而起，怒斥南京交管部门办案荒唐。其实稍微懂点权力生态的人应该明白，在当场造成2人死亡、画面惊悚到路人皆知地步的这场举世闻名的车祸面前，在南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在今天的法治环境下，这么多权力能够为一个肇事司机鼎力造假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人能够吞得下这么大的豹子胆。
　　但是一夜之间，“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个看似陌生的新概念，依然被人们以鄙视的方式广为传播。“别惹我，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句话，看似调侃，实则讽刺，是一部分始终持怀疑态度的网友对职能部门信任度的一次清零。虽然相关部门事后针对医学鉴定带来的汹涌质疑作了针对性的9点回应，但这个迟到的释疑依然呈现出被动的弱势状态。弱势，不只是因为回应的迟到，更在于交管部门面对舆情追问所一路表现出的被动姿态。
　　不论是有意傲慢，还是无意疏忽，这起案件的处理，从第一时间开始，各种猜疑就从未间断过。从肇事车主姓许，旋即变成姓王；从现场发现疑似“毒驾”的白粉，到转眼被解释为小包玉米粉；从画面中疑似富二代的肇事司机头戴钢盔，变成疑似被掉了包的中年人；从人们主观希望出现的劣迹斑斑，到今天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人们一路围观过来，也是一路怀疑过来。南京宝马肇事案，符合了豪车任性与办案猫腻的所有特征。因此，即便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最终反复鉴定属于铁板钉钉，都已经难以消除不少人留在脑子里的“猫腻心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关部门可能是在为自己曾经的傲慢和疏忽埋单。
　　但职能部门面对种种质疑，却表现出一种“懒得解释”的任性。这说明，职能部门在办案的细节、在面对舆情的质疑中，看来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中国社会，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精神障碍”会不会有“急性短暂性”的存在，而是怕执法的背后有猫虎作伥。
　　南京宝马肇事案，公布的肇事司机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鉴定，虽然未必最终成为司法采纳的结论，也未必能够完全解脱或者减轻肇事司机的刑与罚，但是，透过这起事件前前后后的处理过程不难发现，社会对于执法公信力的怀疑态度，很多是执法部门本身人为造成的。南京交管部门把心思花在事后对“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个医学常识的普及上，但其实对于办案必须阳光透明、必须敬畏舆情的基本常识，在认知上是相当不到位的。执法部门要想拾回丢失的公信力，重塑一部分民众已经清零的信任度，就应当牢牢记住行使职能的基本常识——把每一个案件置于阳光执法之中，经得起民众监督，经得起法律审视，经得起历史检验。

主管部门亟须公布更多细节
　　姜春康（媒体评论员）
　　该鉴定结论称被告王季进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意味着今后在法院进行量刑时，司法部门有可能参照这一鉴定结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这显然难以让网友们对其撞车造成2死1伤的严重后果释然。因而根据目前舆论走向，亟须厘清和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的确是一种病——急性发作，以精神病性症状为主，导致行为紊乱的精神障碍，一般历时短暂（不超过1个月），没有器质性病因证据，有的病人起病可能与急性应激有关。南京宝马肇事案肇事司机也可能患的是这个病，也可能结果不够权威，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想问：如果鉴定属实，那么既然肇事司机有精神方面的病，那他是如何通过驾照考试的？监护人又如何能让其带病开车？是哪个权威机构鉴定的？如何鉴定几个月前的一起案子？肇事司机到底有无背景？和该事件有无直接关系？如此这些，都需要给予一个说法。
　　其次，从目前网络舆论来看，网友呈现一边倒地质疑。“哪个杀人犯不是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否则他就不会杀人了”“敢不敢把鉴定专家的电话告诉我？”有网友更是直言，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我理解就是说：1，我杀人不负责，因为我是精神病；2，那你以前怎么没有得病？我作案时刚发病，而且是急性的；3，那你作案后，怎么看不出精神病？我是短暂性的，就只有作案时发病。如此理解虽然带着一定的情绪，却代表了当前相当一部分质疑网友的心声。官方亟须公布更多值得推敲的细节，才能不至于让公众在质疑声中捕风捉影，从而引起一边倒的起哄和舆论的跑偏。针对网友们质疑的声音，最好委托异地或者更高级别、更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做鉴定，才更显公平，如果结果属实，大可开诚布公地宣布。同时，南京方面也当公布更多舆论关注的细节，用权威发布来打消公众的质疑。

用制度和切实执行重塑司法公信力
　　李奋飞（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具有启动对嫌犯进行精神状况鉴定的职权。公安司法机关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某些特征的观察，判断是否有启动鉴定的必要。启动鉴定以后，就是一个专业性的判断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专业机构或专家来进行判断的。当然，专家的判断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在鉴定程序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通常也只能相信专家。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这毕竟是个专门性问题，办案人员仅凭常识、经验是难以进行判断的。
　　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具备了什么特征，就应该启动鉴定程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程序。当事人可以提出精神疾病鉴定申请，但最终的决定权在公安司法机关。如果公安司法机关认为不需要进行鉴定，就会拒绝。这个案子中，是犯罪嫌疑人家属提出了鉴定申请，有关部门也认为需要才启动的。当然，法律没有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必须向公众公开整个鉴定的详细过程。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只需要向当事人告知鉴定结果，如果其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对于司法来说，欲增强公信力，唯有进行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彻底抛弃目前“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让审判真正成为决定被告人命运的阶段？再如，对一些颇具争议的影响性案件，是否可以考虑引入陪审团制度，以使被告人真正得到人民的审判？又如，是否可以考虑让定罪与量刑程序进行适度的分离，以增强量刑的透明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当然，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也是形同虚设。
　　制度得以实施是最基本的诚信。如果我们的执法者能够切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再拿“程序”不当回事，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司法的权威。反之，如果执法者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大大贬损司法的权威。甚至，会让那些本来应该默默无闻的轻罪小案，成为一个极具轰动效应的公共事件。
　　每个轰动案件，都可能演绎出当代的“徙木立信”。我们要让“轰动案件”成为强化司法信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