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为发展国货，毛主席、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付出的心血让人感动又心酸
今年国庆假期首日，大批中国游客涌入日本购物的照片刷屏。日本一家电视台早间新闻的冲击性报道：“访日中国人在日消费预算5000万日元（约合265万人民币）！”日语里还出现了一个新词：“爆買い”，翻译成中文就是疯狂购买的意思，说中国游客的消费力惊人。
很多人在购买日货时，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谁让咱国货不争气？
真是这样吗？
有媒体记者专门做了个实验，用价位相当的国产电饭煲和日本电饭煲，相同的水、米煮饭。随机找10位大爷大妈试吃，选出他们认为口感好的。最终结果，10人中，5人选了国产电饭煲，2人认为没差别。这还不算，喜欢较真的记者还把这两种不同电饭锅做好的米饭拿到了实验室中进行科学试验对比。结果同样显示，这两种米饭的糖分、氨基酸等指标相差不大，而在某些数值上国产电饭锅的米饭还略胜一筹。
国货虽然在整体上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产品，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企业的进步，各类产品已越发先进成熟，甚至很多产品都已超越发达国家同类产品。
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国货。
周恩来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者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进北京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实行供给制，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的手表都是从香港买来的，每人一块，给总理的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仔细地欣赏着这块漂亮、精致、报时准确的手表，内心并不欢喜，而是长长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终于，上海能够生产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手表了！
周总理知道了，漫卷书诗喜欲狂，扬手遥指东南，对秘书们说：“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周总理有广告意识，但那时的生产制造厂并没有这样的商业头脑和意识，不知道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会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真的卖了一块表给总理，要价120元。当然，后来的市场价就是120元。
周恩来戴着这块表参加各种活动，就经常豪迈地亮出手腕看表，展示给外宾看：中国人自己也能制造出精致的手表了！
和手表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轿车，包括毛主席、周总理。
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而1949年3月，毛主席进入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时，乘坐的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
这辆吉普车极其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和行驶无关的零件和装饰，甚至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乘坐舒适性差，可折叠的车篷只能象征性地遮风蔽雨……但是，这辆汽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够“奢侈”。
毛主席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感到太寒碜了，觉得有必要拉兄弟一把，就送了一批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给中国领导人。
即使这样，中国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还是成为了新中国所有领导人心头的痛。
单单1958年这一年，毛主席就曾经在三次大会上提出要自己制造小轿车。
由此，一汽开始了东风牌小轿车的试制工作。
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经济禁运，一汽买不到参考样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不知从何下手。
恰巧，法国“雷诺”汽车厂特意给周总理送了一辆“雷诺”牌小轿车。这辆车，总理不坐，直接转送给一汽作为参考样车拆卸研究。
在周总理的带头下，朱德委员长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送给一汽，陈毅副总理也将自己坐的奔驰600型轿车也赠给了一汽。
这样，在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下，1958年7月，我国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
周总理无比欣慰、无比高兴，当即就把红旗车定为自己的专车。
周总理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种车还没有定型，性能还不稳定，没有经过检验，希望他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用。
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作广告。
从20世纪60年代起，凡属大的活动，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总理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
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风光得很。”
后来，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奔驰车坐，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就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周总理常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昂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总理就用红旗轿车进行接待。
总理说：“红旗车这么敞亮，最适合接待外宾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带500余人的庞大访华团来访问中国，出发前，首先提了三个正式条件，一，总统专用车运到中国；二，总统专机直达北京；三，电视转播车从美国带来。
周总理听了，一秒钟的思考时间也不要，立刻回答：“一、车我们有；二、美国飞机停在上海；三、电视转播车带来可以，但使用权租给我们！”几句话掷地有声，绝无转圜余地。
黑格将军吱声不得。
因为有了中国造的红旗轿车，周总理用它成功地挡住了美国的总统专车，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大是大非跟前，总理用他的民族自强精神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和尊严，可是，在生活中，总理也遇到了一件终其一生都没能解除的冏事。
这个冏事就是：刮胡子。
总理的美髯是很出名的，远看象画像里的关云长，潇洒飘逸，可是近摸却是猛张飞式的虬须，又浓又密，偏偏还根根如铁。
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由于缺少刮胡刀片，总理就养着蓄着这一副美须。
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不得不特别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
北京饭店朱师傅倒是可以帮助总理修面，但总理却不愿意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自己用安全刀刮胡子。
总理的时间安排永远是那么紧，偏偏，那时中国制造的刀片质量很次，常常，总理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总理日理万机，所有的活动安排都得用分秒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而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怎么能不急？
可令人遗憾的是，国产刀片质量就是上不去，始终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
这样，刮胡子和珍惜时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而且，总理觉得，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虽然外人不知道，但总理的内心就是过不了这道坎。
总理固执地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就没能让总理痛快舒服地刮过一次胡子，那些新买的刀片才刮几根胡子，就变钝了。
不错，周总理的胡子是太硬太粗了，但，国产刀片也实在太不争气了。
多少次，总理刮一次胡子得换好几张刀片，而且，在刮的过程中，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秘书何树英回忆：有时刮着困难，总理也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何树英等人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一个劲在感慨：中国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总理到缅甸访问，随行的卫士高振普自己掏腰包，偷偷地给总理买回了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
带回国后，一天早上，总理装好安全刀，匆匆刮脸，马上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大家儿狼狈不堪，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谁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已经擦抹掉了刀片上的肥皂沫，何树英不等他看到上面的字母，赶紧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盯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作者：我们爱历史覃仕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