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律师李惠娟：从医生方面制造一点缓冲
▲医患律师李惠娟。 图/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她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医生工作的高强度，几年前，她在广东一家医院“卧底”，发现一个医生一天看了192个病人，“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医生态度不好是很矫情的。”
但她在讲座上依然提醒医生，是否已经养成了毫无耐心的习惯，即使病人不多，依然冷冷冰冰毫无情感。“我不是无端要求他们，我理解他们，我是共情。”
之所以对医生如此了解，其实源于李惠娟的一次次“卧底”。
一年差不多一两次，她会亲自去一家医院调查：跟着普通病人去挂号、藏在B超室偷听医生怎么跟病人聊……在医院一待就是几天几夜，讲座的时候把发现的问题拎出来，“医生们一个个服服帖帖。”
九派新闻记者尹瑞涛 实习生佘王静 发自江苏南通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出车祸伤了腿，锯了。人生从此堕入深渊，懊悔、痛苦、绝望、仇恨社会。
另一个人出车祸伤了腿，锯了。可他想，腿不锯，命就没了，这岂是丢了一条腿，而是捡了一条命啊。于是深感幸运，阳光、乐观、心怀感恩。
这个散见于文摘杂志、哲理书籍与长辈朋友圈的故事常常被李惠娟拿来给医生们讲课。“八百人的会议室挤一千多人，一堆博士，还留过洋，坐着，站着，挤着，听个三小时，完了赞不绝口。”
李惠娟56岁，20多年律师从业经历，不过现在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给医生们讲课，告诉他们如何跟患者沟通，如何避免医疗纠纷。杀医屡现，医者人人自危，李惠娟觉得可以从医生方面制造一点缓冲。
千余场讲座
8月底，九派新闻记者在毗邻上海的一座小城见到李惠娟：粉色外套，亮白裤子，黑色高跟鞋；蓬松卷发，深蓝边框眼镜后面眼睛大而有神，乍一看很像主持人敬一丹。
那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她刚从北京飞到这里，第二天要给上海各大医院的主任做讲座。
她的脚腕在前一天扭伤了，上面贴着撕成小块的白色膏药，一瘸一拐地来给我开门。刚见面就跟记者商量，计划有变，全天跟访不太可能，“要不就今晚采完，到十一点半或十二点。”
这是李惠娟最平常的作息，晚睡早起，拼命工作。从2002年到现在，她一共做了1000多场讲座，全国各地飞，手机上的APP告诉她，去年一共乘了110多趟航班，“除了西藏全是红的。”
在这之前，李惠娟做过大学老师、律师、法律顾问，最多的时候同时兼顾六份工作。医学专业出身，后任职于河北医大，1994年，通过自学考取律师资格，后专注医学相关法律事务。
长期处理医患纠纷，李惠娟发现很多时候医生并不存在过错，而是由于患者的误解。2000年，她被相熟的院长请去讲解医疗法律知识及与患者沟通的技巧，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对医生进行法律培训的人。
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强调“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举证自己无错，否则有错。从此，医患纠纷数量暴涨，并逐年增多，医患关系紧绷起来，李惠娟开始把大量精力投入讲座。
实际上，李惠娟讲座数量的变化也是国内医患关系变迁的缩影。
从2002年暴涨，到2010年达到高峰，李惠娟平均每两天就要飞到一个城市。与此同时，冲突的手段也在升级，吵闹、推搡、打骂、伤医、杀医。2012年，杀医事件集中爆发，哈尔滨、衡阳、天津、包头等地共发生六起杀医案，举国震惊。
“保命策略”
曾经的大学教师李惠娟热爱讲授，她声音柔和，语速缓慢，讲道理的同时会配上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有医生评价，她讲课的时候很像于丹。
如果不加解释，这样的类比可能会让人认为是对文章开头那个颇具心灵鸡汤意味的故事的反讽。实际上不是，医生们在现实中常常遇到类似事例，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教育病人转换思维保持乐观，而是告诫医生要善于和患者沟通。
医生要让患者明白他做出的是关切、专业并且负责任的诊断和治疗，让患者知道必须“断肢保命”；而不是不沟通或者沟通不足，在医患信任业已崩溃的当下，遭遇不幸的患者就很容易懊悔，会想如果是别的医生说不定腿就可以保全。
医疗专业性产生的医患信息不对称本身容易造成误解和不信任，再加上当下社会整体信任感的缺失，医生和患者足够耐心的沟通就是医患矛盾的一个缓冲。李惠娟想，这个思维转换的过程要医生们帮着完成。
“他（病人）认为你错了首先是因为他感受不好，其实就是受到了伤害，”她这样描述一个医生“真正的高境界”，“是让病人理解、接纳、感激、甚至感恩戴德，是大仁、大义、大爱。”
然而仔细回味让人心生悲凉，一个医生要对身边的伤害潜伏者谈仁、谈义、谈爱，个人裹挟于时代暴戾之中，追求更高境界的自我约束方式沦为不得已而为的保命策略。
但上面的说法依然鸡汤味十足——空泛而不切实际。以目前国内医疗资源和患者人数的比例来论，如此要求近乎苛刻。医生工作量巨大，面对每一个病人的时间极短，无法保持耐心很难说是医生的错。
“有点这样的意思，但不完全是，”李惠娟回应我，“我讲的是医者需要智慧。”
“解决之道”
她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医生工作的高强度，几年前，她在广东一家医院“卧底”，发现一个医生一天看了192个病人，“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医生态度不好是很矫情的。”
但她在讲座上依然提醒医生，是否已经养成了毫无耐心的习惯，即使病人不多，依然冷冷冰冰毫无情感。“我不是无端要求他们，我理解他们，我是共情。”
之所以对医生如此了解，其实源于李惠娟的一次次“卧底”。
一年差不多一两次，她会亲自去一家医院调查：跟着普通病人去挂号、藏在B超室偷听医生怎么跟病人聊……在医院一待就是几天几夜，讲座的时候把发现的问题拎出来，“医生们一个个服服帖帖。”
讲了十几年，李惠娟已经驾轻就熟，找她讲座的医院越来越多，但医患之间的冲突却还不时闯入视野。她已经56岁了，不再年轻，不知道还能再讲几年。
“我差不多梦中都在琢磨怎么让病人接纳（医生）。”说到这里李惠娟有些动情，“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有些情怀的，从小受到理想教育，耳濡目染，总觉得人要为社会做点什么。”
除了讲座，她还会挤出时间来代理一些医患纠纷的案子。
2012年，哈尔滨第一附属医院实习医生王浩被病人杀害，李惠娟为王的家属无偿提供代理；随后又无偿代理“北京一日两医生被刺案”、“包头急诊医生被杀案”和“安徽医大二院护士长被杀案”。
但李惠娟并非自认医生群体的代言人或发声者，她同样同情患者。讲座上，她常常问医生有没有想过病人的感受，患者有时候也很可怜。“我能站到中间来，我觉得我非常体查弱势。”
医患互相体谅，多为对方着想，这或许是医患关系撕裂的当下，双方可以同时做出的弥合伤口的努力。
李惠娟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并非医患矛盾的真正解决之道，“最终还是需要顶层的设计，需要体制的改变。”（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