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建省看满族统治者的心理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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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叶，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大地上狼烟四起，陕甘局势也骤然紧张。这无疑使风雨飘摇的满清帝国雪上加霜。好在帝国汉臣们所率团练起家的武装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终于保住了新疆这一天然屏障。新疆的完全收复使远在京师的满洲贵族们大大松了一口气。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新疆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统治下去了。许多汉臣尤其是挥师进疆的将领们都希望新疆单独开府建省。尽管朝中满清贵胄们万般不情愿，他们也不得不应允了手握实权的汉臣们的请求，在新疆建立行省并任用汉臣为新疆第一任巡抚。

自满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以来，他们对于数量和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的汉族地主们一直持有一种即防又拉的态度。即使在建立政权两百年后，他们的心理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满族统治者越是没落就越担心优于自己的汉族会取代自己。因此，在实权官吏的任用上，始终以满人为主，特别是在边疆官员的任用上更是如此。边疆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朝廷不得不依赖于地方官吏来施行号令或根据实际自行决断事物。换句话来讲，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归该地区最高长官而非中央朝廷，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滋生割据的土壤。在此种气氛之下，由汉族官员首先提出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单立行省。满族统治者们当然不会很快地应允，而是经过几番权衡之后，迫于无奈最后终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新疆设立行省。

一、新疆建省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被乾隆灭掉的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又信誓旦旦向南疆杀来。面对再起的战端，清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新疆，另有些人主张把张格尔的叔叔阿布都哈里放归并命其管理新疆西四城。对此种种提议，身为朝廷重臣的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贼，感遇而损躯，不可谓折。”[1]他主张在新疆开府设省仿内地施行郡县制，从而加强中央对新疆的统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龚自珍提出在西域（新疆）设置行省，在省内设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1员，巡道3员，提督1员，总兵3员，知府3员，知县40员，并规定划出省内伊利设置总督。这样“北可以制南，而南不可制北”，乌鲁木齐设巡抚，在天山南北路共设14个府州，其中除镇西、迪化两府州已建立五省外，其他12府州共建46县，建县以后对哈密吐鲁番两处郡王赏以协办府事官名号。对各级伯克，则选一人赏协办县事名号。他们的地位分别在道府与知县之下[2]。这是在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以后，在当地施行军府制以来，首次有人提出在新疆单独开府建省，其深远的眼光和建设性的意见实为高瞻远瞩。

此后，随着英俄两大帝国特别是俄国对新疆的步步蚕食，使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西北边陲。魏源就曾明确反对“新疆地广而无用耗中事边，有损无益”的荒谬理论。在他的《西北边域考》、《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中，他曾倡言新疆建省。特别是在他的《圣武记》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在新疆“列亭障，置郡县”的主张。他指出：“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因此新疆是中国未来转移人口的方向，解决好新疆问题，让人民安居乐业，那就会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戈[3]。

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侵入我南疆地区，继而又向北扩张企图并吞整个新疆。1871年沙俄又侵占了伊犁地区并且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向西湖、塔城一带进行武装蚕食[4]。面对此种情形，清政府不得不应允左宗棠再三请求，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进疆荡寇。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而南疆仍为阿古柏所占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以后的需要，左宗棠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遵旨统筹新疆全局折》中提出了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在此折中左宗棠申述了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5]

光绪四年（1878年）南疆基本肃清，且善后事宜初见成效。于是左宗棠再次提出新疆建省的主张，并拿出了基本方案。他主张：“新疆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驻将军、提督，塔尔巴哈台驻副都统。其向来之参赞，办事大臣皆可撤也。喀什葛尔驻提督，其向驻领队大臣之处，皆以镇道代之。所有督抚及道府厅县各员缺，均满、汉并用。”[6]然而清廷对左宗棠奏折的批谕却是：“伊犁尚未收复，一切建置事宜尚难定遽定。”[7]使建省事宜暂时搁置。

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正式收复伊犁，新疆全境又重新回到帝国的版图上来了。此时的左宗棠却被调离了新疆任两江总督去了。但他虽身在东南却心系西北，他向清廷上了《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从设置督抚以加强边疆治理，提高军队战斗力，缓和民族关系以督抚善治促进边疆发展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新疆早日建省的必要性。但是清政府仍然犹豫不决，不能下在新疆建省的决心。虽然清政府未批准新疆建省的建议，但此时，新疆建省的提议已经在西北诸汉官特别是西征诸将领中热议开来，甚至在朝廷中枢也出现了许多支持的声音。

陕甘总督谭钟麟继左宗棠之后多次上奏陈述新疆建省的利害得失，并把左宗棠的建省方案具体化了。他指出：“西域自古羁縻之地，往往一隅蠢动，腹地为震，自祖宗朝先后勘定南北两路，或分置屯防，或间设郡县。南疆虽绕沃，而因俗类棒猛聂难绳以礼法。于是分命大臣督帅文武官弁兵丁，镇驻扼要之区，弹压巡辑，差徭赋税，量为征收。举凡疏节，关目拥杜，厥声灵坚，其趋向以待今日，变通尽利。”[8]

1882年，收复新疆的实际执行者刘锦棠对新疆建省事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简略了左宗棠的方案，而对谭钟麟的方案又增加了许多比较贴近新疆实际的主张。他认为新疆甘肃不可分割，新疆设巡抚而不设总督，新疆巡抚仍隶属于陕甘总督。对原有各级伯克，刘锦棠主张：“将回官各缺及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各厅州县另行酌设头目，额数略如各省办公绅士，不可以官目之。遇有缺额，即行就地选举。”[9]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几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葛尔，吐鲁番及南疆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一律裁撤，哈密至伊犁都统及办事大臣可酌量裁撤。伊犁将军不再统辖全疆军政，只管伊犁、塔城一线防务，巡抚则统管全疆事物，权力集于一身。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清廷终于批准了刘锦棠的方案，设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辖全疆官兵；设布政使随巡抚驻扎。天山南北建镇迪、伊犁、阿克苏、喀什葛尔四道。伊犁将军和塔城参赞大臣统辖旗营及蒙古各部落。十月十八日，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调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10]

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龚自珍“五十年中言定验”的预言终于得以应验，新疆建省最终实现了。

二、清政府对新疆建省问题的考虑

自乾隆二十四年，清统一天山南北以后，在当地施行军府制。这种制度侧重于军事，有利于守边安边。对于民政、司法、经济、文化教育重视不够，不利于新疆经济的发展。军府制加上伯克制和扎萨克制构成了清帝国统治新疆的基本策略。这种羁縻政策，有利于笼络少数民族首领，维护边疆稳定。但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新疆的实际状况的变化，这种制度逐渐显露了它的弊病。对外无力抵抗侵略，对内无力统一军政号令，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随着内忧外患的加深，新疆多次出现动荡局面。这种动荡与军府伯克制是分不开的。鉴于这种情况，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新疆弊政的方案。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就首次提出在新疆单独开府建省的主张，之后魏源再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

对于新疆建省问题，满清统治者们是怀着一种矛盾心理的。自满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以来，他们对于汉臣一直怀着一种疑惧心理。对于汉族的士族地主们满州贵族们始终采取既防又拉的策略。满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等级森严的界线。边疆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带，中央朝廷不得不依赖于地方官吏来施行号令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事物。换句话来讲，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归该地最高长官而非中央朝廷。早在康熙年间，具备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疆地区的最高官员，通常是不允许由汉人充任的。1760年，清廷决定在伊犁地区和阿勒特沙（六城）实行军事编制。两地官衔较高的职位（如将军）必须由旗人来担任。甚至在乌鲁木齐及以东等文官治理的地区，大部分官衔较高的官职也都由满洲人来担任。自乾隆二十年（1762年）设“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以来，伊犁将军一职始终被满人所垄断。不但如此，新疆各地的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也一律由满人充任，汉人是不得染指的。因此，历来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几乎全是满人。19世纪，虽然满州贵族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削弱，但他们对于汉族官僚的戒心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极度增强。满族官员掌握实权，汉族官员为辅助不掌握权力，这成为满清统治者的一个基本心态。

如果新疆一旦建省，就会设置总督巡抚，这样以来新疆军政大权集于督抚而非伊犁将军。更重要的是总督巡抚并不是满人专任的。这样汉族官员就会有机会染指新疆的军政大权，这无疑触动了满族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因当龚自珍、魏源提出新疆建省事宜以后，并没有获得清朝廷的批准。龚自珍、魏源所处的时代，虽然满清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满族统治者们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至少在心理上他们不愿承认到了完全依靠汉人的地步。统治者们还沉浸在列祖烈宗的功勋之中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妄自尊大的虚骄心理的作用之下，对于打破满人垄断权力的任何提议，满洲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忧外患与日俱增，特别是1851年风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将满人的统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满族统治者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对汉族官员的基本心理却是一脉相承的，既防又拉已成为他们一贯的政策。太平军的打击和摇摇欲坠的统治，满人光靠旗人已经再也无力抵挡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族统治们不得不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来保住自己的江山。但是越是依靠汉族官员，满洲统治们就越是心存疑虑。任何涉及到权力转移的问题，无疑都会成为敏感的话题。

因此，在1877年左宗棠提出新疆建省，增设总督、巡抚的请求后，朝廷留中了他的奏折。在1878年、1880年，左宗棠又多次上奏新疆建省事宜。然而，朝廷依旧是不明确表态并以种种借口拖延不批。说什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郡县，事关重大，非熟悉地方情形，难以悬断。此时遽令内外臣工议奏，亦未必确有定见。仍酌左宗棠详悉酌度，因时制宜。如果改设行省郡县实有裨于大局，即着何处应设省份，何处分设郡县，及官缺、兵制、一切需经费，妥议章程具奏，再敕廷臣悉心会议，候旨定夺。”[11]虽然朝廷未同意左宗棠的建议，但是此议却犹如抛石入水，激起了极大的涟漪。西北各地方官员纷纷上奏申述己见，甚至朝廷中枢也有很多人支持新疆建省。特别是手握重兵的西征将领们更是热心于建省之事。陕甘总督谭钟麟，主持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建省方案。虽然他们的方案不尽相同，但是其主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新疆改行郡县制。

面对咄咄逼人的形势，尽管满族掌权者们有极大的不情愿，但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新疆问题了。在新疆施行的军府伯克制再也无法适应当前新疆实际的情形了。这种制度虽然有利于满族人掌握实际权力，但却极大地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一旦新疆再有突发事件，则有可能造成一连串的反应，甚至会危及京师的安全，从而动摇大清王朝的百年根基。这是满族掌权者最害怕看到的局面。此外，这时满洲贵族的势力已大不如前了，特别是他们最为器重的八旗、绿营的军队已经腐化到了无力迎战敌人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洲贵族们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们的强悍武装来苟延残喘了。考虑到这一层，满洲贵族们也就不得不向手握重兵而又征战多年的汉族官员们服软了。他们只得同意新疆单独设立行省，以安慰汉族带兵将领们的心。

即使是同意建省，满洲统治者们也要选择一个最有利于他们的方案。他们心里清楚新疆设行省以后，总督、巡抚最有可能会出自西征的将领之中。一则，这些将领们在新疆征战多年，熟悉新疆的实际情形，有力与掌控新疆的局势；二则，驻守新疆的军队大部分是汉族的武装，这些武装经过了长期战场厮杀，骁勇善战但也骄横无比。不用说一个满族将领就是派一个陌生的汉族将领也是驾驭不了的。而这些武装又不好被撤换，有他们在才会定边安边。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清朝廷最终同意刘锦棠的方案。新疆甘肃并不分割，新疆设巡抚一员加兵部尚书衔，驻乌鲁木齐；设布政使随巡抚驻扎，设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道、伊塔道。清政府考虑到这一方案使新疆和甘肃不完全分割，陕甘总督仍可以节制新疆巡抚，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1884年11月17日，在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之后，满清统治者们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同意在新疆设立行省。11月18日，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调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12]。新疆建省终成正果，几代人的努力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2]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A].新疆历史论文集[C].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3]沈传经.论新疆建省[A].新疆历史论文续集[C].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4]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7.

[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上海书店，1986.

[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1）.

[7]董蔡时.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2（1）.

[8]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138）•职官204.

[9]光绪朝东华录（二）.

[10]清德宗实录（卷78）.

[1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朝四年.

[12]清德宗实录（卷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