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官民互动的反腐模式

文_高峰

导读：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成绩斐然。笔者通过梳理公开材料发现，落马者中，多人涉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导致其落马的诱因很多时候是因“官民互动”反腐。

▊▊民间反腐参与意识日渐升温

对于公众来说，除了对落马官员的贪腐情况广为关注外，对贪腐案件的线索来源渠道也很关心。据了解，纪检部门案件的来源渠道正在不断拓宽，除了来信、电话举报、来访外，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也成为民间参与反腐的又一渠道，如此看来，民间反腐举报渠道日渐多元化。

据中央纪委有关领导透露说，2012年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41.8%，来源于公检法和审计机关移送的占20.9%，来源于办案中发现的占7.1%。这是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在查办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详细分解案件来源渠道。前两年，案件来源的相关表述都只有寥寥数语。2010年，只是提到“通过网络方式举报的信访件数量大幅增加”。2011年的表述变为“及时查处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而盘点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高官，可以发现，不少“大老虎”的案发均与群众举报有关。比如，倪发科卖掉机关大院，导致老干部持续上访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借助网络，民间力量参与反腐举报的积极性在逐渐增强。比如刘铁男的落马就与网络举报有一定关系。2012年12月，媒体人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2013年5月，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在此前的2012年11月，微博曾曝出时任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从被举报到其落马前后仅约63个小时。

▊▊网络反腐下官民互动的硕果

在目前所有的举报方式中，网络举报是最易受到舆论关注的一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十八大后至2013年7月，产生一定影响的网络举报官员腐败案件约有30起，地域涉及北京、上海等多省份。

日前，中纪委监察部在网上晒出“两节”专题举报的“成绩单”。据统计，在2013年中秋、国庆期间，中纪委收到的有关节假日不正之风的举报有九成来自网络举报。显然，网络已成为反腐的重要阵地。以微博等为代表的民间网络反腐显现出了强大的“火力”，只要在网上输入“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百姓喉舌”等关键词，一下子就能搜索到许多反腐网站。

此外，网络举报一方面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会“逼迫”纪检监察部门快速介入。先把贪腐官员的丑事在网上晒出来，让大家评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纪检监察部门最终介入调查。

这种“网上曝料倒逼纪委调查”的方式的确创下了辉煌的战绩。第一个被成功拉下马的就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他因在公开场合消费“九五至尊”香烟，以致网民质疑其收入来源不足以支撑如此高的消费，在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倒逼纪委介入事件进行调查，结果查出周久耕受贿120万元，其终获有期徒刑11年。此后，这种“民逼官反”的模式，让一大批贪官落马，最著名的当数“表叔”——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房叔”——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相继，一时间，造就了“网络反腐”的奇观。

▊▊网络反腐下官民互动的弊端

但是，网络反腐也存在弊端。一方面，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络反腐具有公开性、便捷性、互动性、低成本等优势，容易形成舆论热点。一些贪腐线索经网络披露之后，有关部门及时跟进立案调查，揪出了一些问题官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曝料反腐有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诬告、误伤、传播虚假信息甚至谣言，误伤无辜的也不乏其例。如2012年的“房婶”事件，就是典型例子。2012年11月21日，网上曝出一份家庭房产一览表，表中显示，广州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下属设计院退休工程师李芸卿名下拥有24套房。粗略测算，这些房产总价达1500万元，随后，房东就被网友戏称为“房婶”。2012年12月，广州市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证实，李芸卿并没有违法违纪问题，其购房资金来源清楚，所拥房产属合法致富。

由此看来，网络曝料只是有关机关收集信息及掌握线索的一种渠道，和现实相比，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更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正义感。但如果这种正义感超出适当的范围，就容易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群体暴力行为，虚拟社会的民间力量容易失去理性，其往往会对社会构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如此看来，要真正推动反腐进程，还是须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设计，打破网上网下界限，实现举报与查处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为克服网络监督的短板，将其纳入制度性反腐体系，中央已经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设计。2013年4月，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多个重点网站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并链接了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的举报中心。

▊▊官民互动须稳健制度的保障

既然官民互动模式有利有弊，那么如何做到兴利除弊？笔者认为，充分发挥“官民互动”模式的优点必须完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良性互动。就目前来看，从派出中央巡视组到清理会员卡行动，再到“背书反腐”，一系列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陆续展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实行的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反腐举措，正在以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形态呈现。

诚然，以往的反腐也讲求“官民互动”，采用的是“有关部门监督+群众来信举报”模式。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监督。比如，预计到某个领域、某些部门、某项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生腐败现象的几率比较高，于是便由纪委牵头，组织监察、反贪、审计、财政等部门提前介入，全程监督，这样可以随时发现产生腐败的苗头，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监督。比如，群众发现线索主动举报，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进行调查。

然而，近年来这种举报方式却日渐显现出一些弊端。比如，对涉嫌官员的违纪行为查不查，查到哪个层次，是严肃处理还是轻描淡写地处理，往往是极少数人说了算，因此，反腐常常被人解读为“选择性反腐”“政治反腐”。

如今的官民互动，是一种双向的影响作用，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的参与，民间的反腐力量能够通过倒逼的方式促进有关机关深入调查，然而，一旦官民互动过程中存在举报失真时，有关机构会在法律的指引下进行主动调控。同时，随着有关方面的积极参与，使得民众对于反腐的参与意识逐渐上升，进而提升了有关机构信息渠道来源的多样化。

官民互动模式的开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反腐与体制内反腐相结合的新途径。整个模式的活力来自于官与民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信任，期间不乏来自于信息的公开和信息的掌控，使得在该模式下，不但有民间参与的活力，同时又有体制内对双方合法权利的保障和违法行为的惩处。

纵观新模式的“官民互动”反腐倡廉，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的举报人通过暗中“盯梢”获取证据，如果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必定会引发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出人性恶的一面。须知，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制度本身的优点和弊端，以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和制度运行背后所造成的制度文化缺陷，要掌控制度设计的步骤，确保制度稳健推进。

▊▊官民互动模式需要双方共同发力

被公民实名举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到中纪委查处不到百天，便走完了从“双规”到“双开”的全部程序。接着，被公民实名举报的上海市高级法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被市纪委调查，目前有关人员已被免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事件都是公民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后由纪委迅速介入调查的成功案例。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新的“官民互动”反腐模式已雏形初现，其特点可用两句话概括：“网上实名举报引导纪委精准调查。”“纪委快速查处激发民间反腐信心。”

的确，对于腐败的治理需要听取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纪检部门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回应民意，充分了解公众对于反腐问题的期待，这也让人相信，官民互动反腐的未来大有可为。

“刘铁男被调查”对于“官民互动”的反腐模式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首先，被举报的是一位部级高官，并且得到了官方的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不管是谁、级别多高，只要举报真实，任何人都会被追究责任；其次，举报人是实名举报，并且有着扎实的材料，这也给民间反腐起了示范作用，只有这样负责任地提供腐败线索，“官民互动”的反腐模式才能有效地运转下去。诚然，正是因为该案中官民彼此角色的配合，才使得“官民互动”模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总之，我国反腐败的深入需要官民之间的配合，只有各自发挥优势，才能使得新时期的反腐大有作为。然而，反腐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它需要多方力量间的沟通与配合，需要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发力，也需要双方依照法律行事，只有这样，才能还社会以风清气正。

（来源：第49期《清风》杂志 作者系中科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