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赴港产子，如今进退两难“跨境儿童”入学，路在何方

“小小赴港留学生”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往返的路途却很漫长。年幼的跨境学童每天花上大量时间跨境上学，对其学习、身心成长，以至人身安全都带来问题。（东方IC/图）

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两人中必须至少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持续的家庭经济损失，许多家长便决定把孩子接回内地来读书。

无论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跨境儿童”的家长是不是“两面投机”，那些儿童却是无辜的。

单亲妈妈苏阳最近有个难解的心事，再过几个月，她的一对在香港出生的双胞胎就要入读小一。

她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每天让两个孩子和成千上万个“跨境儿童”一起，浩浩荡荡涌过深圳口岸，到达仅一河之隔的香港上学，耗在路上的时间是三到四个小时；要么就自己开车，每天把孩子从南山的家送到福田区一所学费上万元的私立小学，半小时足矣。

她其实更中意家门口那所条件还不错的公立学校——走路只用五分钟。难题在于，深圳市公立中小学不接收港澳籍学生，这让“双非”（父母均为非香港居民）和“单非”家庭变得进退两难。

当初，“跨境儿童”的父母利用了香港生育入籍政策，有的是为了躲避内地计生政策的超生处罚，有的则是让子女能够获得香港优质教育资源，其行为带有很强的投机性。如今，眼看孩子去香港读书既辛苦又不划算，家长们又想回头享受内地公立教育资源，这么做的正当性也引来不少质疑。

无论怎样，眼下“跨境儿童”入学成了一个难解的局。

困境是谁造成的？

苏阳总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9岁时，她意外怀孕，原本没打算要，但产检时被告知腹中有两个胎心，欣喜之下便赴港产子了。

一对双胞胎顺利产下后，紧跟着就是上学问题。三年前，苏阳到香港幼稚园挨个叩门，只可惜每次她都只能抢到一个学位。“不可能让双胞胎一个在深圳上学，一个在香港上学吧？”苏阳只好让一双儿女进了离家步行十分钟的幼儿园。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苏阳不得不提前考虑他们上小学的问题。然而根据现今政策，要想让“双非”孩子在深圳读一所公立学校几无可能。在南山区小一招生网上预报名系统中，有“儿童身份证件号码”一栏。“必须是内地身份证，香港的身份证根本输入不了。”家住坂田的曾爸说。

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需要挤破头才能上。比如南山中英文学校只设置了一天的报名时间和测试时间（学生面试、家长面谈），提供学位80个，而报名当天和苏阳一样去申请学位的有600-800位港宝家长。这是远比高考还要残酷的竞争，10个孩子里只有1个有机会录取。

私立学校的学费也水涨船高。一个孩子每学期平均要花6000到2.5万元，好一些的学校像深圳南山中英文学校国际班、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则要3万出头，双胞胎妈妈苏阳的负担是这个费用的二倍。

在“双非”家长王凤看来，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诸如“私立学校管理质量参差不齐”“师资流动性大”等等现状都让她望而却步。不久前，王凤还听说一个同事的港宝女儿才上私立小学四年级就已怀孕，更加剧了她的担心。

事实上，“跨境儿童”如今的困境是由他们的家长一手造成的。想当初，家长们有的想多生孩子，有的正是看中了香港籍的优势才决定赴港生子。香港中文大学博士Connie从2011年开始以跨境学童作为博士论文课题。Connie曾经接触一个访谈对象，小A，湖南人，此前在深圳住了十几年，却从未到过香港。2010年第一次去香港购物时，挺着四个月大的肚子。从旺角返回的地铁站上，小A碰到了中介。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若放在今日，说话如此猖狂的中介估计是揽不到生意的。但在当时，香港还处在享受亚洲四小龙时代给予的制造业福祉中，“几万港币生一个香港宝宝，可以享受800万港元的福利，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中介这样的说辞还是很有吸引力。

慷慨的中介甚至给小A提供了免费住处，她一整夜在那儿想，最后认为：“都住一晚上了，难道还不在这里生吗？”

在进行完大量深度访谈后，Connie发现，“大家会觉得这些跨境生子家庭当初是在算计得很清楚后做的决定，但很多时候未必是这样。”

赴港产子的疯狂年代

中国内地居民赴港生子始于2001年。当年7月20日，轰动一时的“庄丰源案”由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明确“双非父母”生下的孩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这以后，大批内地妈妈开始赴港生子。

这背后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忧虑。1971年-2005年，香港总生育率一度从3.46跌到0.96。尽管港府一直在鼓励生育，但效果不甚明显，就连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都在2011年公开表示，内地女性赴港产子有助应对老龄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香港也在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雄心勃勃地打造亚洲产科中心。今年41岁的港宝妈妈王凤，至今对香港医院的服务赞不绝口。2009年10月的一个凌晨，她在深圳家中突然宫缩，紧急“闯关”入港，从入住香港医院到顺利产下二女儿，仅仅花了半个小时。为了再要个男孩，2012年她又到香港生了第三胎。

2010年前后是赴港产子最疯狂的年代，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甚至在全国两会上公开说，鼓励内地妈妈到香港生宝宝。相当部分港宝妈妈当初就是为了逃避内地计生政策的处罚。深圳温馨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约八成赴港产子家庭是为了生二胎。

一时间，整个内地刮起一阵赴港生子旋风。躺在香港浸会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传入苏阳耳朵里的口音来自内地五湖四海，江苏、浙江、东北、四川、重庆，什么地方都有。

那个时候，刚诞下幼子的王萍，每天在小区都能碰见几个和自己一样“遛港宝二胎”的邻居。这个位于深圳坂田的小区，住户基本都来自国内一家基础通信龙头企业的员工。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2010年共有32653个“双非”婴儿出生，大约占当年全香港活产婴儿数量的37%。

那个时候，香港的幼稚园和小学普遍面临招生不足问题。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的张晋记得，2009年，机构刚成立不久开始介入跨境学童上学领域，在当年举办的第一次跨境上学咨询服务现场，香港十几所幼儿园、小学的校长带着一群校职工到现场“拉客”，场面极为壮观。

一些学校为了招揽生源，专门设立“跨境学子班”，为跨境学子推迟上学时间、提前放学时间，免费提供粤语、英语课程辅导……而不愿忍受跨境之苦的家庭在家乡也有优待——他们只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就能入读深圳公立学校。

赴港生子浪潮直到2012年才结束， 那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无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妇到港产子。然而此时“双非”婴儿的数量，已经从最初的709名一路狂飙到21.3万名。

此时，“双非”孩子的教育麻烦开始出现了。

“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处”

2012年，王凤刚生完第三胎，二女儿马上就要读幼儿园了。王凤此前从来没计划过一定要送孩子去香港读书。

当她听说孩子如果等到小学才去香港念，成绩可能跟不上，王凤想，既然深圳公立小学不让读，那还不如幼儿园就去香港读的好。

于是她辞掉工作，开始了每天陪女儿璐璐过关上香港幼儿园的日子。2015年，儿子优优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璐璐则开始上小学。由于两个孩子学校地点在香港两个不同区，她的一天都耗在了送娃、接娃身上：

早晨5点半，起床做早饭，6点哄孩子起床。6点15分，她先打车到深圳北地铁站，坐九站后在福民站下车，将女儿送进地铁口附近等待的保姆车。坐上车后，女儿璐璐和其他四十几个港宝将从皇岗口岸过关，继续乘保姆车到达位于离岛的小学，乘车时间大约一个小时。

送走女儿之后，王凤得赶紧带着儿子返回地铁，顺着家里来的方向继续坐一站，而后出站步行至到福田口岸，过关，步行至落马洲火车站，乘坐港铁到达粉岭，最后步行十多分钟到达儿子的幼稚园。此时是上午九点。儿子上的是上午班，12点准时下课。王凤带着儿子原路返回家中，1点半吃上午饭。随后哄儿子午睡。下午4点，因为家中无大人，所以必须把睡得正香的儿子喊起床，和自己一起出门，顺着上学时的路线到福民地铁口接放学的女儿，再返回。

每天5点半钟就在QQ群里“报到”的王凤，成了圈子里家喻户晓的跨境妈妈，但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2015年末的例行体检中，她被查出身体存在癌变的隐患，医生劝王凤加强锻炼多休息。可是如果不费心劳力地送孩子去香港，在深圳读私立学校动辄上万的学费，会让这个只靠丈夫每月两万元薪水支撑的家捉襟见肘，而且，家里还有个上高一的老大，转眼就要考大学。

那些送孩子去香港读书的家长发现，受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制约，跨境学童事实上很难到香港的香港岛、九龙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上学，主要是就近选择香港毗邻深圳的新界北区的学校，那里的教育质量相对要差，能提供的学位也十分有限。

近年来，香港一系列跟内地人有关的事件，也让内地人不再觉得香港如从前那样美好。王凤算是这一类群体的代表，“如果不是要送孩子上学，现在我根本不想在香港待着”。

曾在港资企业工作八年的苏阳，近两年在香港街头受到的礼遇和前几年确有差别，“过去在香港打车，司机会说很近的你走过去就好，但现在有的的士司机会故意绕路”。

即便坚持把孩子送到香港读书，家住深圳的父母也要做出巨大牺牲。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两人中必须至少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持续的家庭经济损失。

刚刚取得港籍身份的“单非”爸爸郑先生上个月在圈子里做了一项匿名调查，在将近500个填写问卷的“双非”家长中，希望“返回”的占了三成以上。理由是“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处”。

这几年，王凤一家什么办法都想了。比如把孩子户口迁到朋友家名下，“但那不就成了别人的孩子了吗？”后来又想举家迁回四川老家，那里的公立学校可以收港宝，但这个选择遭到自小未离开深圳的大女儿强烈反对。

老家在山东的王萍甚至想效仿一位朋友，在老家为孩子搞一张假的出生证明，但最终因为没人敢帮忙而作罢。

夹缝中生存的孩子

对于深圳究竟在何时开始执行公立学校拒收港宝的规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一位双非孩童家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早这么做的是南山区教育局，那时还是2011年，南山区公办学校的学位非常紧张。由于涉及面不够大，这项不成文的规定默默执行后，并没有在“双非”家庭中引起大的波澜。

按照云妈的看法，是因为“当时二孩还没有放开，大部分港宝都是超生的，所以大家不敢吱声，只能转而读私立学校或者跨境上学”。

2011年，深圳个别赴港产二胎的家庭被罚巨款的消息传出后，“过去相当活跃高调的QQ群一下就安静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生怕被查到相关超生记录。”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的张晋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2011年末怀上孩子的云妈就被社区工作站的人盯上过。当时深圳还未正式出台“境外生子也算超生”的计生条例（2012年底颁布条例，2013年1月1日起执行），所以云妈告知对方“自己在香港生娃，不会给社区添麻烦”而躲过一劫。

2012年9月生下孩子后，云妈所居住的福田区还没有禁止港宝上公立学校，云妈记得她的一位邻居的港宝还在公立学校上学，“或许是福田区新楼盘不多，学位相对宽松，所以执行这项规定的时间较晚”。

到了2013年初，全深圳市公办学校都对港澳生关闭“闸门”已经明确无误。苏阳带着不能在招生报名系统录入的疑问找到南山区公立学校时，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是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1+5’文件精神执行工作。”

据参与港宝入学问题的孙明生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份全名叫《深圳市关于加强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及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深府[2005]125号文）的“1+5”文件中，并未明确规定具有深圳户籍及深圳居住证的香港户籍子女禁止报名就读公立中小学。

一些“双非”儿童家长也不是没有奔走呼吁过。2016年初，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成为“双非”家庭奔走的起始。曾爸和另一位家长去教育局了解情况。深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的一位干部告诉他们：“深圳市教育局也在对跨境学童上学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但因为这个问题跨部门，而且教育局只是政策的执行部门，并不能一下子就解决。”

但是，也有人对“跨境儿童”家长们的投机行为表示质疑：“不少港宝家长当初的确是打着两边便宜尽占的如意算盘，如果允许‘双非’学童轻而易举从香港转回内地上学，这无异于是对当初该类人群投机行为的追认鼓励，难以避免制造错误的预期认知：如果政策、社会规则存在漏洞，就可以给予恶意利用，反正哪怕有不利后果，也必定会有回转空间和解困方法。”

深圳市政协委员陈昳茹在对跨境学童的调研中发现，现阶段的跨境学童开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我访问了很多家长，他们大多是在香港生了二胎。这些港宝问父母最多的是，我为什么不能跟姐姐一样在深圳上学。这些孩子就像在夹缝中生存，两边都不认同。”

2016年深圳市两会上，陈昳茹提交了一份“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的议案。陈昳茹担心，如果两地不处理好，这群本该是融合两地的“天使”，未来可能成为矛盾的制造体。

（文中云妈、苏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