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藏书楼:升级并建,浙图之先(下)


浙江图书馆在文澜阁旁边建成之后,张亨嘉在大方伯里所建的浙江藏书楼也一并并入,馆舍当然不能搬走,于是将孤山所建的浙江图书馆称为总馆,而在大方伯里所建的馆舍则改称为“浙江图书馆新民路分馆”。

到了民国二十年,汤寿潜的后人根据其遗嘱捐资20万元,在大学路新建起了一座图书馆馆舍,此新馆建成之后,当地有关人士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刘大白写了篇《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刘在此记中讲述了本馆的来由以及所有为此馆做出贡献的人:

浙江藏书楼:升级并建,浙图之先(下)

从前慢,细细打磨这窗棂

“斯馆之成也:其捐资,为故浙江都督绍兴汤蛰仙先生;其建议浙江省政府,请以其资建筑斯馆者,为汤氏嗣子拙存先生;其保管其资以底于斯馆之成者,始为前浙江省教育会,继为前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暨国立浙江大学;其指定故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并增资以弥其不足者为浙江省政府;其建筑师,为刘既漂;其设计绘图者,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其从事建筑者,为上海陆顺记营造厂;其组织建筑委员会以指挥建筑工程者,为国立浙江大学事务主任沈肃文、财务主任汤子枚、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吴馥初、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徐世大陆凤书、杭州市工务局局长朱耀廷、浙江省立图书馆职员韩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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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书箱

在我的印象中,刘大白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然而他却能写出这么详实的细节,这一点着实令人佩服,而后他又叙述了汤寿潜捐款建楼之志的细节:“先是,汤蛰仙先生之将殁也,以遗言勖其嗣子,谓必捐资二十万圆于浙江省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时中华民国六年也。其后十年,国民革命军既定浙江,其嗣子拙存先生,乃建议于浙江省政府,愿以其资为建筑浙江图书馆之用。呜呼,汤氏父子,知私有其资,将无几何时而卒归于尽,不若公其资于众,以为恢宏文化之用,为可垂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泽远矣!”汤寿潜本是浙江军政府都督,但他却对文化建设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真是一位可敬的前贤。这处新建之馆处在大学路上,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放,由此这里便成为了浙江图书馆的总馆,而原来的孤山总馆反而成为了分馆,当年邵章所建的浙江藏书楼则仍称为新民路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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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建在黄龙洞附近的浙江省馆

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浙江藏书楼而今已变的了无痕迹,好在它有着完整地递传链条,而大学路的分馆就是其当年的归宿,世道沧桑,当年大学路的浙图总馆而今又变成了分馆,后来浙江图书馆又在黄龙洞一带盖起了更大的馆舍,自此后,黄龙洞旁边盖起的这处馆舍则成为总馆,而其余几处则一律成为了分馆,这也包括当年在文澜阁旁边所建的那处总馆,而今那里被称为了孤山分馆,或者叫古籍分馆,因为那座楼房的颜色涂装成了白色,故而那个馆又被浙图人内部称为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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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图孤山分馆

那个地方我曾两度前往参观,虽然杭州藏书楼和浙江藏书楼这两处馆舍早已被拆除,但好在当年建在大学路的总馆馆舍今日也依然存在,我觉得到这里进行一番探访也算我对浙江藏书楼的一种纪念。于是在吴志坚主任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了这里。在路上,李师傅说这里仍然是浙图工作人员的宿舍楼,因此他开到这里来十分熟悉,但是本院已经成为了中医院的一部分,车开到这里时仍然受到了阻拦,但李师傅还是把车毅然决然地开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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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医院门诊部

院内的左手边就是汤寿潜所建的浙江图书馆馆舍,一眼望去,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院落的正中已经变成了绿地,绿地上所种之树郁郁葱葱,这使得给该楼拍个全景变的很不容易。虽然我带着广角镜头,但还是难以将全景收进,只好拍个斜景。而广场对面的一侧则开办着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门诊部,图书馆与门诊部共用一院,这种布局方式倒很是新鲜。

走到馆舍门口才注意到“浙江图书馆”这几个字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可见当年这些文化界领导们对图书馆建设是何等的重视。从外观看,这个馆舍有点西式风格,尤其外立面那一排高大整齐的罗马柱,走到近前细看,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门上的花棂也同样是当年的原物。走进一楼大堂,整体结构没有变化,但却做了现代化的装修,左右两侧依然作为图书馆阅览室在使用。我本想走进去拍照,但里面的安静环境让我不好意思端起相机,于是向二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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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为什么在图书馆开医院

吴主任告诉我此楼的楼梯也是当年的旧物,花栏上的装饰风格确实跟外立面相匹配,但二、三楼之间的墙体上却挂着一家化妆品的招牌。吴主任说楼上的部分已经出租其他的公司在使用,但我还是想上去一探究竟。果真二楼已经封闭了起来,我不好走入,于是继续登上三楼。本打算开开门登上楼顶,然而却上着锁,未能如愿。从楼内退出,在院落的右侧看到了省级文保牌,原来这处馆舍也成为了文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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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出租给化妆品公司

在民国期间,浙江图书馆所办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杭州举办了浙江省文献展览会,这个展会的展品并非浙图一馆所提供者,当时他们还邀请了北平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以及苏州图书馆等等,同时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也拿出自己的藏品参加了此会,当年这个会所需展品都是跟浙江有关的文献,总计征集到了图书60余种2万余件。这么大规模的展览,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而今各地图书馆搞一场展览能够有千件展品已经是个很大的数量,我难以想象2万多件展品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摆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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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罗马柱

1937年12月24日,杭州被日军攻陷,大学路的各处馆舍也被日军占领,由此变成了军营,这个期间使本馆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原来这个馆的书架都是用钢铁所做,日本投降之后,馆方人员再来到此馆时,里面的书架全都没有了踪影,而当时的新民路分馆,也就是杭州藏书楼,被汪伪政府所占,并将其改为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因为大学路总馆被日军所占,因此,汪伪政府又把文澜阁旁的孤山路馆舍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分馆。这就是浙江省图书馆变来变去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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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护栏依然完好

好在当地有识之士早有预案,在日军攻占杭州之前的三个多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其他的善本早已迁出杭州,藏在了富阳的渔山,而后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这些藏书又几经搬迁,先后到了永康、龙泉,再后来藏到了贵阳的第五洞,最后藏在了重庆的青木关。因为藏书数量巨大,这样的大迁徙只能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走,而馆藏的其他线装书总计20万册,则只能分散藏在了杭州民众的家里,但这些书后来大部分被日伪搜了出来,因此给浙图的藏书带来了较大的损失。这其中曲折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查查《浙江图书馆志》,上面对这些细节都有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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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三楼,上不去楼顶

当年张亨嘉建起浙江藏书楼后,还制定出了《浙江藏书楼藏书章程》,这个章程大约有19条,但其中几条读来让我很感兴趣,比如“凡词赋杂俎稗野小说,一切无裨实用者,概不收录”,而今诗词曲赋及各种文艺小说已然成为了书籍市场的主体,而那时却规定书楼里不能藏这些书,可见张亨嘉观念之保守。关于这一点,在其所写的《浙江藏书楼碑记》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书楼之法,辅学堂之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岂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人臣侈谈西法,顾于本朝掌故昧焉弗详,非所谓大耻也邪!抑文澜阁之书,仰蒙圣人睿鉴,故收藏富而别择精。今中外迻译之籍,何可胜数,一有不慎,则似是而非,足以移视听而溺人心,转为政治生民之害,是在持风化者加之意也。”

张亨嘉认为藏书楼是学堂的辅助,虽然国外认为藏书楼建设很重要,但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的圣人比他们早了上百年,于是张就举出了文澜阁的例子,他这里所说的圣人,看来指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且不说西方的图书馆早在乾隆之前就已存在,即使按照张亨嘉所言,让我读来还有些阿Q的影子。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他所制定的章程里还有这样一条:“东西洋文各图书,亦择要购置,以便随时译出印行”,张拒绝他所建的藏书楼里有各种小说和词赋,同时他说祖宗的图书馆比西方建的早,但他却并不排外,反而认为国外的洋文书中的重要著作也应当购进,其目的是为了翻译出来并对外发行,可见这种思想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产生,这正如浙江藏书楼处在杭州藏书楼和浙江图书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