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看丝路：印度红茶与中国泾阳“茯茶”

作者丨著名陕商研究专家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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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丝绸之路万里行品牌媒体采访团在新德里继续进行有关丝路的深层次采访。映入人们眼帘最多的是新德里无处不在的茶叶店。

新德里的茶叶店

印度历史上并不产茶。茶是中国的自有之物。进入近代社会后，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对印度进行近400余年的大不列颠殖民统治。由于英国棉纺织品对印度的畅销，彻底摧毁了印度手工纺织业，使印度手工纺织业者的白骨将整个印度平原都漂白了，他们亟需在印度培植新的产业，以继续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而英国对华贸易的失败，使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在中英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英国的白银像潮水般的涌向中国，当时中英贸易存在着一个丝绸流向英国，白银流向中国的国际货币流向，仅鸦片战争之前流向中国的白银达11亿两之多。(参见李刚：《十六世纪地中海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 期）面对这种中国商品所向披靡的贸易态势，英国朝野一片惊慌。当时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企业家屡屡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对华贸易的被动局面。一位英国棉纺织业主气急败坏地说：“如果曼彻斯特的纺织业造不出象中国那样结实而温暖的棉布，我们的纺织业干脆关门大吉算了。”另一位伯明翰的工业家则说：“如果英国不能开辟中国这个极有消费力的市场，我们这个有希望的制造也就会面临毁灭的下场。”而一位英国茶叶协会的负责人在对英国国会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英国不能找到一个代替中国茶叶的办法，英国就会变成一个疯狂而干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找到一个对付中国王牌产品的办法，来改变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被动局面。而这一局面因为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得到了改善。这个人就是英国爵士罗伯特·福琼。

英国爵士罗伯特·福琼

1839年，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到中国进行商务考察活动。他深入到中国的武夷山，了解中国的茶叶种植和焙制技术。才一次知道中国的茶叶是由种植茶树、采叶焙制出来的。这个富有心计的英国人，通过收买中国茶叶买办和粤海关官员的办法，并化妆成中国人，从中国茶农手中盗取了1.7万粒茶叶树种，并通过买办找到8名中国福建茶工，将他们带到了印度的吉尔吉利、大吉岭和阿萨姆邦，在那里进行试种，获得成功。因为大吉岭位于印度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潮湿，云裹雾罩，可以出产上等的红茶；而阿萨姆邦坐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平原，这里气温适宜，土地肥沃，所产阿萨姆茶叶外形细扁，带有浓郁的麦芽香味。使之成为英属印度的茶业制造中心。从而促使印度红茶急剧兴起。

印度茶业兴起后，为了打击中国的茶叶出口，他们在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方面痛下功夫。在大吉岭和阿萨姆邦成立茶叶研究院，探究科学种植方法，并对茶山和茶园进行社会化管理和科学种植，进一步降低了茶叶的生产成本。同时，对茶叶的焙制进行机器生产，1871年杰克逊发明了第一台揉茶机，1877年戴维斯发明焙炒机，从而保证了茶叶品质的稳定划一，使英属印度红茶在品质和产量方面都胜过中国红茶。而此时中国的闽粤茶农，不知进取，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继续恪守传统小农经济的种植方法和手工生产，所产茶叶品质芜杂，假茶、坏茶掺杂其中，又产量有限，致使长期占据优势的国际茶业市场很快被英属印度红茶所替代，茶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每况愈下。到1871年以后，中国国际红茶市场被英属印度红茶占据，绿茶市场被日本绿茶所替代，茶叶由出口一变为入口，第一次出现了巨大的贸易入超，“华人生机皆为其所夺矣！”

印度阿萨姆红茶

当闽粤茶产被印度红茶压迫的喘不过气，并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之际，却又一枚中国茶因其技术独创和领先而始终在西部边茶贸易中在处于坚挺的地位，五百年保持着无人能敌的垄断局面。

这枚中国红茶就是陕西的“泾阳茯茶”。

中国西部天苍野茫，地处高寒，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他们吃牛羊肉，喝奶酪，需要饮用用陕西茯茶熬制的酥油茶，以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形成“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习惯。几百年来茯茶以其独特的功效，一直成为草原地区人民的生命必需品，被草原民众誉为“茶是水，茶是血，茶是生命”，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命之茶”。

秦巴茶山

茯茶是采用湖南安化粗枝黑茶为原料，运送到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称“泾阳青砖”。茯茶早期因原料来自湖南，称为“湖茶”。因其必须在伏天加工，故又称“伏茶”。又以茶熬制后散发土茯苓的香味，又美称为“茯茶”或“福茶”。由于系用官引制造，清代前期须在兰州府缴纳三成至五成砖茶作为税金，交由官府销售，又叫“官茶”、“府茶”。其余的砖茶由茶商按照政府指定的区域销售，故也称为“商茶”或“附茶”。

茯茶明代中叶在陕西兴起，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泾阳茯茶

明代中叶，西北茶叶市场的重大变化之一是湖南安化“副茶”或“附茶”的急剧兴起和陕川“汉茶”的衰微。在明代初中期，西北边茶贸易的主打产品是陕西汉中、紫阳以及川北保宁府的“秦巴”绿茶，也叫“汉茶”，“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但自明代万历年间，湖北安化等地所产的黑茶却在西北市场急剧兴起，并在清代成为取代“秦巴茶”而成为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产品。这一变化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概而括之，无非“适销对路”，市场选择的结果。

其一，汉茶少而值高，湖茶产多价廉。在明代万历以前，西北边茶主要贩运陕西秦巴茶区的绿茶到边地，号称“汉川绿茶”。紫阳茶属细茶，多以茶枝细蔓焙成，产量有限。明代最高年产15万多斤，加上四川保宁府运入陕西的100万斤，总共115万斤。而当时西北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在4000万斤左右，市场缺口很大。加之汉川茶是细茶，价值不菲，故“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安化的湘水流域向来为我国主要茶叶产区之一，明代中叶年产茶约为480万斤'，清代更增加为4100万斤。同时，湖茶系粗茶，以茶枝之粗蔓制成，使湖茶“多而值下”湖茶在价格上胜于汉茶一筹。对产业单薄，购买力相对比较低下的西北民众来说，更宜于选择湖茶而弃秦巴茶不用。

茯茶万里丝路行

其二，湖茶品质对路。生活在陇藏高原上的西北民众游牧为生，以牛羊肉为食，多以茯茶熬制酥油茶，饮用以帮助消化和吸收生命缘色。而陕西秦巴茶系绿茶，“味甘而薄”，湖茶则为黑茶，“味苦，于酥酪为宜”，无论黄、黑两类均能适应西部民众制作酥油茶的需要，“黄茶色淡味薄，为夷番熬茶所需，” “黑茶色浓味重”，熬制后呈红色，更为少数民族所喜爱。因此，湖茶品质比陕茶高于一筹，更具有市场魅力，更能适合西部市场的需要。

其三，湖茶规格适销。陕茶系散装绿茶型，鲜叶焙炒后用麻袋装运，踏压松软，既不便于运翰又容易发霉质变，不易储存。而湖茶系黑茶紧压茶，要经过二次发酵、挤压、压砖，形成“茶砖”，适宜于西北千里贩运的运输条件和藏区民众的长期保存，使贩运湖茶比陕茶更能增加贩运量。

其四，湖茶运输成本低，便于商人转输。陕川汉茶，主产于秦巴老林，山重水复，运送不便。从紫阳装船逆流而上，到石泉茶镇起旱，雇背夫背运汉中，路险苦累，搬运不爽。而湖茶产于洞庭，适于水运。安化茶叶装船沿洞庭入长江，由长江而进汉江至两河口入丹江，在丹江龙驹寨起旱翻秦岭运送泾阳，全程以水运为主，便于大船装载。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手段，故湖茶比汉茶更能够节省运输成本。清初巡茶御史姜图南就指出：“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崖复岭，山程不变，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今湖南茶法未行，陕商统聚襄阳收买。”

五、陕西泾阳具备湖茶焙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茯茶在西部四百余年崛起是最主要原因。这是因为：

一则泾阳水好。黑茶在着色发酵过程中要不断以极浓之茶水注入锅内茶叶中，才能使茶叶香气浓郁，所用之水与茶叶质量有重要关系。而泾阳“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二则陕西人从唐代以来就已经掌握了紧压茶的装、菠、杂、吊、锅的焙制和压砖成封一整套加工技术。唐代的饼茶就是把茶叶置于瓶中，再将瓶放入锅里加热，蒸后趁热捣碎，再放入一定的模子里拍制成型，放入焙坑中烘焙，烘干后加以密封，运往各地。说明至少在唐代陕西商人已掌握了紧压茶的焙制技术。而这一技术湖南安化茶区直到民国二十九年才逐渐掌握。泾阳焙茶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为湖茶在中国西部崛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湖茶在价格、品种、规格和市场方面都优于陕茶，因此从明代万历年间起，湖茶就对陕茶摆出一副咄咄通人欲取而代之的态势，“湖南产茶其值践，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引。”

为了确保汉茶市场，“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尚有一段陕茶为主，湖茶为辅的过渡时期，到嘉靖三年御史陈讲动议“商茶低伪，悉征黑茶”，使湖茶最终代替汉茶取得主导产品的地位，至迟在明末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湖茶运销路线。入清后，安化“茶业日兴，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到雍正年间，湖茶已完全压倒了汉茶。

印度红茶与陕西泾阳茯茶做成的奶茶，虽然都散发着奶甜与茶香，但它们却都包含着耐人寻味的经营故事，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