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小的出生证能卖10万元，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而且，证件背后隐藏的利益链，却已是非常成熟。这篇报道刊发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发时间2016年9月25日

原标题假信息真户口：“出生证”买卖内幕调查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晓磊

8月底，我从国内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那里知道了“倒卖出生证”的线索。为此，他已潜伏在卖证中介里两年多。

“什么样的家庭会去买出生证？”我问。

“大多是被拐卖来的孩子，通过正常渠道办不下来！”上官正义说，当时，他整理出来的问题出生证已经超过600本，这个数字对应的，可能是相当数量的非法买卖人口。

河南、湖南、福建、贵州、山东均是涉及省份。其中，福建是买证重灾区。

毋庸置疑，这个采访难度是极大的，因为要摸清买和卖两条线，并且还要调查是什么人或部门支撑起这条利益链。

采访被“教训”

上官正义向我爆料时，我正在郑州出差，他提供的名单中有几本流向福建的证，加盖着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公章。

9月1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首席记者魏华与我同行，他们想用电视手法呈现这个调查。

这次合作，的确各自发挥了特长与优势。比如，纸媒对采访证据的获取大多靠录音，电视媒体要把这些证据全部影像化，这些增加了信源的权威性与真实性。

采访前，我和魏华做了大量准备，比如出生证申请与发放制度、官方在这方面管理有没有漏洞等，但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医院，是个难题。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亮明身份。不能否认，当时我俩有关此事的采访，还很生疏。

到了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办理出生证的办公室，我拿着疑似问题出生证的编号，找到医务人员，并表明了身份。

“有人投诉你们办假证！”我说。

“不可能。”医务人员一脸惊诧。

“这是不是你们办的？”我向她提供了一个J412开头的编号。她查询后予以否认。

但买方家庭拿着该编号对应的证件，在福建福清为孩子上了户口。解释不清后，医务人员将我们支到主任办公室。主任是位女性，看起来50多岁，皮肤显黑，微胖。

我向她主动出示了《新闻记者证》，又说明采访来意，她说需请示领导。过了几十分钟，主任自己回来了，但对涉事出生证绝口不提。无论我们如何变化采访方式，对方就一直绕弯子。此时，任何有关采访的理论知识，都显得那么苍白。

接下来近1个小时，她用连珠炮式的方式，质疑我和魏华的采访动机不纯。我们几次想插话，她都拿出训斥下属的口吻，对我们连续几轮进行“教育”。为避免采访冲突，我和魏华努力克制情绪。

“你们记者没资格查询，按照上级规定，只有公安和检察院才能查。”主任的声调越来越高，并拿出一份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的文件，证明她说法的依据。

我和魏华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刺激到了她。看到魏华用手机拍摄时，她情绪更加激动，随后，把分管宣传的领导喊了过来。

这位女性领导很客气，我们交谈时，那个主任仍不时插话。当她得知，医务人员早已告知查询结果时，表现得更为恼怒。

我和魏华摇摇头后，迅速离开郑州妇幼保健院。出去后，我俩长舒了一口气，彼此都知道心里委屈，但只能藏在心里。

显然，这种向医院直接亮明身份的办法，并不好用，但不亮明身份，可能连门都进不去。

我们手里的出生证，还有一部分来自新乡市、漯河市、周口市的妇幼保健院，大多也流向福建。在这些地方的采访异常顺利，他们不仅否认了办理过加盖自己单位公章的出生证，还直接透露出很多管理漏洞。

后在河南省卫计委提醒下，我们才得知，这些加盖郑州、新乡、漯河等妇幼保健院公章的出生证来自商丘。该市妇幼保健院则证实，在2011年，他们丢失过4885份出生证。

魏华和我一头冷汗，假如这些证都被不法分子利用，将是一个怎样的难题？商丘方面并证实，上述流失出去的证，全部是他们的号段。

可这些证是怎样流失出去的？是套用编号，还是私刻公章？公安至今没有结论。我们对这一部分的调查，只能被迫终止。

千里追“卖家”

流向福建的出生证，还有一部分来自湖南郴州市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魏华因有其他采访，我们约定到福建会合。

在湖南的采访，《新京报》记者曹晓波和我一起。上官正义也加入其中。

此前我和上官正义一直靠微信和电话联系，由于他一直做打拐卧底，所以网络上没有关于他真容的照片。我和曹晓波与上官正义见面，颇像电影中特务接头，幸好大家都是年轻人，沟通起来并无障碍。

9月5日凌晨1点多，我们才敲定调查方案。并且要以郑州妇幼保健院为例，调整采访思路。具体是，和医院对接时，我们以出生证持有者亲戚身份出现，理由是，小孩出生证丢失，需要医院开具证明；和卫计部门的接洽，必须亮明身份。

商量好后，我们睡了几个小时，马上从长沙乘高铁到郴州，然后曹晓波从亲戚家中借来私家车前往汝城。因为，郴州到汝城的巴士用时很长。

开车大约行驶了4个多小时，就见到了竖在路边的集龙乡卫生院的牌子。这里病人并不多，实在难看出它会和倒卖出生证有瓜葛。

现任卫生院院长的回答，与河南商丘一模一样，也说丢失过一批。汝城县卫计委纪检书记表示，除丢失外，上一任院长还违规为别人办理过，这位院长已被撤职，记者采访时，当地卫计委还在调查他。

由此看出，该院长可能是卫生院违规办理出生证的幕后人。

按照汝城县卫计委说法，之前他们在出生证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导致很多家庭拿买来的证件，在公安机关上户。直到今天，卫计委关于出生证的信息，还没与公安联网。

“好多人利用这个漏洞买证办户口”。上官正义说，他在解救被拐儿童时，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如果不做DNA，根本无法辨认。

湖南这条线确定后，我和上官正义又飞到贵州凯里，这里是黔东南州府所在地，曹晓波在湖南继续“深挖”。

证据显示，流向福建的证件，加盖着黔东南妇产医院和东南医院的公章。黔东南妇产医院经过查询后，明确表示他们没办理。

东南医院更是不负责任，他们连暗访人员身份都没问，就直接开具了一份证明，称他们办理过，但证件持有者却说他们没在这家医院生产。

幸运是靠双脚走出来的

随后，我与上官正义、曹晓波以及魏华和摄像宋振华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建福州。在该省的采访目的，是要佐证买证家庭，难度可想而知。

这些家庭，大多来自平潭县，从该地乘快船到台湾只需3个小时，除平潭外，莆田与福清也有买证家庭。

因为没到过该地采访，头两天的采访由福建电视台一位同行带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克服的是语言问题。

我是河北人，上官为四川人，曹晓波为湖南人，魏华和宋振华是河南人，我们完全不具备听懂福建沿海地区方言的能力。

也因此，最初两天的采访，很难突破。而且，我们犯了一个致命性错误——所有人核实同一信源。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既没效率，也无意义。

两天过后，我们分成两路，我和曹晓波跑莆田，魏华和宋振华跑福清，上官正义在后方提供资料支持。最终，我们再一起到平潭调查。

我们调查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买证？怎么买的？孩子怎么来的？

除语言外，又面临身份问题，走乡入户采访不同于在政府采访，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搞不好就要挨打，大家最终商议结果是，统称“从北京来的”，如果对方报警，等警察来后亮明身份。

我和曹晓波找的第一个买证家庭，是位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山香村的许小民（化名）家，这里距莆田市很远，是个在山上的小村庄，幸好出租车能到达。为了打听他家，费了很大力气。

这个村庄里，到处都是空置的别墅、洋房，很多都没有装修，村里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打听许小民家时，问了四五个人后，彼此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尽管我们使用普通话。

后来，碰到了几个年轻人，但他们说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还有几个打牌的中年人，则置之不理。9月的莆田乡下一直下雨，采访进行到此，心情烦躁至极。

我们几乎敲遍了整个村的门，仍一无所获。甚至，有人把我们当成讨债公司，最后只能寻求村主任帮助。村主任热情，也没询问身份，很快搞到了许小民的电话。

许在广东打工，在电话里，他承认因超生，才花2500元买到了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的出生证，对于买证渠道，他说，是拨打了大街上的办证电话后办理的，我们不太相信。

采访完许小民后，已是晚上，虽然累得疲惫不堪，但仍为这个突破感到高兴。

我拿出手机，拍了张路灯下我和曹晓波的剪影，在微信朋友圈写下：幸运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后担心败露采访行踪，又删除。

回到宾馆时，又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赶往莆田市秀屿区湄洲镇，这个镇位于海岛上，进出都要靠乘船，如果采访出现意外，将会无法下岛。

上岛后，租了两辆电动车，打开手机导航挨家找。在这个镇子，不仅核实到了几个买证家庭的信息，他们还承认孩子是抱养或买来的。这些人的证大多来自贵州黔东南妇产医院。

魏华他们的采访也很顺利，并佐证了几个从河南买证家庭的孩子并非亲生。

接下来几天，我们将重心放到平潭，因为上官正义掌握的买证名单中，平潭占去数百个。

这些家庭，分散在平潭县各个乡镇，有的与户口地址严重不符。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家庭后，仍然兵分两路，各自负责调查的区域。

大多数买证家庭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敌意，他们更多的是恐惧与不安，并一直问我们：孩子户口会不会注销？而他们的买证渠道，都是通过朋友联系的中介。

在平潭采访，还有个不错的收获是，当地公安局户籍部门人士接受了采访，他承认每年因为出生证问题，向全国各地发很多函件。

所谓发函，就是公安部门发现出生证有问题后，会邮寄信函到当地计生部门核查真伪。

跨省“钓中介”

随着调查深入，我们发现，出生证买方、卖方，大多依靠中介关联，可中介去哪里找？

在网络上，我们发现了不少自称办理出生证的人，但多是假证，办理真证的人潜伏得特别深，在QQ群一般也不说话，并从每个人发言中，判断是不是记者或警察。

上官正义在中介QQ群里已经卧底两年多，最终突破从他那里进行。由于精湛的“演技”，上官正义完全取得了几个中介的信任。

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一名叫赵大鹏的中介身上，他的市场遍布全国，在圈内享有盛誉。

上官正义虽和他聊了很久，但与其联系时他仍怀疑：“你们是不是记者？”“你才是记者呢？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上官正义回呛了他。

赵大鹏说，他操作的出生证，从高唐县妇幼保健院办理，并且带高唐县人民医院全套分娩记录，分娩记录是留在医院的，以应对后期公安发函。

“一套病历一本证，总价10万元。”赵大鹏说，“先付定金，户口办成后，再付尾款。”

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我们也表现出十分怀疑他，彼此玩起心理战。但赵大鹏太想挣这笔钱了，最后约我们去山东济南见面。

那时，接近20天的高强度采访，已经非常累，但还是马上收拾行李，飞到济南。

为了符合生意人身份，我们凑钱在济南万达凯悦酒店，开了最好的房间。然后通知赵大鹏见面地点，他听到我们住的地方后，显然打消了顾虑。

我们设计的见面地点有两个，第一个是房间，为此，我们在房间床头、花瓶处装了几个录音设备。另一个地方在酒店西餐厅，并决定见面时，除上官外，还要再配个人。

我和曹晓波过于书生气，不太像有钱人，宋振华太朴实，也不像有钱人。最后，只有魏华和上官正义共同前往。但每个人分工精确到了极致。

宋振华守在大厅，等魏华和上官正义接应赵大鹏后，宋负责观察有没有同伙，并且他要一直守在酒店大厅，等赵大鹏离开后，继续观察可疑人员。

我和曹晓波在西餐厅另一个角落冒充顾客，以应付突发情况。而且，我要在他们正式聊天后20分钟，到外面给上官正义打电话，然后冒充他的秘书，催促行程。

为此，上官正义把电话里我的名字，换成了“秘书”。整个过程中，魏华身上带有录音和录像设备。一切很顺利，赵大鹏风尘仆仆来了，还给我们带了一盒当地特产：驴肉。

最终，谈判选择在西餐厅，双方坐下后，赵大鹏直奔主题，说自己能把出生证和分娩记录办下来，但需要我们提供办证人身份证和结婚证。

眼看到了20分钟，我找了个酒店楼层，给上官打电话，并按照排练过的台词进行。

这个电话，迅速结束了他们的谈判时间。赵大鹏不敢多呆，他们离开后，我们确保没人跟踪，才全部返回房间，录音、录像效果极佳。

而且，我们打开了赵大鹏带来的那盒驴肉，查看里面是否有装有定位设备，或处于开启状态的通讯设备，最后，发现是一盒既普通又安全的驴肉。

但还有个疑问，赵大鹏会不会骗我们？他回到高唐县后，我们要求他发来办过的证件，他犹豫和拒绝了很久，并埋怨我们不信任他。

见状，我们称他是办假证的骗子。没想到，这一招真管用，他果然发过来刚刚办理过的江苏泰州籍的出生证。我们获得了买证人电话后，很快确认买卖事实。

但我们仍不交定金，为拿到增量信源，继续和赵大鹏玩心理战，并仍然称他办假证，后来，他被彻底激怒了。仿佛我们的质疑，侮辱了他的职业。

最后，他直接用微信给我们转账5000元，并称：“你见过骗子先给人转钱的吗？”当然，我们没有接收，次日，自动退回。

不久后，我们三家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了出生证买卖黑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