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孙氏：从草民到高官的中国式家族兴衰
百年老字号，玉堂酱菜
600多年前,一个移民山东孔孟之乡的山西孙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奋斗成为山东文化历史上的显赫官宦世家,一句“世世为儒”的教诲则印刻在这个中国式家族变迁的每个节点。虽然“半城”孙氏的辉煌已然不再,但一个草根家族曾经的振兴之路,今天似乎仍值得每一个变迁中的中国家庭对照。
老字号里的辉煌记忆
不知是几十年前的那场“风暴”影响太深,还是祖先“卖国贼”的罪名太重,家住济宁的孙氏兄弟孙祥生和孙润生提起家族过去的旧事,一个不免颇多感慨,另一个宁愿不再提起。
在济宁,如今只有300年的老字号玉堂酱园还能唤起老济宁人对“半城”孙氏家族的印象。
“家族的墓地、旧宅,什么都没有了,济宁的孙家人也所剩无几,有的分家在外地,也有不少散居在海外。”63岁的退休教师孙祥生说到这里,很是感伤。1951年生人的他,至今也只记得他曾有一位自办学堂的校长父亲孙寿田,而他的叔叔孙督丞曾是京师驰名的玉堂酱园的“掌门人”、建国以后的知名民族资本家。
“翻开”济宁古城的近代史,“半城”孙氏的印象尤其深刻:“济宁州,十万家；四大金刚,八大家；百万富翁是吕家,东门扎彩的老王家,最盛还是老孙家。”
有关孙氏家族的民间歌谣在济宁还流传着其他各种版本,如:“半城财富是孙家。半城大院是孙家。半城文章是孙家。半城人才是孙家”,于是孙家祖先也被赞誉为“孙半城”。
此言非虚,经营着慈禧爱吃的玉堂酱园近300年的孙氏家族曾在济宁拥有大约四万亩土地、城里和乡间300多幢房屋。清朝末年,曾有连续三届状元均出自孙氏家族,而且在这些家族骄子中还产生了军机大臣、封疆大吏、大学士,乃至近代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等国家要职。
但是要知道,这个曾经名震孔孟大族之乡的孙家只是起源于明中期移民山东的山西洪洞县的一个普通家族。
经历了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整个胶东地区已是地广人稀,明朝不得不从四川、“小云南”、山西等地向山东移民。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而来的孙氏家族先后迁居夏津、济宁,再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从孙芳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举开始,孙氏家族逐渐从一户农耕布衣家族,转型成为文化世家。直到清政府灭亡前军机大臣孙毓汶辞官还乡,这个家族才逐渐离散,淡出近300年的中国政治和历史舞台。
“清朝覆灭,孙毓汶在北京的亲属离开国内,济宁本地的孙家后来也分了家。”孙祥生回忆说,由于叔叔与父亲都绝口不再提及过去家族的往事,“半城”孙氏也丢掉了自己的历史。整个家族似乎也受此影响,从1900年前后家族离散,直到最近20年才拥有了几次难得的家族聚会,并逐渐拼凑起共同的家族记忆。
不过,相传历史上孙氏兄弟最早在山西分手时,曾砸碎了一口铁锅,各执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而这种家族意识至今犹在。
“世世为儒”是善意谎言
“我恐遂不起,念先祖世世为儒,我亦靡国饩十年,时势如斯,且复奈何?”
对曰:“儿薄植,故无尺寸柄计,惟有断不改此头面,以不辱吾亲。”
这是记载于《济宁直隶州志》卷二八《隐逸·孙瀛洲列传》当中,一位父亲临终时对儿子的嘱托,父亲名叫孙鏊化,儿子名叫孙瀛洲。父亲说完,颔之,遂卒,母靳氏亦逝。
虽然一生并无功名,但这对父子的对话却影响了孙氏家族后来几百年的发展。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军一直研究济宁孙氏家族的兴衰,他说,济宁孙氏家族的壮大是“庶族”的成功,而“世世为儒,时势如斯”的教诲恰恰是成功的起点。
但王洪军却透露,“世世为儒”其实是一句“谎言”。
在明初山西移民史中,按理说“世世为儒”的孙家应有一定的文献遗存,但孙家迁居夏津的史料却少得可怜,这个家族兴盛的起源,甚至在孙氏家族中也没有详细的记录。
据王洪军考证,初到夏津的孙家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随着当地人口和赋税同时增加,这棵背井离乡的“大槐树”不得不继续迁移。王洪军说,此时的孙家用“逃离”更加合适。直到孙鏊化的叔叔孙得宝带领族人迁居运河河畔的济宁,孙氏一家才得以繁衍。
“记载中,孙家一直是农耕的普通百姓,此后孙家在运河边是否经营过手工业,也不得而知,但世世为儒显然并不真实。”王洪军说。
但为什么祖先的遗训是一句谎言?王洪军分析,或许孙家自己认为有这样的传统,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在庶族上升通道有限的封建中国,“世世为儒,时势如斯”的遗嘱恰恰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对于“诗书传家,科举入仕”的文化家庭的向往。
“无论历史还是当下,文化的学习一直是庶族百姓对子女的最大期望。”王洪军说,而孙瀛洲“改此头面”的表达用“知识改变命运”或许更易理解。
但对当时年仅弱冠,又同时丧父母的孙瀛洲而言,社会环境并没有给他科举入仕的机会,他只能依靠科举为官的姐夫,再自力置产。经过他40多年的努力,孙氏家族才终于从布衣成为“中产”。
此刻孙家走到了第一个文化变迁的转折点,孙瀛洲在乡里赢得了声望,成为乡绅领袖人物,“乡里长者称之,众人愿与之结交”,“如果邻里遇到争论或者有解决不了的情况时,孙瀛洲来了立刻就能化解。”王洪军说。
孙家此后的子弟开始在教育领域任职,逐渐摆脱了务农的传统。又经过了清朝前期的百年时间,到了孙氏后人孙文丹、孙扩图、孙玉庭祖孙三人时,孙家终于有了逐步赢得科举入仕的实力,孙扩图的三子孙玉庭在乾隆45年考中进士,为封疆大吏40年,孙家终于转型官宦文化家族。
一篇孙氏后人回顾孙玉庭的文章中说,“玉庭”源自《世说新语·言语》,其中“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芝兰玉树就是用来比喻子女有出息。孙扩图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对孙玉庭是满怀期望的。
而孙氏家族从布衣到官宦,经历了从明中期到清前期200多年时间。王洪军说,济宁孙氏,像聊城傅氏、杨氏等许多个中国式家族的奋斗史一样,一句“世世为儒”的祖先教诲,加上家族强大的凝聚力,使得草根出身的普通百姓也能上升成为文化世家。这值得当下处于社会阶层转型期的家庭思考。
如今,已经没有了祖先光环的孙氏后人虽然再次成了普通人家,但孙祥生说,他的族人在近代仍选择与教育、文化相关的职业,并多有成就。他和儿子虽然同为理科,但儿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航天工程硕士也被孙祥生看作“世世为儒”的表现。
“以前家里所有的官员,都不是世袭的,而是凭借努力学习考上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风。”经历“文革”的孙祥生自学上了大学,此后成为一名教师。他笑着说,即使家中条件再差,也从未有因此而放弃学业的子弟。
忙于政事,连见皇帝都没时间
在已经过去的这半年时间中,又有多位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落马,其中不乏在困苦生活中历练,从基层奋斗才出人头地的高官,这让不少人感慨和惋惜。
“从普通人变成社会精英,许多人没有认真考虑过得失与进退,一下子权力膨胀,就像是暴发户一样,对财富和权力肆无忌惮,连孩子都变成了纨绔子弟,而反观科举入仕的孙家,他们没有走向邪路,家族的价值判断帮助每个为官者懂得做官的真正意义。”王洪军说。
孙氏家族的第一位官员只是一名知县,名叫孙扩图,他之前,其父辈、祖父、曾祖父只是一般的秀才,都没有做官,他是第一个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
孙扩图的父亲孙文丹虽然未入仕途,但是对儿子的仕途道路却“把握”严谨。当得知儿子在北京广交朋友时,孙文丹提醒儿子,不要急功近利结交托付,对于纨绔子弟,更不要迁就。
有一次,孙扩图的一位名家同窗好友拜访孙府,孙文丹设宴款待。谁知杯酒之后,这位好友开始说些市井鄙人的粗话,并且言语轻狂,孙文丹当即不悦,斥责儿子:“我今天才知道你在北京十年都和谁在一起!”第二天,便婉言告知孙扩图的好友要“断交”。
孙扩图赴任后,并未为家族谋取私利,相反却勤政爱民,克己奉公,这与家族对读书、做官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他尽心竭力办差,不名一钱,回家赴丧时,甚至不得不借钱作为长途费用。
“现在许多官二代被父母溺爱、纵容,但孙扩图辞官卸任后,却用更加严格的方式警示爱子谨慎为人。”王洪军说。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十日,身在济州家中的孙扩图已从邸报上得知儿子孙玉庭进士及第,他立刻引用《朱子家训》末后数语,告诫在北京的儿子,读书的目的是志在做贤人,而不是当官,为官要心存国家,不能为了自己而安分天命。
至于如何做官,孙扩图告诫儿子:在此分路处一定要拿定主意,而后目无旁视,耳无旁听,义无反顾地前行；做官一定要不负君亲,不负师友而自处,此即是所谓的正人和吉人；反之则就必然是邪人和凶人；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如是则得亦无愧,失亦无愧,这就是对子孙的唯一希望。
孙玉庭没有辜负父亲教诲,为官近五十年,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成为清朝一品大员,却无丝毫贪腐。在其入仕为官之初的二十年,恰巧正是和珅得宠擅政的二十年,投其门下趋炎附势者众,而孙玉庭却让和珅“欲罗致其门下而不得,遂多方陷之”。
不仅如此,孙玉庭无论是在按察使、布政使任上,还是在巡抚、总督任上,都能够恪尽职守,甚至嘉庆皇帝即位后,作为广东巡抚的孙玉庭本应进京面圣,但忙于公务的他竟一直脱不开身,至嘉庆八年十月,才在调任广东巡抚时,向嘉庆提出了进京觐见皇帝的请求。而嘉庆帝的批复成了对孙玉庭品行最好的褒奖:“汝虽未识朕,汝之官声朕知之已悉,且赴新任,诸事妥为料理,明岁春夏北上未迟”。
从孙扩图始,一直到近代的状元孙毓溎、军机大臣孙毓汶,王洪军搜集到的160多位孙氏家族的成员当中,几百年来竟然没有贪腐和行为不端者,这对于一个名门望族而言实属不易。王洪军说,从庶民起家的名门望族本可能为人处世功利性最强,但正是一个家族自有的价值判断,促使和保护每一个族人“正”、“吉”,而不是“邪”、“凶”,这一点仍值得当代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