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青春年华：含一根草，躺着看天上的云

1939年，昆明。一个年轻人放下行李，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新生报到簿上，签下一行笔迹潇散的字：汪曾祺，中文系一年级，江苏省高邮人。

他生于 1920年元宵节。同年秋天，距他的故乡——以出产秦观、咸鸭蛋、吴三桂而闻名的高邮——约三百公里的上海，张爱玲出生。张爱玲晚年，读到汪曾祺的《八千岁》，对其中的草炉烧饼感慨不已；汪曾祺曾在非公开场合聊到张爱玲，说她有“沧桑感”、“英国式的俏皮”、“行文简练”，仅此。此外，两人一生从未有过交集。两个天才，一个极艳，一个极淡。一个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一个说“他倒是晒太阳喝水，该愁就愁，该喜就喜地活了下来”。

汪曾祺十九岁，抗战第三年，诸方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临时合并，迁到大后方云南，即为西南联大。汪曾祺从上海乘船，经香港、越南辗转到昆明，参加全国统一招考。一到昆明，就得了恶性疟疾。病床上还不忘和护士调笑。病刚好，迷迷糊糊地考上了联大中文系。填报志愿时，有一部分是冲着沈从文去的。很快这位粉丝就在课堂上见到了沈先生。后来，成为沈的爱徒。

翻看汪曾祺回忆昆明生活的文字，大部分谈吃。当时师生度日清苦，但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此时已初露锋芒。每个汪曾祺粉，都对民国年间昆明城的美食分布了然于胸 : 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笔下一再提及。那时节大家都穷，都爱吃。说某同学家里寄来了棉袍，一出邮局，吆喝一声，谁要买棉袍子！当街就卖了，请大伙搓一顿。当时联大学子，颇有豪气。

古来才子，如东坡、倪云林、袁子才皆老饕。汪曾祺可称当代第一人。他很能从一汤一饭中得生活之趣，街边摊子、油腻的小店，都可以吃得情味盎然。坐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爱逛街，看各色摊子，听各种叫卖声，将一切颜色声音气味，悉数收录心中——这爱好和张爱玲很像（张在《道路以目》里提过）。下馆子，和饭馆老板闲聊，听各乡趣闻，有时还跑到后厨，歪着头欣赏炒菜艺术——他自己做菜也很厉害，对此颇为得意。

一天夜里喝麻了，瘫坐马路边，沈从文路过瞧见，以为是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汪曾祺！连忙把他扶回宿舍。中国文学史上两位大师，踉踉跄跄在夜路上走，何等动人情景。

沈从文很爱这个学生。曾把汪二年级时写的文章，拿给四年级学生看。满分一百的作文，他给汪曾祺打过一百二十分。后来，向文艺界推荐汪曾祺时，干脆说：“他写得比我好。”此时，沈先生早已写出了《湘行散记》和《边城》。

汪曾祺招老师爱似乎是天生的。从小到大，国文总考第一；画画好，美术老师常让他替同学们改画。故自幼有才子气。大学时代尤其如此。

上杨振声先生的课，他交了一份很短的报告，杨先生看了，当堂宣布他期末可以免考。听说他爱画，就邀他到住处，给他看自己收藏的画册。

闻一多的唐诗课，汪曾祺替同学交作业，写了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大意说盛唐的诗人们在白纸上画画，晚唐的诗人们则在黑纸上画，故色彩特别浓烈。闻一多看了，大为激赏，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

彼时乱世，学生动辄游行。汪曾祺对政治偏不感冒。某次，“闻先生看了我颓废的精神面貌，把我痛斥了一顿。我对他的参与政治活动也不以为然，直率地提出了意见。回来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今晚对我俯冲了一通。闻一多回信：‘你也对我高射了一通。今晚你不要出去，我来看你。’……闻先生是很喜欢我的。”

朱自清则不然。朱先生教宋诗，严谨细致，要求学生做详细笔记，定期大考小考。而汪曾祺平生上课，从不做笔记。夜里独自在图书馆看书，自称夜游神，天亮方回，上午则睡觉——朱先生的课想来是翘了不少。毕业后，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当助教，朱先生一口拒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汪曾祺当时下笔飞扬跳脱，和朱自清的老派散文大非一路，后者不见得会欣赏。不厚道地说一句，朱先生成名虽早，他们二位文章的高下，恐怕未有定论。

汪曾祺终生未对朱自清有过一句怨言。回忆里提到，只说起朱先生冬天常穿一件赶马人才穿的蓝毡（即一种披风），远看有点像一位侠客。

几位大师再抬爱，老汪终归还是迎来了学渣的命运。体育课学分不够，大二英语缺考——据说是突击太猛导致睡过头——结果延迟毕业一年。好容易挨了一年，连滚带爬过了这两门，临毕业，政府又出了新规定，当年的毕业生要去飞虎队当翻译，否则不能毕业。他不去，结果算肆业。

当时租住在昆明民强巷。白天，对着院中花木发呆（一株大缅桂花），夜里写一些没打算发表也发表不了的文字。他从大二开始写作，零零散散地见过报。他并没有落魄才子惯有的那种怨气和戾气，只是从容地懒散着，从容地写。

这态度一以贯之。后来到了北京，在文联主席老舍身边做事，几年下来，老舍竟然不知道他会写东西。就此事，沈从文曾半责怪、半夸赞地说过他：太过老实，不会表现，“最难得是那种态度，宠辱不惊”。毕业后当老师那会，写了《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无处发表，就那么放了好几年，沈先生替他寄给《文艺复兴》，郑振铎先生打开一看，稿子都被蠹虫蛀出了许多小洞，大为感慨。

世人皆知汪曾祺文章清淡平实，其实年轻时极绚丽，极古怪，试验过各种手法。大学时常牙 疼，他这么写：“牙疼若是画出来，一个人头，半边惨绿，半爿炽红，头上密布古象牙的细裂纹，从脖子到太阳穴扭动一条斑斓的小蛇，蛇尾开一朵（甚么颜色好 呢）的大花。牙疼可创为舞，以黑人祭天的音乐伴奏，哀楚欲绝，低抑之中透出狂野无可形容。”

在昆明郊外黄土坡一所中学当老师时，遇到了施松卿。施松卿年轻时，据说弯眉细眼，清丽柔婉，神态常含愁倦，在联大读书时有林黛玉之称，也曾听过汪曾祺的名头，无缘谋面。谁想毕业后到一处教书。病美人和懒才子，很搭的一对。后来，就在一起了。

汪曾祺出生富贵人家，而清贫日子也过得，“会适应”。在昆明最穷时，穷得只有被芯没被面，无论冬夏，都睡在一堆棉絮中，如卧浮云——对穷，联大学生流行用幽 默来化解，鞋子前后都开了，叫“空前绝后”，袜子底下有洞，编个谜语叫“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但有时，穷久了，也难免颓丧。

1946年初 到上海，是汪曾祺一个颓废的时期。《绿猫》中可见，一种才华横溢的颓废。然而，颓废而不阴郁，迷茫中带潇洒。安定下来后，他开始重整旗鼓，陆续写出了青年 时代的杰作：《鸡鸭名家》、《艺术家》、《异禀》。这几篇神思杳然，情味超远，可称神品。便放在全集里，也属上乘。文笔极洒脱，句式摇曳多姿，见出深厚的古文底子，又化得开，云水相溶，毫不生硬别扭。下意识地用着西方的意识流手法，又不过分沉浸，不沦为梦呓式的独白。到晚年，写《昙花.鹤.鬼火》时，意识流的余波尤在，然而只稍具意思，点到为止就收住了——年轻时早玩过了。

年轻时的颓废和迷茫，不过是湖面上的浮光掠影。他的底子究竟是清澈的。人生的锅底，于童年时就搁好了。锅底什么味，以后搁进任何食材，终究掩不了那味道。汪曾祺有个“金色的童年”，故他一生的内核，是欢乐、豁达——恬静的欢乐，舒卷自如的豁达。

他母亲早丧，与父亲感情极好。晚年曾写《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是风雅富家子弟，无所不能：会画画、刻印、做风筝、演奏各种乐器、做菜、打拳、踢足球、单杠 体操、祖传治病、把小西瓜雕刻成灯笼罩、用彩纸给下世的妻子裁剪精美的冥衣。他的才子气是从父亲那随来的。父子俩一起抽烟、喝酒。汪曾祺初恋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父亲是有名的孩子王，极会玩，他的童年烂漫缤纷——比较一下张爱玲的童年，她的父亲……抽大烟。她笔下那种精致的刻薄、华美的苍凉，其来有自。

这种豁达伴随汪曾祺终生。文革时他被分配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负责画马铃薯图谱——让文学大师画土豆，这算哪门子事。他倒好，画一个，吃一个，自得其乐：“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据说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都吓坏了，忙去找他的好友朱德熙。德熙来了，挟着本厚厚的字典，拉他出去，卖了字典，大吃一顿——好了。

《忆我游踪五十年》里，有提到卖字典请吃饭的事，失恋当然是没提的：“把字典卖掉，吃了饭……到英国领事馆花园的草坪上躺着，看天上的云……”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汪曾祺许多篇中都出现过一个短语：看天上的云。有时说旁人，有时说自己。

《老鲁》里，写学校里懒散的、带有“老庄气味”的保安们：“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云呢。”

《花园》里，写童年：“（草）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以及，“当然我的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

文革期间，在板报上写了篇古怪的文字《惶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还不止这些，一时无从找起。

当然不是巧合。从他对这一句的偏爱，颇能理解汪曾祺之为人。私以为这句话可作他青年时代精神之写照。他晚年给人印象，是捧着搪瓷杯喝茶，表情冲淡和蔼，一边画一些水气淋漓的画。而他落拓散漫的青年时代，形象化，则是：

含一根草，躺着看天上的云。

——1940年某个午后，西南联大某处草坪上，阳光细碎叶影朦胧。上面是昆明“蓝得欲流下来”的天，下面，是瞌睡着的、二十岁的汪曾祺。此时他对命运尚一无所知。也许正梦见了《受戒》里的小英子。云影拂过他微微带笑、叼着草茎的嘴角。年华散散淡淡地飘逝着：

“可爱得像一种不成熟的文体，到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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