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铁路之生死搏斗—揭秘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战争内幕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华尔街爆发了一场最为激烈的铁路股权争夺战，争夺标的就是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发起攻击的一方是“船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而受到攻击的是一方是“牛贩子”丹尼尔•德鲁。在描述战争发生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范德比尔特和德鲁是何许人也,以及当时美国的大环境是怎样的呢。
1、“船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
美国航运与铁路巨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的家族早在17世纪就移民纽约斯坦登岛经营农场，而它暴富的奇迹却是发生在1810年，当时才16岁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从母亲那儿借了100元美金，用以开创一个纽约湾的渡轮业务，没几年，他的业务猛增，航线不断增加，船只也扩展到100余条。在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1861年)，他的船运帝国的价值已达到2000万美元。
19世纪50年代，铁路这一新生的交通工具开始在美国普及开来，而船王范德比尔特迅即意识到，新的赚钱机遇来临了。他敏感地感觉到，蒸汽船主导交通的时代已经日渐式微，内陆的交通势必被铁路所取代。他通过调查铁路交通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火车的耗费、时速、利润、引擎的功率等来论证涉足铁路的可行性。到了他快70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所钟爱的船运事业，将资金全部投入铁路，他以华尔街我切入口，开始买进铁路公司的股票，获得标的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并且开始经营铁路。
范德比尔特进入铁路业是从运作哈勒姆铁路开始的。哈勒姆铁路于1852年完工，因其运行的路线大都穿行在贫穷的乡村，加之管理不善，哈勒姆铁路获得的收益很低。在当时的铁路行业中，哈勒姆铁路被公认为前景最不被看好的一条线路。但范德比尔特却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商机。第一，哈勒姆铁路是直通曼哈顿的两条铁路之一(另一条是哈德逊铁路)。从纽约市东面过来的列车必须付钱给哈勒姆公司才能获得通行权。在纽约的西面，由于当时哈德逊河还没有建桥，所以从西面过来的火车被哈德逊河隔断。因此，哈勒姆铁路在纽约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第二，纽约州政府给予哈勒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议会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勒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百老汇公交线路的经营权。
范德比尔特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又仔细考察了哈勒姆的运营状况，进一步认为，哈勒姆铁路的管理混乱、成本过高是其收益不好的根本原因。凭借多年管理船运公司的经验和信心，他相信自己能以远远高于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盈利。于是，他开始在华尔街不断地买进哈勒姆公司的股票。
在范德比尔特通过不断地购进哈勒姆公司股票掌控了哈勒姆铁路的经营权，在整顿管理哈勒姆铁路的同时，开始了为获得纽约百老汇街道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的运作。当然这个过程中是少不了贿赂纽约市议会议员的，除了向市议会议员行贿以外，哈勒姆公司还要将运营这条公交线路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1863年4月23日，授予哈勒姆公司百老汇公交路线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勒姆铁路股票的价格只有50美元。到了5月19日，价格已经猛涨到1 16美元。这对卖空者是一个好消息，他们疯狂的卖出，等待着哈勒姆股票的狂跌。这些卖空者之中就包括华尔街著名的“牛贩子”丹尼尔•德鲁，他是哈勒姆公司的董事。然而，对范德比尔特不利的消息传来，6月25日下午，纽约市议会出尔反尔，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发给哈勒姆公司的百老汇街公交线路经营权，并直接导致了哈勒姆股价直线下降到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狂喜，满怀希望地等着哈勒姆股票第二天进一步下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哈勒姆不跌反升，迅速反弹到97美元，第三天达到106美元。原来，当时哈勒姆的最大股东和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勒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些股票。按照期货卖空交易的规则，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者只能购买哈勒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既然此时哈勒姆股票大都已严控在船长等人手中，做卖空交易的投机商就只能从船长的手中买进股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自然地，哈勒姆股票的价格就牢牢地控制在船长的手里了。
在这些卖空的投机商中，有一些市议会的议员，他们看形势不妙，为了讨好范德比尔特，又重新将市区的车辆经营权批复给了哈勒姆公司。而范德比尔特也给了他们一个顺水人情，放过了市议会的议员们，同意将股价降到94美元。但对于华尔街的那些卖空投机商却没有手下留情，让哈勒姆的股票价格一路疯涨到180美元才让做空投机商得以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买下哈勒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使自己的财富总量大增，一举奠定了华尔街股王的地位。
在进行哈勒姆股票逼空战役的同时，船长也在持续地买入另外一支连接纽约的铁路股票——哈德逊铁路股票，这条铁路几乎与伊利运河平行，是当时美国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到了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最大的股东之一。
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勒姆股票的华尔街投机商认为，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勒姆逼空交易战中，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哈德逊铁路股的卖空交易，于是他们联手，开始卖空哈德逊铁路股票。于是范德比尔特再度开始反击，一方面，由于哈勒姆股票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认为他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和胃口吞下哈德逊铁路的股票，所以市场上散布着船长缺少现金的流言。范德比尔特将计就计，任谣传自流，他让他的经纪人去劝说别的经纪人放水，把这只股票转手。另一方面他让他的经纪人统吃所有的卖出合同。通过这两种手段，他迅速实现了对哈德逊股票的垄断权。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开始收网，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并向他办理交割，与哈勒姆同样的悲剧发生了。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掌握在范德比尔特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1 12美元上升到了180美元，范德比尔特终于圆满地完成了金融史最壮丽宏伟的战役，在几天之内风卷残云般地刮光了那些企图置他于死地的投机商的腰包里的300万美元。这次逼空战也被认为是金融操作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1863年7月13日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第二年，由于德鲁的两面派伎俩，哈勒姆又上演了一场逼空大战。范德比尔特以超强的资本力量，一直将哈勒姆的股票逼到以285美元一股交割，使得华尔街的500强人再次陷入“范德比尔特困境”。
直到1877年范德比尔特逝世，他都一直享有着华尔街金融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
范德比尔特的华尔街生涯只是与铁路有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并不追求成为一个资本市场的投机家。1873年，范德比尔特为了弥补南北战争给南方造成的创伤，捐赠一百万美元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现常被国人称为范德堡大学）。
这位美国资本家从事船运业和铁路建筑等，去世时积累了1.05亿美元的财富，据测算占当时GDP的比例为1∶87。范德比尔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一样，是美国渊源很深的大家族，它名下的庞大财团具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他那个时代，是美国铁路的王中王，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住在华盛顿区很舒服的繁华市中心里的相对一般的房子里，并将第五街留给他的子孙们。但是，他还是不能完全拒绝使自己名垂千古的诱惑。1896年时，他为他的纽约和哈得孙河铁路公司在下曼哈顿建了一个新的货仓，他还为自己准备了巨大的纪念碑作为这个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这只是他的一个自传而已，用10万磅铜来镌刻。这个建筑物的山墙，有30英尺高，150英尺长，上面满是对自己的描述，用了高级的浮雕，说明了范德比尔特在船舶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些都位于他的船队队长的中央雕像的两侧，雕像整整高12英尺，重为4吨。但是范德比尔特的纪念碑，同样也遭受《奥西曼德斯》中雕像一样的命运。今天，只有中央雕像幸存了下来，放置在中央火车站的前面。
幸亏是正常死亡，范德比尔特用铜像来表示其自尊自大的现象，在19世纪的富豪中是一个特例。除了为自己树一个塑像之外，有钱人大部分是将他们的名字与某个巨大的有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些事物为公众服务，也表现了它们的创造者们的虚荣心。单单纽约城就充斥着不少这样的东西：譬如，卡内基音乐厅、库珀联合、洛克菲勒大学、佩利公园和惠特尼&古根海姆博物馆等等。
在《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的财富人生》这本书出版15年后，又有一部新的有关范德比尔特的传记问世，即惠顿·莱恩所著的《范德比尔特船长：蒸汽机时代的史诗》（CommodoreVanderbilt: An Epic of the SteamAge）。这本传记对范德比尔特复杂的从商生涯进行了更为全面和详尽的分析。莱恩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此前发表的巨著中就对1620~1860年间新泽西的蒸汽机、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着实令人敬佩。莱恩所著的范德比尔特传记获得了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首届传记类最佳图书奖。他非常出色地揭露了范德比尔特在19世纪40年代策划的复杂阴谋。当年，范德比尔特计划开拓横贯尼加拉瓜东西两端的交通线，为自己的蒸汽船的乘客们寻找去加利福尼亚淘金最快的路线。总的说来，莱恩对范德比尔特职业发展的描述非常精彩。但是，可能是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或者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性格和偏好，他并没有详细描述范德比尔特丰富的私生活：他劣迹斑斑，原本就不和睦的家庭又因此更加四分五裂，甚至让他的生意也陷入麻烦。莱恩于1983年去世，临终前还在考虑根据新的研究重写范德比尔特传记，从而对他原本就很精彩的尼加拉瓜大铁路修建史实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和完善。以及他在撰写1942年那本传记的过程中留下的笔记和备忘录。 但是有些信息莱恩并没有收集到。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范德比尔特的私人医生贾拉德·林斯利所提供的资料。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为范德比尔特看病，并与他结为挚友，直到1877年范德比尔特去世。据林斯利的资料记载，范德比尔特晚年遭受晚期梅毒的折磨，当时的记者以及后来的传记作家都不知道这一真相。
范德比尔特的所有传记作家都评价了他晚年的古怪（有时甚至看起来疯狂的）行径。从容、精明、自信是范德比尔特的商业决策风格，但晚年他总是间或做出出乎意料，甚至是自我毁灭（因而也与其风格极不相称）的市场举措。现在我们能解释范德比尔特莫名其妙的败笔了。林斯利的诊断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范德比尔特虽然在去世前8年与年轻活泼的芙兰克小姐结了婚，但仆人们却注意到，他显然在克制自己与芙兰克亲近。相反，他更倾向于和更为“世俗”的女人交欢（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比如妓女出身的田纳西·克拉夫林。田纳西是女权运动倡导者、通灵师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年轻的妹妹。年迈的范德比尔特定期通过维多利亚这位通灵师与他故去的母亲以及他朋友的亡灵对话。
毫无疑问，范德比尔特的疾病也影响了他在子女继承权问题上的逻辑思维（甚至可以说毫无逻辑可循），他们中只有一位获得了95%的财产的继承权。他的疾病也解释了为什么（撇开权色交易不谈）他会扶植维多利亚和田纳西成为华尔街最早的女性证券经纪人，虽然这两人完全没有金融从业经验。1870年，范德比尔特使她们拥有了自己的公司，还将不少业务交给她们打理，并允许维多利亚根据亡灵的建议进行投资。我们还可以从范德比尔特投资《伍德哈尔和克拉夫林周报》的举动中看出间歇性因梅毒引起痴呆的症状。该报刊鼓吹自由恋爱，揭露股票和证券业内的欺诈丑闻，宣扬通灵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范德比尔特的支持下，该报成为刊载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首家美国刊物，但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没给报纸挣到一分钱。
2、“牛贩子”丹尼尔•德鲁(1797——）
这个19世纪美国股市中名声不佳的人物，曾经手持100美元，最终赚取了300亿美元。20年里，华尔街的猎人一直在追寻他的行踪，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派，对他来说：金钱才是永恒的交易。
他信奉基督教，习惯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出生贫苦，拼命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他狡诈，会暗地里做手脚。他不守信，他的同伴都害怕他随时背信弃义撕毁协约。他没有文化认识不了几个字，却能用心理学知识暗示他人盲从跟风以达到操纵股票的目的。他初进交易所时，看起来土得掉渣，但不久就没有人敢怀疑他的智慧——他就是19世纪美国股市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一个被称作牛贩子的投机高手丹尼尔•德鲁。
丹尼尔•德鲁没有显赫的背景。1797年，在纽约附近达切斯县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贫瘠山区的农场家庭，一个男孩降生了，这就是德鲁。幸运的是，当时的达切斯县距离纽约仅60英里，这使得日后德鲁买卖牲畜、投机股票都有着先天的便利。德鲁虽然精明过人，可由于幼时家庭贫困，德鲁接受的学校教育非常少，仅仅会读、写和掌握一些基本的算术。有趣的是，由于他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德鲁也深深信奉基督教，并极度虔诚。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兼作家斯特德曼非常了解德鲁，但也对德鲁能够轻松自如的使用双重道德标准惊叹不已。他写道：德鲁大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将他的宗教信仰带到哪里，但是，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宗教似乎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他甚至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帮助和力量，来实现那些昭示他最丑陋一面的阴谋。德鲁擅长表演，具有说服他人的技巧，总能欺骗别人信任自己。德鲁孩童时期曾在一家在当地过冬的马戏团打工赚钱，他在马戏团学会了以后在华尔街上大展身手时招揽顾客的技巧，而这种招揽手段在以后他从事投机生意时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注：伊利铁路股票）
1812年战争爆发后，德鲁的父亲去世，而他当时只有14岁。那时，应征入伍可以得到100美元奖金，于是，德鲁报名成了一名民兵。遗憾的是英军并没有选择攻打当时防守坚固的纽约城，因此德鲁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但是14岁的他却真正获得了那100美元。这100美元奖金成为了他的母鸡，源源不断的为他生出了300亿美元的蛋！其实，对于德鲁这样天生的投机家，即使没有得到这只母鸡，他也会从别处得到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作为商人，德鲁精于盘算，极度精明。据说，掺水股一词的来历还与德鲁有关。德鲁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他从当地农场里买到牲畜，然后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卖给屠夫。有一个关于德鲁的传说流传甚广，而这个传说被后人如此广泛地接受并加以应用，所以可能是真的。
有一次，德鲁卖完牲畜，突然想到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头一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喝水。次日早上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加重了不少，然后德鲁把他们赶到纽约，在那里把他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后来，德鲁又将此道用于增发股票，即面值增加而实值未按比例增加。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了掺水股（watered stock）无可争议的来源。
现在想来，这个发生在德鲁身上的传说不一定真实，如果他这样做，很可能会失掉纽约屠夫们的信任，他就无法凭借贩卖牲畜发家。可事实是，德鲁稳步扩大着他的牲畜贩卖生意，到19世纪20年代，他一次贩卖的牲畜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头，而每贩卖一头牲畜可以赚取12美元的利润。1829年，德鲁用他积累下来的钱购买了现在位于纽约市第3大道和第26大街交叉口上的牛头旅馆。
因为生意的缘故，德鲁也经常光顾华尔街，像快递服务公司那样，经常在纽约的郊区和市中心之间为别人递送证券和票据。华尔街立刻吸引了德鲁，天性使他不可能看着这么大一块肉而保守于原来的生意。他热衷于这场大游戏，很快就出入于当时简陋的交易所。虽然德鲁穿着和谈吐都很土，笑起来像母鸡刚下蛋的喔喔声，但很快就没有人再怀疑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了。
我们曾经说过他是诡秘而又难以捉摸的，同时代的作家兼投机商福勒写道，：用诡秘和难以捉摸还不能完全形容他，实际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20年里，华尔街的猎人一直在追寻他的行踪，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
德鲁最被人广为传诵的使奸耍滑案例是——成功的卖空奥什科什股票。在卖空一只股票前，首先要把它的价格做得高高的。据说，德鲁是这样做的：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德鲁走进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联邦俱乐部。他像正在找人，看起来似乎很生气，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这时，一张纸片从他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其他在场的经纪人立刻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就买多少。根据回忆录记载，奥什科什是家铁路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人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他们非常小心地从那些德鲁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这些经纪人正在为德鲁工作。于是，大家疯狂地买进，使股价屡创新高。此时，德鲁开始做空，大大赚了一把，最后，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由于这支铁路股票上蹿下跳之剧烈，被称为华尔街上的“荡妇”。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德鲁的人品和伎俩。1864年，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个价位之上时，他不会抛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的价格是每股102美元，但那以后股票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伊利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了每股80美元。可是推动价格下跌的一连串的卖空，就是德鲁干的，他撕毁了与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有游说一个与他私交甚好的法官，颁布了一条禁令，不允许伊利铁路发放股息，这又导致了股票的一轮下跌。接着德鲁有逼着托宾和杰罗姆还钱，迫使他们在很低的价位上卖出股票，偿还借款。最终，伊利股票的价格探底到42美元。
这两次做空成为了华尔街上的典型案例，德鲁的鬼眼头脑由此可见一斑。1836年德鲁成立了德鲁—罗宾逊经纪公司，3年之后他卖掉了牛头旅馆，从此专心地投身于华尔街这个大赌场之中，并将其作为了终身职业。到19世纪50年代，他就成为了华尔街的主要玩家之一，经历了从1837年到1857年20年繁荣时期，最后在60年代的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之中，他亏了130万美元，在80岁破产时，只剩下一些衣物和书籍，折合530美元。
丹尼尔•德鲁曾经说过：“一个门外汉做投机生意，犹如试图在黑暗中驱赶一群黑猪”。
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实行政治报酬制度，使得金钱对公权力的侵蚀非常严重，贿赂和欺诈公行无忌。1874年，马克斯•维尔特描述了当时是怎样采取贿赂和不正当手段实施这些商业行为。他引用了拉克罗斯和密尔沃基铁路在商业运作中，用于贿赂的支出就在100万美元以上，下面是贿赂清单：
州长 50,000美元
副州长10,000
财政部长10,000
州长的私人秘书 5,000
不记名 10,000
51个议员没人 5,000
8个议员每人 1,000
13个州政府委员共 175,000
众议院的二秘 10,000
报纸发行人1： 5,000
报纸发行人2 ：10,000
……
付给经纪人、代理人、法官和其他人的款项236,000美元
——马克斯•维尔特著《商业危机史》
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个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所以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且，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逐步消退了，使得19世纪经济标志性的通货紧缩又重新抬头了。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生产厂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量平衡。这就给美国经济披上了一层人造繁荣的假相，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加快了经济衰败的速度。黄金恐慌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格兰特政府加盟是任何商业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的特威德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的气氛，特威德是坦慕尼派俱乐部，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从来未能成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在很多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那种势力强大到能影响一切的城市大佬。借助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之笔，他成为了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 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州法院，现在依然座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 400万美元。只要将它和在它之前20年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 000万美元。
但在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
现在，在主板 （Big 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现在它的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对市场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因为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以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却不失幽默。他不无幽默地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
“当我刚来到华尔街，几百股几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传说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准将’。当古尔德开始攻击我，并把我彻底击败，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 ‘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头发的狗崽子’了。”
3、最后的结果
俄亥俄州北部的伊利湖铁路是一条很赚钱的铁路。该铁路的股票和债券不但是华尔街交易所，也是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宠儿。借助这只股票不少的投机客都赚得了巨额的财富。到了1866年，丹尼尔•德鲁在这只股票上赚得不少银子并控制着伊利铁路股票的股权。由于伊利铁路丰厚的利润，也引起了旁人的觊觎，“船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凭着哈勒姆、哈德逊铁路逼空大获成功之威对丹尼尔•德鲁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1867年，范德比尔特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把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就把范德比尔特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了。伊利铁路与合并后的中央铁路都是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是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而已。范德比尔特公开宣布，他将争取“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以阻止像德鲁这样的投机者继续控制“伊利铁路”。
丹尼尔•德鲁马上接受挑战，并与“股市奸商”吉姆•菲斯克、波士顿财团的领导人杰•古尔德结成同盟，共同抵御范德比尔特的进攻。如果说范德比尔特以前的对手虽然也是职业投机家，但都是一些散户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将要面对是与他同样庞大的资本集团。其实，当时古尔德领导的波士顿财团，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对冲基金的雏形，只是规制和流程还不成熟。而且波士顿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因此，范德比尔特所面临的对手非常的强大。
范德比尔特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花钱购买选票，入主伊利铁路董事会，这是当时最为行之有较的方法。由于铁路有很高的资本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运行时刻表发车，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地去争取客源，以量取胜，否则就会发生亏损。当时，铁路行业的竞争，司空见惯的就是价格战，为了避免价格战就必须实现垄断。在19世纪，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运输线除了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以外，就是中央铁路，伊利铁路，还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中央铁路是范德比尔特管理着的，而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托马斯•斯科特是一个“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受到人们广泛称赞的人。只有伊利铁路在反复无常的德鲁的管理之下。因此，只要德鲁还控制着伊利铁路，形成价格同盟就是一纸空文。基于这种情况，范德比尔特决心拿下伊利铁路的董事会的多数控制权。1867年，“伊利”董事会还控制在德鲁的手中。在范德比尔特表示要入主“伊利”之后，第一波士顿也立即加入竞争，于是三方竞相标高购买伊利股东选票。在拉选票的竞赛中范德比尔特获胜，德鲁被迫让步。新董事会由范德比尔特和他委派的亲信占多数，另外少数董事包括德鲁和古尔德。得到“伊利”董事会的控股权以后，范德比尔特促成了“纽约中铁”、“宾铁”和“伊利”结成联盟，共同制定火车运费，形成一种卡特尔以消除竞争。然而在最后谈判三家利益集团如何分配铁路的垄断利润时，“伊利”董事会中古尔德一派坚决不让步，使谈判破裂。这是范德比尔特万万没有料到的，古尔德率领的波士顿财团与德鲁和他们的新盟友沆瀣一气，他们联合的势力大大削弱了范德比尔特。于是范德比尔特祭出了第二招：力争控股。他决定直接在股市上买进“伊利”的股票，已成为控股股东。于是不断买进伊利股票，令人奇怪的是德鲁一伙则很乐意地提供给他预售股票（预售指在指定的日期交割股票。卖主手中并没有售出的股票，但在交割日必须交付售出的股票）原来按照当时纽约州的公司法，上市公司要增发新股，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但是发行可转债却没有这样的限制，管理层决定了就行。于是范德比尔特不断地买进股票，而“股市老狐狸”古尔德控制的公司管理层则不断地发行可转债，然后将这些可转债换成股票不断地在股市抛售，即一方面范德比尔特不断地买进股票，以期成为多数控股股东，而另一方面“伊利”的股盘由于可转债不断的加大，使得范德比尔特永远也成不了多数股东。一气之下，范德比尔特花钱买通了一个纽约州的法官，由该法官给古尔德等以及伊利公司发布禁令，禁止他们通过可转债间接增发股票。可是当时纽约州分八个区，每个区各有一家独立的最高法院，各区之间的最高法院权力平行，且每家最高法院都有多位法官。范德比尔特买通的是纽约市区最高州法院的法官，但这对古尔德和德鲁并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也花钱买通了其他区的法官，这些法官向范德比尔特发布禁令，禁止他妨碍伊利公司的正常运作。
在法院来回发禁令的同时，古尔德和德鲁继续发行伊利可转债。看到这一点，范德比尔特促使他买通的法官给对方“藐视法庭罪”，动用警察追捕古尔德和德鲁。古尔德和德鲁于是带上600万现金和公司文件从纽约逃到曼哈顿河对面的新泽西州。尽管只有一河之隔，但是纽约州警察不能越州逮人，这叫范德比尔特无可奈何。古尔德和德鲁到了新泽西之后，立即促使新泽西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伊利铁路”为该州合法上市公司，在该州正常运作。与此同时，伊利的管理层人员跑到纽约州议会，买通一些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 1、将”伊利“通过可转债发行的股票合法化；2、“伊利”管理层有权发行可转债；3、禁止范德比尔特将“纽约铁路”和“伊利铁路”都控制在手中。可是，范德比尔特在纽约州议会的影响非常大，1867年3月27日，该项法案未获得通过。
古尔德不甘失败，3月30日，尽管仍面临“藐视法庭罪”而可能随时被逮捕，古尔德仍然带上50万现金，离开新泽西，赶到纽约州政府所在的的奥本尼市大肆行贿，买通众多议员和州长。三周后，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再次对已被否决的提案进行投票并顺利通过。随即，州长签署议案成为该州法律，使范德比尔特大败亏输。德鲁也被古尔德设计坑骗，在损失了130万美元以后，消失了。这一决定性的胜利，让古尔德控制了“伊利铁路”公司。
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的经纪商在伦敦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英国人对华尔街批评的声音却从来不曾停止，《泰晤士报》写道：“不择手段地通过对市场进行控制，以达到他们追求利益的做法，过于野蛮，会造成很多的不信任”。
1868年11月30日，纽约的两个证券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对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并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立即遵守了这款条例，但是伊利铁路拒绝执行，古尔德当时正在围剿德鲁。由于伊利铁路不遵守30日的法令，被两个交易所驱逐出门。于是，古尔德创建了国民证券交易所，进行伊利铁路股票的交易。但是这个交易所遭到了经纪商和经纪人的抵制，来光顾的投资人也很少。1869年，公开交易所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9月13日古尔德不得不同意遵守交易所新的监管条例，伊利铁路终于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此时，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万股，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两倍。
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经纪商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至关重要，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们不得不遵守监管条例。这些条例的逐渐完善，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再加上经纪商们严格的自律，华尔街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迈德柏瑞当时写道：“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同时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要么眼光更长远一点，努力抛弃原来结党营私控制市场的陋习。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后者则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纽约将成为帝国之都，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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