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乔家：重信义轻小利 唯无私讼大公

乔家大院顾问胡育先先生。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这是清朝军机大臣左宗棠，为表彰乔家为朝廷捐献军饷，而给乔家大院的百寿图照壁题写的一副对联，照壁上额书“履和”，赞扬了乔家所秉承的“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的传统道德思想和精神。中庸，是乔家做人、治家、经商、为官的基础。 乔家创业始祖乔贵发，从在绥远包头一带做小买卖，发展为包头最大的商业集团。直至第七代，1950年代，乔家的企业在一化三改中走向公私合营。是什么支撑着乔家的商业历经七代而不衰呢？

胡育先，今年86岁，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的顾问，自1986年博物馆开放以来，一直从事乔家研究。他认为乔家的兴盛得益于其勤俭节约、诚实守信、以义待人、利取正途家风家训的家庭教育，总结为德、神、和三字，买卖人家，靠的是精神传承。乔家大院顾问、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所长范维令也表示，乔家生意七代不衰，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这是以乔家辈辈传承、自觉遵守的优良家训来维系的。

诚信宽厚慎待相与

胡育先先生说，乔贵发看尽了商场的兴衰起落，而立志要定规矩传家。

乔贵发从小父亲病故，母亲常教育他：“为人若肯学好，羞甚担柴卖草。为人若不学好，夸甚尚书阁老。”“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不怕没出息，就怕不自立。”她希望乔贵发能坚强自立。乔贵发年仅十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被寄养到舅舅家生活。

长大后，年轻气盛的乔贵发为了改变生活窘境，寻找新的出路，投入了走西口的商民之中。一开始，他给人拉骆驼，跟着商帮到萨拉齐厅（今包头河套一带）送货。在这里，他结识了徐沟的秦肇庆，两人合伙办豆腐坊，经营草料铺，生意渐渐做大，开设了“广盛公”粮杂商铺。由于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

危难之际，乔贵发的生意伙伴看他为人宽厚，便借给广盛公很多银两，以度过危机，并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得到伙伴的帮助，广盛公得以起死回生，三年后不仅还清欠债，生意更加兴隆了。此后，乔贵发立下家规，要“慎待相与（即生意伙伴）”。他告诫家人，一定要谨慎考察生意伙伴的人品信誉，不本分老实的人，就是利润再大，也不与之交往；一旦认准结交了，在对方遇到困难时，就要竭力相助，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绝交。

乔家后人在经商时一直遵奉这一家规。民国时期，包头一商号的东家杨继武向乔家借钱，乔家赏识杨继武的为人，便借给他5.6万块现洋。而杨继武却因经营不善，赔了钱。乔家索性给他免去了一半债务。

乔贵发是在苦难中长大的孤儿，在从商生涯中，不畏艰险，重义守信。他教育儿孙要正直淳厚、勤劳俭朴，切不可坐享其成、追求奢华；待人要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切不可为富不仁，欺压穷人……这些家训也成为乔家辈辈传承的祖训。

六条家规世代严守

在中堂主人乔致庸，为人熟知，振兴了乔家事业。他认为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最后才是“利”。他继承了祖父的家训，教育儿孙以诚信服人，在与相与及其他店铺合作中，注重义气，不能欺骗，不挣昧良心的钱。

在乔家大院，人们随处可见挂在厅堂楹柱之上的匾额楹联，如“为善最乐”，又如“具大神通皆济世，是真法力总回春”。据说乔家大院曾有各式匾联40余处，这些都是乔家历代祖先或表明心志，或警示后人而挂立的。

乔致庸还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明楼院的屏门上，作为在中堂的治家准则。儿孙们犯错后，乔致庸会严加训教，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其对所犯错误真正明白悔悟，方可离开。他提醒子孙要戒骄、戒贪、戒懒；做人“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子孙的立身处世有很大影响，也使乔家商业走向辉煌。

为了防止子孙习染富家子弟的诸多不良风气，乔致庸制定了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要求乔家在中堂的子弟严格执行。当时处于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多妻妾成群，而乔家却定了“不准纳妾”的家规，可见乔致庸治家之独特。乔致庸一生共娶过六位夫人，皆为续弦。他的孙子乔映霄娶妻马氏，马氏被匪徒绑票遭毒手后，乔映霄终生未再娶。而乔映奎与元配夫人只有三个女儿，当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但他慑于家规，不敢讨姨太太，只能过继侄子为其顶门立户。

勤俭节约仁周义溥

乔致庸把乔家的商业发展到巅峰，同时也拥有气派富丽的宅院，却在吃穿用度等日常生活方面不奢华，极为简朴。他告诫儿孙注重勤俭节约，“有钱不能浪费，浪费则对钱不敬，不敬则得罪钱，得罪钱则受穷”，不能贪图享受祖辈留下的财富。乔家大院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这是乔致庸亲自撰写的，挂在内宅门上用以教育后人。

胡育先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乔致庸有个小名叫“亮儿”，他掌家后，村里人常称他亮财主。晚年的乔致庸喜欢穿着布衣在大门口晒太阳。一天，一位卖菜的年轻人路过，跟乔致庸说：“亮财主，买些黄瓜吧，刚摘的，新鲜得很。”乔致庸慢条斯理地说：“肯定是新鲜的，不买，这会儿的黄瓜价格太贵，等过几天再买。”年轻人失望地离开。回到家跟父亲说，想不通亮财主那么有钱，连几根黄瓜也买不起。父亲听了一脸严肃：“儿子，买卖虽没做成，但得佩服乔致庸。富日子穷过，越过越富。如果他们全家都奢侈浪费，再富也会变穷。我们穷人家更要注重节俭啊。”

乔致庸坚持中庸之道，待人随和，乐善好施，虽要求自家人勤俭，但对乡亲却很无私，得到周围乡邻的盛赞。清光绪三年（1877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当时有“光绪三年，死人一半”的民谣。乔致庸开仓赈济，在乔家堡村大街上搭设粥棚，施舍粥饭，救济灾民，使乔家堡村在大灾之年无人饿死。为表彰乔家的功德，李鸿章亲自书写“仁周义溥”匾，赠给乔家。此外，乔家还支持清廷发展洋务，慷慨解囊捐助10万两白银，为李鸿章购买了一艘军舰。李鸿章非常高兴，为乔家题写了“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对联一副。乔家把这副联镶嵌在大门上，成了家族的荣耀。

铲除烟苗映霞禁毒

清末，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向中国不断输入鸦片以获取暴利，中国军民饱受其害，山西亦如此。乔致庸为了防止乔家族人染上毒瘾，败坏家门，严令子弟不准吸毒，作为六条家规之一。而后人乔映霞严守祖训，对鸦片更是恨之入骨。乔映霞成为在中堂的掌门人后，要求家中所有人员与商号伙友一律不准赌博，不得抽鸦片。

1913年，乔映霞受聘担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大力禁止烟毒。哪里开了赌局，哪里出现毒品，乔映霞就带着队伍去哪里治理。一次，他听说离乔家堡十几里地的太谷北洸村种着大片的罂粟烟苗，便立刻带队伍赶去了。在祁县一带，烟民一般不敢违抗乔映霞。这次事情是发生在太谷的地盘上，按理不该由祁县人管，可乔映霞看不惯，他来到北洸村执行铲除烟苗的命令。烟民不听，越聚越多，与乔映霞的治安队对峙。乔映霞带的人手少，不过持有毛瑟枪，他们坚持要铲苗，烟民仍不甘示弱，用农具护着烟苗。

无奈，乔映霞对烟民开枪示警，不料子弹跑偏，失了准头，竟把一名烟民打倒，当场毙命。此事后，乔映霞为避祸，远走天津。

乔映霞颇具经商天赋，乔致庸格外赏识和器重，将乔家的事业交给他掌管。乔映霞也继承前辈治家遗风，依祖训行事。他曾给兄弟11人各立斋名，以期勉励警示，如“不泥古斋”、“知不是斋”、“日新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免斋”、“时代斋”、“习勤斋”等，这些斋名无不留着前人家训的影子，以此维护家族的和睦团结，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并能不断发扬光大。

重视教育人才辈出

范维令先生介绍：1953年，乔家后人乔贞士把乔家遗留的藏书全部捐献给祁县文化馆，给后世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古籍图书，这批古籍后收藏于祁县图书馆，共有近8000册。

乔贵发因家贫识字不多，故他发迹之后非常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把子孙送往私塾读书。后人也继承了这一家风，乔致庸“常私淑燕山窦氏风，欲诸子弟以文学显，督饬严无少懈。公亦孜孜矻矻，广购图书”。他的侄子乔超五曾是当地名儒，自幼酷爱读书，在清咸丰己未年（1859年）中举，曾任知县，也热衷于藏书，是当时山西十大藏书家之一。乔贞士所捐图书大多出自于此。

乔超五的外孙渠本翘从小在乔家长大，受外祖父注重教育的影响，进步开明，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组织乔渠两家商号集资捐银，在昭馀书院旧址改办了祁县中学堂，重金聘请优秀教师，设立奖学金，培养和激励人才。乔家曾先后有四人中举，传有父子、叔侄、爷孙、兄弟、甥舅同举的佳话。乔致庸四代孙有17个大学生，1人获双博士学位，2个硕士。新中国成立后，乔家子弟活跃在政治、商界、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济济。

电视剧《乔家大院》总顾问、乔映霞的孙女乔燕和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教师。为避免子弟玩物丧志，乔家历代严禁在家唱戏，甚至用店规禁止店员看戏。乔燕和瞒着家人报考了北方昆曲剧院，直到她被剧院录取，家人才知道。当时家里所有人都反对。乔燕和的父亲上过洋学堂，思想开明，也读过昆曲的许多著名曲目，支持她学习昆曲。父亲跟家里人说：“昆曲对古典文化的素养要求很高，燕和既然喜欢文学，就让她去吧。”有了父亲的支持，家人的态度才有转变，乔燕和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昆曲传道者。

乔家之所以人才辈出，生意兴旺发达，与其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是分不开的。 (三晋都市报 苏鑫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