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温州村”
8月5日，来自云南的岩平在南小街的理发店准备染发。他和女友在服装厂工作了两年。除了每月1号的假期，岩平平日的生活都没离开南小街。 |
10月6日，卢必泽陪朋友在中介交定金，其朋友在卢必泽居住的小区内购买了两套房。该小区是东南三环边的高档住宅，每套房价格在千万左右。 |
7月24日，俯瞰“温州村”一角。当年北京最大的布料市场“京都轻纺城”土地租赁合同已到期，北侧三排店铺被全部拆除，改建成停车场。 |
9月30日晚，某服装厂车间内，员工排队领工资。该厂员工百余名，年薪平均约七万。服装厂管吃管住，因此员工的多数工资都能攒下来。 |
10月14日，在北京三里屯宾利展厅，王都订购了自己的第一辆车，300多万的车款全部是自己做生意赚来的。 |
10月12日，卢月（化名）陪男友去三里屯的一家高端理发店理发。1994年出生于温州的卢月像多数从小就被经商的父母带到北京生活的“温二代”一样，有着北京户口，家乡话不太会讲只听得懂，过年也不再回温州，也没有那里的朋友。 |
7月24日，大红门南江蔬菜副食商场里，刘悦（化名）正在为顾客处理海鲜。二十多年前菜市场建立之初，刘悦的母亲就在这里租了摊位，后来不想再读书的刘悦也来到北京帮母亲打理生意，然而在京多年刘悦从没有看过一次升旗。 |
“现在开始发工资，按小组排队。”9月最后一天，位于北京南五环边的某服装厂内，财务拿着写有员工名字和工资数额的几大摞信封走进车间。
服装厂老板郑春发是北漂20多年的温州人，当年他跟随着下海大潮来到北京。在南城，这种温州人经营的企业还有许多，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十余万浙江人来到这里开启了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传统服装厂已经减了一半”
服装厂的老板郑春发谈起90年代服装业发展黄金时期的景象还是带着兴奋：“人们为了买件羽绒服排队能排几百米，那是‘只缺产品，不缺买主’的创业历史机遇，恰好被我们温州人赶上了。”
2001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消费习惯改变。规模小、品牌影响力低的传统服装企业被陆续淘汰。“现在的服装厂数量和当年比已经减少了一半。”68岁，有着“温州村创始者”之称的卢必泽这样说道。“现在北京温州商人已经开始转型，做各行各业的都有，房地产、金融等等。”
“富二代创业，十个有九个都失败”
“我不是富二代，我是创二代。”1987年生人的王都，其父亲是某快递集团的大股东。从2005年进入大学以后，王都就没管家里要过钱。“我不爱读书，每月通过打游戏赚一万多，用这些钱做起了生意。”王都在学校周边卖过电子表、开过水吧、网吧，和同学合伙办过洗煤厂、投资过股票和商业店铺……前前后后做了二十多种不同的行业。“温州村的富二代创业，好多都是走前人的路，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失败了。所以只有走创新的路才能成功。”王都说。
王都的经历是“温二代”中的少数，更多的是让人唏嘘。媚俪雪服装厂的老板郑春发说“我们老一代，用十万块钱都能开始四两拨千斤地做生意，只要勤奋能吃苦，挣多挣少，都是在挣的。但现在做生意投资成本大了，利润薄了。对于下一代，你给他一百万，都不一定做得了什么。”
当卢必泽提起在北京长大的孙女卢月（化名）时，显得很欣慰：“女孩子嫁得好就行，她现在已经有结婚对象，小伙子人品家境都不错，这就够了。”当谈及对后代人事业的期许，卢必泽轻松地说：“富不过三代，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年轻人的生活就要靠他们自己把握了。”
“家离北京中心越来越远，但根扎得更深了”
某制衣中心的董事长蔡昌贤说起当初留在北京的缘由：“当时来北京玩，亲戚请我吃了顿肯德基，那时候觉得真好吃啊，北京真大啊，就这样不想走了。”本在温州做油漆工的蔡昌贤在北京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如今他的服装品牌年销售达18亿元。“早已经把北京当做了家。孩子们都生活在这里，事业也在这里。”蔡昌贤说。
而对于郑春发而言，北京的归属感也同样存在于心。“二十年前我在南三环大红门蹬着三轮车卖西装，十年前我在南五环的南小街建起现在的服装厂，未来随着南城改造，厂子还会搬到河北永清的浙商服装新城进行扩建升级。”郑春发说：“虽然家离北京中心越来越远，但根扎得更深了。”
□ 新京报记者 卢淑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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