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055年的那些事丨读钱记

手上有枚铜钱，上有“至和元宝”四字。至和是宋仁宗晚期的年号，前后不过三年光景，研究的人不多。但笔者认为，作为至和二年的1055年，却是历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一年君士坦丁九世病逝，整个东方的历史格局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中国的历史看，这却是北宋与西夏关系最为微妙的一年，这一年为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陕西神木一带，有一片富庶的良田叫屈野河，这片土地相当肥沃，多年来是陕西地区的重要粮仓。正因其环境优渥，竟然引起了当地不同县府许多官员的争夺，大家都想夺此地而征税。此事上报到州府之后，州府最终定夺：此地为三不管地段，不归属于任何县治理，同样，也不许有任何性质的耕种、放牧行为。

（图）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

因为山头主义的私利之争而荒弃一整块良田，可见北宋统治者颟顸到何种地步。1055年，西夏王朝趁此地无人看守，一举进攻并将疆域推进了五十里。消息传到汴京，宋仁宗慌了神。于是让当地两位负责官员来解决此事，一位是被传统戏曲小说里丑化至极的“庞太师”庞籍，一位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平心而论，这两位历史名臣在面对西夏政权时，态度是强硬的，但无奈整个北宋王朝却是胆小懦弱的瘪三货，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司马光和庞籍共同认为，要想要回土地，必先“宣誓主权”。于是，司马光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在屈野河修筑两个碉堡，然后下一道命令：欢迎全国各地老百姓去屈野河耕种、经商，或是从事其他行当，国家一概不收赋税。

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开发区”或“孵化创业园”，既然国家有政策，那老百姓当然愿意前来。但是此地已经有西夏军民驻扎了，两厢对抗，就产生了理所应当的冲突，甚至当地的守军都时常被西夏军队恐吓骚扰。彼时宋王朝尚未与西夏彻底撕破脸，于是赶紧召回司马光与庞籍两人，平息事端，以防止进一步触怒西夏政权。

这件发生在1055年的事儿史称“屈野河事件”。回朝之后，司马光被平级安置为京城闲官，而庞籍则贬为青州知州。司马光对此事一直心有不甘，曾给宋仁宗写过两篇永远未见到回复的奏疏，一篇是《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另一篇是《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当然，这是后话。

为了讨好西夏政权，修复两地的关系，北宋政府答应了西夏政权在中原地区购买图书资料的需求，并愿意官方出钱，送西夏一些文献资料。这时，朝议大夫王尚恭认为，两晋南北朝的图书资料中，颇多污蔑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论，若给西夏王朝看到，难免又会认为这是挑衅，既然如此，不如就给他们一些佛教经书好了。宋仁宗采纳了王尚恭的建议，于是决定只提供一部《大藏经》给西夏政权。

有一些学者认为，王尚恭这个举动是正确的。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感情，避免用一些言论来伤害到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自有其积极一面。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判古人的举措，毕竟历史文献资料中的一些言论并不能代表北宋政权的观点，西夏政权若是因为古人对少数民族政权有不恭之语而找北宋王朝算账，这明显是找错了冤主，张冠李戴。

从王尚恭的这个举动我们不难看出，北宋许多文臣的懦弱一面，而这明显又是受到整个大时代的影响，北宋政权的一味退让、躲闪，最终酿成了王朝覆亡的靖康之变。在北宋，如司马光、庞籍这种敢于抗衡的大臣无疑总是被贬谪、无视的对象，前行者寇准，后来者宗泽，几乎无一例外。尽管在司马光誊写的《王尚恭墓志》中，王尚恭被描述为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人才，但通过1055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来看，比起司马光来说，王尚恭确实算得上一个懦夫了。

105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只是北宋与西夏乃至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关系的一个缩影，但这也看出北宋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失败之处。纵观整个北宋史，如果中原政权缺乏敞开大门进行文化沟通与经贸往来的博大胸襟，势必会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造就愈来愈深的隔阂。从西夏、辽、金到南诏、大理，北宋政权一直在躲闪、回避中求得生存，最终走向了亡国的末路，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特邀作者 丨 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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