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五百年 瑰丽海洋史——五分钟读完《讲谈社 海与帝国》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共有10卷本，是近年来日本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方面的重磅力作。丛书覆盖从上古神话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内容恢弘富丽，撰述者都是日本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这一系列构思巧妙，文笔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同时又吸取了诸多最新前沿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历史佳作。《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是本系列的第9本，用大手笔描绘了“恣意的明朝，自制的清朝”，通过海洋的纽带将中国置入东欧亚的体系，生动展示了明清五百年波澜壮阔的“海的历史”。

本书的作者上田 信，是东京大学东洋史学专业硕士，现为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1983到85年上田在中国南京大学留学，在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请求诉讼中，他以原告中国受害者专家证人的身份，于2000年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交了鉴定书《鼠疫与村庄》。之后，他的进一步相关专著更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滔天罪恶。

言归正传，我们说回这本书本身。

这是一个从一个日本学者在云南遇到二十四个台湾游客开始的故事。2003年，结束了云南调查工作的上田先生在昆明机场偶然邂逅24位来自台湾花莲、随身供奉着海上女神妈祖的信徒，台湾的女神造访云南的观光地，让一段长达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在上田先生的脑海中闪电般浮现，映现出妈祖围绕欧亚海陆的旅程，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朱棣、郑和、王直、张居正、利玛窦、努尔哈赤、庄妃、郑芝龙、郑成功、施琅、胤禛、林则徐这一长串的名字也一个接一个地在上田先生脑海中呈现。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

（妈祖诞辰纪念典礼）

无论中外，在主流的看法中，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都是一个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时代。从表面上看，无论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海禁”还是清代“片帆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都是客观存在的，主流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颠覆，指出明清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社会、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远远比以前加强，在国际贸易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海与帝国》就是这么一部采纳了国际前沿学术观点，以新颖的史观对自黑格尔“东亚停滞论”以降，以至赫尔德的“木乃伊和冬眠动物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辩驳和批判。

（黑格尔 ，德国最伟大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

（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被称为“头号中国通”，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变化是受到“冲击”后的“回应“）

上田先生认为：如果从海的角度对从明代到清代的五百年历史进行时代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张士诚脱离元朝为契机，东欧亚的海洋开始独立于大陆，海域世界形成。

张士诚出身盐枭，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江苏泰州起义，这个行为的意义是使得元朝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粮食和物资以及黄海沿岸盐场的盐的途径，三年后（1356年），他来到江南，把自己建立的大周政权定都于苏州。

（因为张士诚给大都提供江南的粮食，元朝朝廷甚至把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予他以示拉拢）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江南的富商大贾，传说中有“聚宝盆”，但一般认为其财富来自于对外贸易）

在江南人民看来最贫穷的内陆江淮地区，一个简直可以说就是乞丐的僧人逐渐卷入时代洪流并最终脱颖而出，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张士诚成了他的手下败将，沈万三被他充军云南。

在朱元璋的世界里，他爱护或者自以为爱护农民，仇视商业和贸易，他的理想世界是男耕女织、各安本分，如果考虑到他是一个在元末天灾人祸中几乎饿死的人，似乎也很难反驳他的立意；但是，真实演化出的世界和他想象中的世界之前的差别，正如他本人的真实容貌和官方标准像之间的差别一样，不单单是有没有PS过这么简单。

（慈眉善目、治隆唐宋的明太祖）

（略对不起观众的朱重八）

第二阶段，从14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解除海禁，明朝为维持政权的独立，人为地制造出朝贡体制，禁止个体商人自由买卖，由此出现了被称作倭寇的武装海商开始活动。

（郑和，原名马三保，回族人，他家族的马姓源于穆罕默德后裔，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

上田先生之所以因为在云南看到妈祖神像，从而产生一系列最终形成本书的联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郑和本人正是云南人，当然，从更长的时间段看，郑和成为云南人本身是他祖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结果。

郑和是这一时期的例外 ，或者说，整个官方航海和贸易体系都是例外，“海禁”只对民间产生压制，当然，对于倭寇的起源和性质，仅仅归因于民间求贸易而不可得的反弹不但政治不正确的，在史料史观上也是不审慎的，观点可以不同，避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第三阶段，1570年海禁解除以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日本与东南亚的交易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创造了可能性，即郑芝龙、郑成功政权。

在中国传统史书中，郑成功是南明“海外有孤忠”的“国姓爷”，甚至在金庸先生《鹿鼎记》中，后郑成功时代郑氏政权仍然是"杀龟大会"产生的“锄奸盟”的福建地区负责人。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石像）

但是，某种意义上更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物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从有着天主教名尼古拉的他开始，郑氏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武装海商集团，自1633年在泉州金门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中国人重夺了海上主导权，郑芝龙堪称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当然比父亲更高，但无论是抗清作战还是收复台湾，其依仗的资源和基业的基础，都是郑芝龙留下的。而离开海洋的郑芝龙最后虽然降清却逃不过被杀害的宿命，说到底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失去力量是完全一样的。

（古希腊神话题材雕塑：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发现了海神波塞冬和地母的巨人儿子安泰不断得到力量的秘密，他抓起安泰让双脚离地，最后终于把他勒死了）

第四阶段，始于郑氏政权瓦解、迁界令被取消的1680年代，海域世界的独立活动不复再现，海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中国清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

（内亚帝国示意图，内亚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名词，经常用在从中国东北到北印度的广阔区域）

关于这一点，本人觉得有必要对本书做一些补充，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海洋围绕的两大帝国”中的一个，如果超越内陆帝国和德川幕府等的名相限制，放眼看去，澳门、金门、厦门、泉州、宁波、皮岛、登州、琉球、长崎、大阪、巴达维亚、宿务仍然存在着贸易和商业意义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从人参和毛皮发端的贸易帝国仍然薪尽火传、不绝如缕，如果我们把内亚也看作海洋的话，承德、北京本身就是上海、广州一样的港口，所谓内陆帝国或者陆地政权与我们以往的想象也并不相同。

第五阶段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船只往来于东欧亚海面，东欧亚的海域逐渐占据环球一角，全面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 ）

这一段已经有太多的研究论著和历史普及读物，本不待多言，但是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可能注意的人还不多，有一种观点在强调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到来的必然性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认为如果他们不前来，中国还是一个稳固的帝国，即使内部已经千疮百孔，其实，如果把这种假设推到极致，一个没有不列颠的东南亚，伊斯兰海上武装的北上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广州和19世纪仍然是一个地理上的破窗空间、历史上的节点时间，当然，如此一来，之后所有的走向是不同的。

如果你没有强迫症请跳过以下三段直接看结尾

值得一提的是，毋庸讳言，本书存在着很多错谬和疏漏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原作者对满洲和清朝历史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比如将皇太极自称本族为满洲的原因说成是因为女真人信仰藏传佛教的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一个已经基本被证伪的观点），大量出现加上爱新觉罗姓氏的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这样的不伦不类的称呼（清代满族传统称名不道姓，这样貌似更学术郑重其实不对，奇怪的是努尔哈赤却又不加了）；有一些估计是笔误，如第147页建文帝朱允炆成了明成祖朱棣的“外甥”（应为侄子），“拥立皇族朱聿键为唐王”，朱聿键本来就是唐王，被拥立后是成为隆武帝；将两广总督鄂弥达错为鄂尔泰……。

还有一些可能是译者的错误，如“16世纪的美国”（似应为美洲）、“英国银行”（似应为英格兰银行）、“印度尼西亚半岛”（似应为印度支那半岛）、“（19世纪中叶以后，华裔……）开始踏入美洲大陆、奥地利、非洲等地”（似应为澳大利亚——想起了传说中朝鲜因为奥地利生产的斧子与澳大利亚断交）……，而哲布尊丹巴、策妄阿拉布坦等名字两见之处文字不一致、雍正帝去世的1735年被写成1753年，这些就姑且认为是电脑输入法的问题吧。

当然，瑕不掩瑜，这些小小的错误纰漏并不能改变本书整体由新颖的史观、有价值的洞见和逻辑清晰、丰富饱满的结构共同组成的卓越不群这一事实。

2011年，上田先生在沈阳写下了本书的《中文版后记》，在最后他写道：

我与中国的交往，迄今为止有超过三十年的经历了。如果我这个渺小的日本人的工作。能够通过中文版的发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点点知识上的启发，那将令人感到无比的高兴。

上田先生的谦冲友善让人动容，作为读者，我们也感谢上田先生所给予知识上的启发，以及也许比知识上的启发更重要的视野和观念上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