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赖不着人家李自成和清朝，谁让你背弃祖宗朱元璋
明朝灭亡不怨人家李自成，首先是你明朝的皇帝忘记了自己祖宗创业之艰难，没有了开国时生怕百姓不满的敬畏之心。至于清朝问鼎中原本来就是捡了李自成的便宜，要不然即使再牛他也灭不了明朝。
对于前者，我想说，有的人看人家凭本事赚的钱比自己多、名儿和地位比自己高，都恨得牙齿吱吱直响，恨不得找个时机去抢人家。更何况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者生存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明朝亡于农民起义是表象，根源在于亡于封建统治。明亡直接导火索是自然灾害，但是，明初天下大乱，朱元璋手里的钱并不多，面对自然灾害也很频仍、天下盗贼四起、各种反对残余势力和北元的虎视眈眈，其危险和难并不比晚明轻多少。
朱元璋就是靠着勤俭、害怕老百姓不满，处心积虑搞建设，终于搞出了可以傲视历史的“洪武荒政体系”（一整套如何报告自然灾害发生、勘察自然灾害情况、确定救灾方法、救灾、如何灾后重建的体系），无论权贵阶层如何打打杀杀，老百姓仍然正常生活。由此，明朝迅速平定了天下，到后来前后动用126万人次的明军消灭了蒙元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句点——云南。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明朝亡于农民起义。那时，“洪武荒政体系”已经彻底失效了。典型的特征就是：政府从救灾主体地位退让为民间自救。民间自救靠什么？这怎么可能不出事儿？
明朝救灾体系的彻底坍塌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当人们做事情时有规矩的话，坏了规矩其实也很难。但是，形成规矩的时间也很长，经济界管这种规矩叫企业文化，朱元璋父子的56年（包括朱允炆）时间，使得“洪武荒政体系”日渐完善。因为这明朝才能坚持276年。明朝的流民问题，从明初开始就存在，但是因为有着这一制度，动摇国本的事件几乎直到明末才出现。
杨继宗让犯人洗澡
朱元璋父子之后，吏治却越来越有问题，但幸运的是，每个皇帝在位时期，都会有一些能臣出现，延缓了衰败速度。例如，朱祁镇时期的杨继宗就是一个典型。
他对于“荒政体系”的完善也有功劳。他在治理瘟疫方面应用了一些科学手法。在他之前，监狱是不给犯人洗澡的。由此造成监狱内经常闹传染病。自他开始，监狱开始洗澡。明英宗朱祁镇复辟成功（1457年正月），杀了民族英雄于谦，老天爷似乎很生气，大灾陆续出现。同年夏，北京、天津、南京、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发生瘟疫。杨继宗继任刑部主事后，对灾害经常发生非常忧心。因为，此时囚犯也被感染，而且死亡率奇高。
作为刑部主事的杨继宗前往监狱查看，发现监狱内的人都非常脏，为此，杨继宗便开始要求给犯人洗澡。
杨继宗开创了给犯人洗澡的先例，后来，在清朝，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任刑部主事。当时，鉴于吃饭有时间规定，过了饭点儿进来的犯人就要挨饿。李文安便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让厨房给他们做饭，从此，过了饭点儿的犯人们才有饭吃。
尽管，自弘治以后的皇帝们越来越怠政，但其下属们却比较勤勉。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杨继宗这样的忠臣良臣，后来的明代百余年历史才得以延续。然而，当资本主义萌芽在南方逐渐兴起之后，明后期的官员“以商人思维从政”，官商一体，为害天下。最终崇祯皇帝悲声怒骂“居官有同贸易”！
正是在“居官有同贸易”的情况下，明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到了皇帝家族、官僚阶层手中，由此，挤占了大量的救灾资金。明政府在财政上对灾荒的赈济，除了发钱买粮、低价卖粮、医药、人力开支之外，主要就是税收减免和劳役减免，这被称为蠲免。例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南道御史钟化民见河南发生大饥荒，百姓易子而食、卖儿鬻女，为此他提请“从国库请拨30万金，留漕粮10万石济赈”。万历皇帝应允，结果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何在？贪腐、挪用。
对于这次灾害，明朝政府的救援没有多大效果。从各种资料看，万历、崇祯两朝的灾害救援，以民间自救为主，其中富商富户的捐助成为主力。
例如崇祯十四年的浙江饥荒中，祁彪佳见“流移乞丐死者日以五六人计，恻然怜之，亟拟赈救”。而当地政府的唯一作为就是支持，并进行了捐助。而且捐助是以个人名义，知县等人集资捐助了大米30石，大约相当于4000斤粮食。御史陈公祖念“一乡之情”捐助15石。另外，不归地方管辖的主管盐政的守宪大人捐助了150两银。
其他绝大部分粮食、钱财皆为富商富户捐助，另外，富商富户们还资助并组织开荒种田6800多亩。然而，富商富户毕竟能力有限，一般救济只限于当地，而“百里之鲜花难不生毒草”，有好心的富商富户就有坏了心肠的富商富户，趁机大发国难财的人也不在少数。
政府在救灾中的地位作用逐渐弱化，此时的“洪武体制”已经失效。例如，之前卓有成效的惠民医药局已经残破不堪，明初建立的四大仓基本衰落，特别是在其中起到中坚作用的预备仓。荒政史史家们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预备仓衰于弘治，败于嘉靖。自弘治后，明朝政府在各项支出上大大出超，致使救灾资金远远不够。特别是以贪财著称的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更使得预备仓的储备、维修资金捉襟见肘。
钻进钱眼儿了
运转了一个半世纪后，四大仓已经成为官吏和当地强人合谋生财的工具。许多预备仓粮尽仓空，或者粮食被倒卖出去赚钱。如果此时皇帝有为，也许还能逆转，但非常可惜，晚明江山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中，作为明君的崇祯一坐上龙椅，中国大地就遇到了一场空前的灾难，用多灾多难、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等词语来形容崇祯时期并不为过。以河南为例，崇祯朝的17年中就发生了以下灾害：
三年旱。
四年旱。
五年大旱。
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七年夏旱蝗。
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
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
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起于天启七年（1627年）的大干旱，在陕西、华北地区相继漫延，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旱情又向南扩大到了华东、中南地区，向西扩大到西北地区，全中国都处在大旱之中。直到顺治二年（1645年）这场长达18年之久的大旱才基本结束。它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严重、影响范围最广的自然灾害。正是这场大旱灾，直接促成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正是因为对这次大旱灾的处理不力，导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鼠疫等次生灾害大规模爆发，如此又造成千万人死亡，使政府军无力抵抗农民起义军。
不能怪农民起义，人首先要生存。在乱世，绵羊被人宰；你不想，只能变成狼。
农民起义乃是被压迫者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了——不造反就面临着死亡。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最老实、最能容忍的，中国农民铤而走险几乎都是在朝政混乱、官员腐败的时期。几乎所有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生存受到了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明朝也不例外。在白银帝国的光环下，许多人淡忘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白银帝国时代的明朝中后期，不仅是农民，就是商人、市民同样活得很憋屈。例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人焚烧了天津税监马堂的衙署并打死其爪牙37人。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织工在葛贤的指挥下包围官署，殴杀税官多名，税监孙隆仓皇逃往杭州。
与此同时，许多奴婢也因为难以忍受主人的非人折磨而奋起反抗。例如上海大地主顾绣每到冬天，就强迫家奴的女眷解开上衣，他将两只脚伸进去取暖。
还有，地主蒋英奸污了顾良的老婆后，为了让顾良以后少干扰他干坏事儿，竟然挖掉了顾的双眼。
明朝的官员们也好不到哪里。上海退休官僚董幼海经常奸污女奴婢。奴仆们稍有过错，就对其进行杖责，被他打死的仆人不在少数。
而明政府能做些什么？即使按照洪武年间的法律，主人打死奴仆也不构成死罪，更何况是两百年后腐败透顶的时期，一般交些钱就行了。最终，人们能做的就是奋起反抗，就是那个董幼海最终被奴仆们活剐了。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在所难免。不但农民起义在明后期此起彼伏，就是城市里面的市民起义、军队里面的兵变、贱民阶层的奴婢起义都不新鲜。这是为什么？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明朝晚期各阶层的主导人群流氓化倾向过于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