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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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背后的假设是大学应当培养杰出人才。但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今天，大学管理者们需要考虑改变其精英培养模式，为学生将来成为杰出人才创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大学无需将培养杰出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能为其毕业生提供一个将来成为杰出人才的土壤就功德无量了。
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在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8.89万人。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超过1/3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
假如过去我们的大学以毕业生能够进入欧美名校读研作为其教学质量过硬的标志，那么今天的留学低龄化则是尚未进入国内大学的孩子及其家长们在用脚投票，对包括“已经跻身于全球2%的精英高等学府”提交了一份“不信任动议”(Motion of No Confidence)。
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近年来一直悬在大学管理人员的头顶，逼着他们没完没了地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最后以“钱学森之问”得以表达：“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大学的任务并不是培养杰出人才
而是培养人才
正如耸人听闻的言论并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忧心如焚的钱老应当也没有考虑过自己言论的内在逻辑。其实，“钱学森之问”的内在逻辑，用逻辑三段论略加分析，不难发现：
(1)如果大学(M)是培养杰出人才的(P);(大前提)
(2)并且中国的大学(S)都是大学(M);(小前提)
(3)那么中国的大学(S)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P)。(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钱老心里想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起码一流大学必须培养杰出人才。这个逻辑有问题吗?是的，因为它的大前提错了。“钱学森之问”的本意虽不失真诚，但其大前提似乎仍然是针对精英化时代的。这种时代的错位对于当今大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误区。
大学的任务并不是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培养人才，为这些人才将来成为杰出人才创造一个成长的环境。人才与杰出人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具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应对未来社会变化之能力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后者是这些普通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运用大学所学的知识与能力进行创新或发展之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学需对其直接“产品”——人才负责，但人才能否成为杰出人才则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大学至多只是因素之一。鉴于此，大学需要“重新认识”今天这个高等教育已实现大众化的时代，并制定应对措施。这种认识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出发：
(1)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2)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3)大学当如何应对?
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知识更新的高铁已经全面提速。进入21世纪，知识更新周期大概是2至3年，在知识更新周期如此短暂的今天，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老生常谈来指导大学生，还真有可能误人子弟。克林顿时代美国教育部长理查·赖利曾说过一段绕口令似的话：“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进入那些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运用目前尚未发明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那些我们至今尚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其次，地域经济和政治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许多大学在谈论国际化时往往关注的是大学的国际声誉和排名，而国际大学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简称IAU)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却提醒我们大学国际化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即经济、思想及其他领域的全球化。
再次，“人才”们登上国际航班周游世界。以美国为例，2006年将近70%的工程学博士学位和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都是授予外国出生的学生，而外国出生的企业家在1995—2005年期间创办或协办硅谷一半以上工程和技术公司，占这类公司创办人或关键合伙人的1/4。同样，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在国际排行榜上表现杰出，原因之一就是其教授职位实行全球公开招聘。
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2011—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教研究所在一个全国教授问卷调查中请教授们反思本科教育的目的，并指认本科生所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以下是一些项目的得分：批判性思维(99%)，评估信息的质量及可靠性的能力(99%)，自学能力(90%)，掌握一个领域的知识(90%)，写作能力(90%)，创新能力(79.4%)，对不同信仰的宽容(78.9%)，就业能力(78.3%)。美国教授如此看重学生对信息质量及其可靠性的评估能力，并将它与批判性思维相提并论，值得我们重视。
在经济全球化、大学国际化的时代，学生面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如何取得信息;他们有太多的渠道能够取得太多的信息。大学应该研究的问题是，毕业生在走上社会后能否应对未来职业或岗位的不确定性、是否具备重新学习的能力、在地域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下能否跨领域地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在人才全球流动与竞争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在部分大学启动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就是大学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项人才计划，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学术大师。然而，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毕业生未来职业生涯带来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难道在数、理、化、信、生5个学科为这一小批精英学生开小灶就能保证他们成为未来的杰出人才?再说，学术大师能培养吗?
大学当如何应对?
其实，国内大学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而“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道理亦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说教授的责任是努力改进其课程设计、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那么大学的责任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学科知识的更新作出回应，将培养学生在相关领域、甚至全新领域的学习能力纳入教学改革的议程。比如说，在设计学术项目时学生评估信息质量的能力起码应当和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领域是学生的非学术能力培养。换言之，在地域经济和政治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的时代，大学必须帮助其毕业生适应未来的职场。在这个职场上，多元文化的认知与经验已经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须。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大学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学生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职场里所需的技能出发，将大学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我们的毕业生必须学会读书、思考;沟通、协调;择业、转业。
为拓展学生视野，大学开设较多的是一些概论或概览课程，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有知识，但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不一定有能力。大学的通识课程以什么方式进行也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养成读书、特别是读原著的习惯。
国内大学生进入海外高校，最常见的“傲慢与偏见”是“老外”的数学有多差，可事实是，这些数理化学得很好的高材生们并没有成为外国教授的“宠儿”。原因何在?多数是因为他们往往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较低，缺乏沟通与协调能力。
大学生经历择业、专业的考验后，还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人才的全球流动日渐普及，今天的雇主们并没有太多的耐心在本地的(千里)马群里扮演伯乐的角色。硅谷的成功给世界的启示是：在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上，通过进口取得杰出人才比从小培养要划算得多。
大学，只需提供
一个孕育杰出人才的土壤
从这个视角看去，“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在当今“培养不了就进口”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职场里，大学毕业生们的竞争对手是各国的人才或杰出人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某个专业的知识，还需要一些应对不确定未来的过硬技能。如果学生及其家长们在中国的大学里看不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那么大学的排名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加上国际化让全球大学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因此中国学生用脚投票、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的结论是，大学无需将培养杰出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能为其毕业生提供一个将来成为杰出人才的土壤就功德无量了。
与其在少数精英身上下注，希冀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所谓的“杰出人才”，我们的大学不如多关注学生成长的校园环境。只要大学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未来社会的杰出人才自然会从中脱颖而出。
（程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