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随地吐痰等，一部铁路史就是一部国民素质养成史
火车卫生种种
中国人将衣食住行视为人生四大要素。在古代，则只有“衣食住”三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行”并不是必须的。近代以来，各种西式交通工具不断涌现，使出行变得更加容易，更加频繁，因此孙中山将“行”加了进来，并被社会广泛认可。仔细分析这四大要素，我们会发现，“衣食住”三者都是偏于个人的，你吃的好坏、穿的美丑、住的优劣，与别人关系都不大。只有“行”是公共性的，人们的出行大部分要借助公共交通工具，在集体中进行。
火车无疑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随着汽笛长鸣，车门紧闭，火车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一个浓缩的社会。各色人等坐卧其中，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公共卫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时期火车上的卫生总体来说并不理想，翻开时人的文章，在这方面吐槽的非常多。具体来说，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抽烟、吐痰、煤灰、害虫、厕所、饮食、时疫。
火车不禁烟
在民国，“烟”有两种，一是鸦片烟，二是普通的纸烟，本文说的是后者。民国时期，吸纸烟是非常流行的社会习惯，男女老少，手不离烟的非常多。尤其是出门的时候，长路漫漫，抽烟成了排解寂寞的工具。郭沫若就曾说过：“人要去旅行时，纸烟当然也不可缺少。”（《今津纪游》）很多烟草广告也将“排解旅途寂寞”作为卖点，努力将其宣传为旅行必备品。我看过一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图像上赫然就是一位老兄，坐在车厢里美滋滋地抽烟。
民国铁路没有“禁止吸烟”的规定，虽然个别铁路效法外国，专门开辟吸烟车厢，但是绝大多数火车上，烟可以随便抽，无人干涉。
有人将吸烟视为第二生命，须臾不能离开；有人却将吸烟视作仇敌，避之唯恐不及。在火车上吸烟，势必会侵害不吸烟者的利益。张大千有一次坐火车，买的是卧铺，车开不久，同车厢的一位乘客就掏出香烟抽了起来。张大千呛得直咳嗽，立即打开车窗，以示抗议。时值寒冬，冷风从车窗窜入，寒气逼人。抽烟旅客要求关窗，张大千则坚持你掐了烟我才关。两人为此争执起来。后经车上工作人员调解，那名抽烟旅客才答应去外面抽烟，张大千获得了胜利。当然，并不是所有旅客都能取得类似的胜利，当时社会抽烟的人比不抽的多，不吸烟者有点寡不敌众，只能强忍着。一位乘客记载自己一路闻着二手烟，导致“头晕目眩，一刻不能居之”，但是没办法，总不能下车啊！
随地吐痰
我经常觉得，一部铁路史就是一部国民素质养成史。国人的很多文明习惯都是在铁路上形成的，比如排队。（详见《民国火车买票难》）然而，随地吐痰这一陋习，却是根深蒂固，无法去除。
民国时期的火车上，一般会树立两块牌子，一块是“提防小绺（即小偷）”，一块上写着“勿吐痰在地板上”。然而，对于这一公告，很多人视若无睹，毫无顾忌地随地乱吐。一些高等级的车厢，比如头等车，或者沪平通车这种模范车，车上的车僮会随时清扫，保持卫生。但一般三等车厢，就没这么及时了，导致的后果就是，一趟旅行下来，车厢地板上满地的痰渍，令人作呕。与随地吐痰类似的问题还包括乱扔垃圾，在民国时期的火车上，这种现象也非常常见。
满身煤灰
民国时期运行的机车大都是蒸汽机车，烧煤是必不可少的。煤既为火车提供了动力，也衍生出了恼人的副产品——煤灰。在民国坐趟火车，经常会弄的满身煤灰，口鼻全黑。
俞平伯的散文《城站》曾提到，坐火车到站第一件事就是拍一拍身上的煤灰。巴金的散文《三等车中》写自己坐火车：“对面一位乘客整夜开着窗，风就对着我吹，煤灰堆满了我的脸。”著名诗人林庚白的诗《中途》也写道：“呜呜呜，火车又走到中途，乘客们浑身是煤屑，满脸是汗珠。”有人写诗描述民国火车的环境：“痰在地上笑，残烟卷蚂蚱跳，一阵咳一阵叫。风伴着煤屑吹来，闯进鼻似酸醋，塞闷像在棺材。”（何德明《车中》）
之所以飘进煤灰，是因为要开窗户。能不能不开窗户呢？也不行。不开窗户，车厢就必须要有良好的通风设施。当时客车通风器多为车顶式，利用行车时的风速，将车内污浊空气排出。这种设施价格不菲，有的铁路买不起，有的装上了却不及时维护，所以，开窗通风是必须的。一些有经验的乘客会将车窗半开，既能通风，也相对减少煤灰飘入。
煤灰不仅会弄脏衣服，有时行车时飘出的煤屑、火星还会飘入眼睛，导致发炎或灼伤。因此，铁路经常提醒乘客，乘车看风景尽量不要向前看。
虫鼠之患
臭虫、老鼠、蚊蝇是民国火车里的常客，给火车卫生带来了极大危害。
臭虫的危害在本书《带DDT坐火车》一文中已有详述。在DDT发明之前，火车，尤其是卧铺车里的臭虫非常常见，搅得旅客彻夜不安。
老鼠的危害主要是在餐车里。1934年，铁路当局对“沪平通车”餐车进行了一次卫生大消毒，在一节餐车里消灭的老鼠竟达25只之多。“沪平通车”是民国时期的模范车，尚有如此之多的老鼠，其他列车可以想见。
蚊蝇侵害的主要是饮食。1931年9月25日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火车旅客饮食清洁之注意》，文中写道，酷暑时节，火车上的食物暴露于外，几乎被蝇虫覆盖。
厕所分等
早期的车厢是没有厕所的，旅客要想方便必须在中途车站的厕所解决。早期的日本铁路规定，不准在车厢内小便、放屁。1889年，日本铁路发生了一件惨案。一位重要官员乘火车，在某车站上厕所，出来后发现列车已经驶离站台，他疯狂地追赶火车，不幸摔死。这一事件震惊了日本，媒体将这位官员描述为“缺乏洗手间的火车的受害者”。此后，日本火车车厢开始广泛配置卫生间。（斯蒂文·J·埃里克森《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与国家》）
民国时期，除了“四等车”，大部分车厢都有了厕所。头、二等车厕所一般是坐式抽水马桶，厕所里纸巾、毛巾、肥皂齐备，打扫也非常及时。在民国，能经常使用抽水马桶的都是高等人士，社会将他们称作“抽水马桶阶级”，车厢也印证了他们的身份。
三等车厕所就比较差了，没有抽水马桶，只是在地板上挖个洞。1932年铁道部的一份官方文件描述三等车厕所“向来设备多极简陋，大都系就板上挖一圆洞，遗粪常沾其周缘，秽气外溢。”评剧大师新凤霞的文章《新旧社会坐火车》为我们详细描述了敌伪时期火车厕所的情形：“大个儿的绿头蝇，各种小虫子满处都是。车厢内的厕所哪还进得去，白头小蛆都爬满了！大小便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晕车的人随地吐，哪有人来打扫，那股难闻的味儿啊……”
车站的厕所也是如此，头、二等候车室厕所一般有抽水马桶，白瓷地面；三等候车室则是传统的旱厕，“便溺满地，殊碍卫生”。
饮食不洁
饮水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水源不洁，二是供水过程中的不卫生。蒸汽机车对水需求量大，机车用水、清洁用水、乘客饮用水都要沿途补给。根据1931年10月铁道部进行的“全国各路各车站饮料来源调查”，车站水源分为：自来水、江河水、湖水、池水、溪水、泉水、井水几种。大型车站用的一般是自来水，比较卫生。沿途小站，北方各站用井水的多，南方各站用江河水的过多。这两种水都没有经过相关处理，饮水卫生不算乐观。
民国火车旅客饮水都要花钱买，由“茶房”拎着茶壶在车厢售卖。这个过程很容易导致不卫生现象。民国人黄绍衡有一次坐沪杭铁路火车，目睹了送水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卫生现象：“车中茶房衣服手脸多不洁净，彼等至客前冲开水或卖蛋果食品时，触接旅客之衣具，殊有妨害。且彼等以污浊之手拿取果品等物，亦不卫生；车中茶房所用之抹布污秽异常，此种抹布以之揩拭地板尚嫌龌龊，而彼等竟用以揩拭茶壶、茶杯，其不卫生为何如？
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9月26的《申报》，文章见报后，很快引起了社会共鸣，大家纷纷发表文章，大加吐槽。一个署名“谦”的撰文谈他目睹的火车“蛋炒饭”。蛋炒饭是旅客喜闻乐见的一种食品，作者说，头等、二等车乘客的蛋炒饭一般在“大餐间”做，比较卫生。而三等车上蛋炒饭却是由茶房自己做，“龌龊至于极点，言之令人作呕。其炒饭之洋铁盆，油腻与灰尘胶成黑色，铜匙及洋盆并不洗濯，仅以污秽不堪之抹布略为揩拭。盛饭时恒以手搦饭，如是则各种器具以及手指间之微生物势必和饭食下，其危险何如？不但此也，旅客食余蛋饭茶房恒储藏不弃，遇有其他主顾，竟温热再售。盖食人唾沫已非卫生，万一前食者为有肺病之人，则不知不觉之传染将受害无穷矣。”几十年之后，读这段文字，还是让人不由反胃。
铁路防疫
古代中国，瘟疫频发，与瘟疫的抗争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内容。到了近代，随着铁路等先进交通工具的出现，，人类的防疫工作也面临着新问题——交通的进步使得疫情传播更快、范围更广，交通工具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战场。
1910—1911年，东北爆发了罕见的鼠疫。疫情首先出现在满洲里，随后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先借助中东、南满铁路迅速传播至东北全境。随后，再随着返乡过年和避疫的“闯关东”群体，沿京奉铁路传播到河北、山东乃至京津等地，“凡延近铁路区城，逐渐波及”。1918年8月，晋绥鼠疫爆发，疫情首发于蒙古，4个月后传播到了山西大同。当时的京绥铁路已经通车到大同，疫情很快呈大流行之势，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时人总结称：“离铁路线越远，疫情越轻；离大同越远，疫情越弱。”
铁路成了防疫的重要战场，铁路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如在东北鼠疫中，清政府采取隔离交通的措施，将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南满、中东铁路也部分停驶。同时制定了《查验火车章程》，加强火车检疫。在晋绥鼠疫中，铁路防疫措施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当时京汉铁路制定的《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分防疫设备、车上检查、站上检查、分派医员以及置办药品器具5章，内容全面，措施周密，反应了铁路防疫工作的极大进步。
1932 年6月4日，为应对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铁道部颁布《铁路防疫章程》，规定伤寒或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猩红热9 种疫病为法定传染病。铁路可根据情况，过往人员进行检疫，对有嫌疑者实施隔离。在发生疫情区域的车站，要立即停止售票，各列车亦不得停靠该段各车站。对因传染病致死的尸体由检疫人员处理，其他人员不得移动。与传染病有接触的人员听从医官的指挥，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还规定了限制或禁止使用患病人的衣服被褥及一切能传播细菌的物品；禁止贩卖出售传染病菌的饮食或病死家禽等；对铁路员工及家属住处实行消毒；严禁取用检有疫菌的水源；扑灭蚊蝇虱等传播疫病的载体等一系列措施。
除了防疫工作的进步，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铁路卫生其他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如在铁道部成立卫生处，统筹管理全路公共卫生和医务工作；为全体铁路员工普遍种痘和注射疫苗；制定了铁路车务、工务、机务《卫生清洁管理规则》，《铁路警察取缔卫生障碍规则》，《铁路卫生稽查规则》，《车务处清洁管理员服务规则》等。其中《铁路警察取缔卫生障碍规则》规定路警对于乘客随地大小便、吐痰、乱扔垃圾，携带污秽物品上车，小贩贩卖不洁食品，乞丐进车站坐卧行乞，传染病人上车等妨碍卫生行为，应劝告或取缔。
（本文选自中国铁道出版社《火车上的民国》一书，作者李子明。本文系作者授权发布。图片源自作网络及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李子明，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长期专注铁路史研究与打捞，在《人民铁道》报、《北京青年报》、《读者》、《羊城晚报》、《北京档案》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著有《火车上的民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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