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彭富春——让国学成为国人的灵魂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的“国学经典新读”系列图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系列图书直面当代国学研究现状，以经典新读为切入点，深入发掘了传统国学文本的当代思想意义。新近出版的《论国学》以全新视角重新阐释国学，刷新人们对国学的认识。

10月23日，彭富春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他表示，《论国学》正是针对当前“国学热”而著，希望能扭转国人对国学的某些偏见。

著书批驳“国学热”乱象横生

《论国学》由彭富春五年前的著作《论中国的智慧》修订更名再版，书名强调“国学”，反映彭富春对国学现实的反思。

2011年，一件事深深触动彭富春。他去孩子学校看表演，发现那些孩子们被老师安排穿上“汉服”，齐声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引发思考。“传统社会的读物，其实就像掺了三聚氰胺的奶粉，照搬拿给孩子们，非常不合适。”彭富春说，传统中的君臣观念、主奴意识，在当下应作为糟粕剔除。“比如《弟子规》中的‘亲有疾，药先尝’，‘尝药’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教小孩‘尝药’，既不科学，也不人性。”

当年，担任人大代表的彭富春给全国人大写建议案，批评“国学热”乱象，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

近年来，很多地方为孔子塑像，彭富春提出自己的反思：“对于孔子，我们既不能‘反孔’，妖魔化，也不能‘尊孔’，过于神圣化，而是要‘思孔’。”

彭富春将国学乱象总结为：商业化国学、政治化国学、宗教性国学。“有些人借国学来谋利，办国学班，有企业把传统的君臣观念强化为一种主奴观念，来控制员工。凸显国学当中的宗教性的成分，甚至还包括风水、相面等。”

“百年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国学沦为弱者，很多人试图强化它，但方式不对，他们将国学当成了消费品。”彭富春主张思想性的国学，强调要有学术功底、语文学和书学的功底，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索国学的思想意义。

拒绝只当海德格尔的徒子徒孙

彭富春本科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并很快发现美学与哲学美学的魅力，并同时于三个领域进行学习、研究。“它们是层层深入的。”

随着海德格尔引入中国，彭富春为他的哲学着迷，“他关注人的存在，他提出，现代社会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社会，虽然物质条件很好，但却没有家园的感觉。他的思想很独特，让我激动。”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出版物寥寥，怀着对他哲学的研究欲望，1991年，彭富春来到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师从海德格尔弟子博德尔，系统研究海德格尔哲学，这一学便是7年。

“在德国，最触动我的，是海德格尔非常推崇老子思想。”彭富春从学者萧师毅的文字描述及哲学书中读到，海德格尔非常推崇老子的思想，他曾经跟萧师毅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并把其中的一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写成类似对联的东西放在他家里。而且在他的部分演讲当中，也多次引用过《道德经》和《庄子》，“可以说，海德格尔是非常向往东方智慧的，他的哲学与中国思想是有亲缘关系的。”

彭富春开过一个《道德经》的研讨班，和德国同学，一起研读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道德经》。“当时，我一直在想：回国以后，不能只当一个海德格尔中国的徒子徒孙，而要借助西方思想来重新思考中国思想，思考中国思想如何引入当代。”

把“哲学碎片”融合成系统解读

1997年毕业之前，彭富春与国内求学时的硕士导师李泽厚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偶然相遇，李泽厚建议：一定要回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思想。之后，博德尔对彭富春说：你可以介绍西方的思想，但这恐怕没有你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去思考中国思想的现代性或者中国思想走向世界更有意义。“这与我一直以来的思考一拍即合。”

回国之后，彭富春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当时，有人邀请他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十卷本》，被他谢绝。“虽然，海德格尔在中国的译介很重要，但是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事情。”

研究西方哲学多年后，回到中国哲学，彭富春发现，中国的哲学思想没有系统性的体系，这与西方不一样，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哲学，他们的哲学结构、整体性明确，一种思想总有相应著作支撑。而中国哲学大多是只言片语，碎片式的，缺少深入、系统的阐述。彭富春将自己所学西方哲学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必须对儒、道、禅著作进行文本解读。”

2010年，彭富春著《论中国的智慧》，指出中国智慧的核心是儒、道、禅，并对《论语》、《道德经》、《坛经》进行深入解读，突出主题和结构。彭富春称，以往国内学者对中国思想研究易套路化，用西式哲学术语、话语方式去阐述中国哲学，而他避免这样，用生动、通俗、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从存在、思想、语言去解析中国思想，以更“接地气”，好读易懂。“让新的思想从经典文本中生长出来。”

去年至今，彭富春著书《论老子》、《论孔子》，更深入详解道、儒思想。他透露，今明两年，他将完成以研究《坛经》为主的《论慧能》及《论大道》。“中国思想如何面对西方？如何在当下存在？我一直想解决这些问题，国学能与世界对话，才能有生命力。”

访谈：

儒道禅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记者：哲学在很多人看来很枯燥、晦涩，很难产生兴趣，那么，作为哲学家，您怎么看哲学？

彭富春：的确很抽象、难懂。但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虽然哲学思考很困难，但却是必需面对的。

进入哲学，缘于生活的思考，通过阅读哲学著作，读进去了，不但不枯燥，而且乐趣无穷。哲学可以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愉悦。如果没有快乐，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不会研究一辈子，我也不会。

避苦趋乐是人的本性，只不过，哲学的快乐是精神层面的，和一般的快乐不一样。比如读一本难懂的书、思考一个问题时，当我终于看懂、终于想明白时，那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感受，如同摆脱枷锁、弃暗投明。

记者：您指出，儒、道、禅是国学核心，但中国古代曾经百家争鸣，为何以点代面？

彭富春：儒、道、禅最能揭示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性。根据中国人的思想，人首先是生活于天地之间，所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生活在家、国之中，人与家、国的关系，正是儒家探讨的；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有心灵世界，如何面对内心的欢乐与痛苦，禅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儒、道、禅几乎可以解决人在世上的一切问题。

儒、道、禅是核心，其他学说或可以包融其中，或并非根本性的东西，如法家、墨家等思想，都是这样。

但是，儒、道、禅也有局限。中国哲学缺少个体意识，个人的权利、自由很少提及，过度强调君臣关系，如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人与人的关系始终在差异的等级中，来确定身份，非主即奴。但这些拿到现在行不通，人与人是平等的，无主无奴，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主奴意识正是国学的糟粕所在。

国外人对中国哲学依然陌生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共通性又是什么？

彭富春：从文化差异来看更好理解这个问题。西方延续的是神性文化，中国则崇拜“天”，是非神性、自然性文化。就方式而言，西方注重理性分析，而中国则是经验式思维。因此，相比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更理性。

正因为有这种差别，西方哲学告诉人们，如何思考，思想的本身是什么，如何处理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则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与天、人、心的关系。

共通之处在于，无论中西哲学，它们都是追求真理的。

记者：您曾提到，中国国门打开后，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相遇，面临全面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

彭富春：至近代，我们的儒、道、禅思想在世界几乎没有发言权，话语权还在于西方哲学。百年以来，对于本国哲学，我们只有推崇、反抗两种状态，国学没有形成普世的学说，称不上有世界性。

百年以来，中国人对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进行大量翻译、研究、引进，但看看西方呢？他们对中国思想很陌生，中国哲学在海外民间没有影响。有些在外国开办、打着国学口号的学院，传播的并不是儒、道、禅思想，教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如汉语、书法、太极拳等。

记者：据您观察，国学在世界上接受情况怎样？

彭富春：就整个西方社会而言，国学在西方影响很有限，但是，在哲学研究界，不同历史时期，国学都曾被引入西方，并受推崇，启发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

启发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历史是基督教的历史，神性文化主宰历史，当西方人看到中国文化原来是没有神性的，而且还能达到相当高度，非常诧异。这些对他们反对教会、封建神权是有好处的。

进入现代，西方人认为孔夫子的东西很肤浅，儒学所讲的家国关系、忠孝主张，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悖，这当然是片面的认识。相比之下，道、禅在西方影响最大。随着西方现代技术文明发展，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人被控制、扭曲，心灵撞伤。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对于技术社会，启示巨大。

禅宗是无神宗教，提倡觉悟，由此产生的静坐、禅定等修行方式，对西方学界、社会均有较广泛影响。比如乔布斯，就曾学过禅定。

“天人共生”是当下的哲学智慧

记者：您在最近的讲座中提到，研究国学的正确态度包括创新，创新是在当下的国学运用，在当下的生活中，产生新的智慧。怎样是今天的国学创新？

彭富春：国学研究讲究“返本开新”，中国国学的创新，首先要立于中国传统语言、思想、历史之中，儒道禅是根。同时要回到中国现实问题，在当下，我们面临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也是所谓精神空虚的时代，我们要让儒道禅在当下讲话。

记者：能否举个国学创新的例子？

彭富春：我曾提出我所发现的新中国智慧——“天人共生”。

中国古代，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的生活完全遵从自然，这便是“天人合一”。而现在我们进入技术社会，没有路，我们修路，没有水，我们拦河建坝，人们不再服从自然，而改造自然，这是“天人相分”。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人们处于一个技术社会，技术能让我们受益，也让我们受害，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在所难免。那么，“天人相分”能否回到古代的“天人合一”呢？

我认为不可能。“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确有它伟大的地方，但是，那是在技术时代尚未到来的时候。如今这个技术时代已经到来了，“天人合一”已经不可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天人合一”是没法对付“天人相分”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天人共生”。

记者：那么，怎样才算做到“天人共生”了呢？

彭富春：“天人共生”处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之间，强调人与自然、天地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是伙伴关系，相互平等。一方面，人让天地间的植物、动物健康成长，反过来，它们也可滋养人。

武汉大学珞珈山就是“天人共生”的典范。刚建校时，那里几乎没有大型植被，但经多年的人为栽培，那里绿树成荫，草木繁茂，“人”让珞珈山生长，生态改变也给了我们可遮荫、避雨之处、新鲜的空气等，这便是“天人共生”。

那是不是不要改造自然了呢？不是。要用技术克服技术带来的问题，如气候改变、河流枯竭、水质败坏等，将生态破坏减少到最小。

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手机控”终日“低头刷屏”。这当然也要从技术上想想办法，让大家不成为手机的奴隶。

国学绝非灵丹妙药

记者：“国学热”催生国学书出版热，在众多国学著作中，您的书不同之处在哪里？

彭富春：首先，回到原典本身。所有的阐述都要能回归原典，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天马行空，也不能过度阐释；其次，不囿于经典。看清中国思想与西方的边界，但切忌用西方思想套用于中国思想，我的书里，没有任何西方哲学术语、词汇。另外，个人独创性，我的分析方式就是我的，不同于别人，也很难模仿。

记者：国学类书籍整体水平怎样？

彭富春：我主张哲学研究多元化，不能用自己的观点指导别人。哲学也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允许多条道路。

现在国学类书整体偏于大众化、通俗化，缺少独创性、批判性、分析性。国学的生命在于创造。

记者：国学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彭富春：国学能起到启发性作用，但绝不是灵丹妙药。在全球化的今天，欧美文化已成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启示，也可以接受中国智慧的启示。

国学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种资源之一，不是唯一，它的启示作用不能夸大。国学解决不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能提供一种方式，启发人们思考。

记者：一个人从国学中获得中国智慧，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不同？

彭富春：国学能教我们从嘈杂的现实回到内心，用一颗光明、纯净的心去看自己、看世界。他将会有精神家园。如果人们信奉孔子学说，他就没有仇人，懂得爱自己爱别人，这个社会也少一些暴戾之气、“羡慕嫉妒恨”也会无存；如果人们信奉老子学说，就不会破坏生态，做遗害子孙的事；如果人们领悟禅宗，他便不会终日烦恼、抑郁，有着豁达超然的心态。

记者：普通人怎么进入国学，获得中国智慧？

彭富春：有三本书一定要先读：《老子》、《论语》、《坛经》。这三本书是进入国学的敲门砖。

手记：

“做与不做”都是智慧

见到彭富春后，他拿出几本著作赠予记者。在为书签名时，他对记者递来的中性笔摆摆手，从包里找到一支软头毛笔，用标准的执笔方式，写下一行的赠语，字迹清秀、遒劲。

彭富春说，他一直坚持练书法，还建议国学院要开设书法课。“用毛笔写字，跟用钢笔写字或者用电脑打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做到身心合一。”

在之后的对谈中，彭富春多次提到“思想性的国学”，他认为，思想性国学是当下研究国学应有的态度。“思想性的前提是学术，也就是说你要对国学的基本经典熟悉，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语文学知识。这个跟你学希腊文、拉丁文，学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文化必须从文字开始，用毛笔去写字，你才能够去体会中国文字的伟大和奇妙之处。”彭富春透露，几天后，应省书法家协会的邀请，他将为百余位书法家讲国学。

彭富春现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除教学、研究，他还参与政务、社会活动。当记者问及他的多重身份，他表示，工作繁忙没有带来任何困扰，“因为所有工作绝非心血来潮，都是有安排、有计划的。”

现代人都抱怨工作压力大，没时间充实自己，彭富春是如何做到的？他说，人要有规划，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智慧，比如，他不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也很少看手机里推送的各种信息，宁可节省时间多读点书。“人不通过读书，不可能获得智慧。那些手机里获得的，都是碎片化的零星经验，人们应该学会拒绝。”（作者系长江日报记者）

摄影：雷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