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旬翁30年写300万字姓氏大典：人只想赚钱跟死了没区别
一年多不见，父亲又老了很多。
上初中时，无论半夜醒来还是早上5点上自习，涂重航总会看见父亲涂征书房里的亮光。
炎夏的午后，涂征放下碗筷就往楼上书房跑。涂重航跟到书房，看见父亲光着膀子，汗珠涔涔流在背上，手里握着钢笔在废弃的文件纸背面不停地写，不停地写。
涂重航以为父亲在写诉状。涂征当时是县城里赫赫有名的律师，家里每天从未消停过，人来人往，都是来诉苦求助的。
突然有一天，涂征宣布不再干律师了。
他想专心研究中华姓氏之源。原来书房里堆积的书稿也不是诉状，是他梳理了各个姓氏的根源、谱系和亲属关系的《中华万姓归宗大典》。30多年间，涂征独自梳理了6000多个中国姓氏，总计300多万字。
原本宽裕的律师之家，变得艰苦拮据，涂重航甚至连学费都要跟亲戚讨要。
家道中落，一度让青春期的涂重航自卑、抱怨。父与子之间，争吵、对抗、互不理解，对峙持续了许多年。
“后来慢慢理解了父亲的做法。”涂重航说着，坐在一旁的父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看到白发就觉得父亲老了，时间也不多了，很多事都迫在眉睫。”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实习生 杨宙发自北京
不甘平庸
这不是涂征第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
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父亲母亲留守老家相依为命，继续创作，姓氏谱系图表能摆满整个院子。
年轻时，他给家乡河南邓县（现邓州市）的宣传队写剧本，号召大家干农活。到了文革，全国只能上演《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大样板戏，他就把自己写好的剧本寄到中央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寄来回复，让当地领导小组把关，涂征将之理解为拒信，满不在乎。当地领导小组震惊了，赶忙把他调到县剧团写剧本。他把村里孤儿寡女的故事改编成剧本，观众都看哭了。
1986年，国家开放律师资格考试，律师事务脱离国家体系，原本由公务员担任的律师工作下放到民间。涂征用业余时间学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本《刑事诉讼法》，成为首批社会公民律师。
改革开放后，中央下发一号文件保护“两户一体”，但地方县委没有跟上步伐，强行拆除一些个体户的房屋。涂征将官司一路打到北京，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到县里，问责相关责任人。县委书记出面向个体户道歉，涂征成了当地律师界的红人。
他曾经设计过密码，希望能在国家军事电报中运用。他把发明寄到国防部，结果被当地公安局扣了下来，被怀疑是特务、反革命。
他上学时文科成绩好，高考接连考了3次，非北大、人大不读，因为他认定那是全国最好的文科高校。儿子说你考个南阳师范也行，他一个劲摇头，不愿意。
他不甘于平庸，就是想做出与众不同的事。
姓氏迷宫
1981年，涂征在邓县县委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对台宣传工作，负责收集县里的风土人情，写成新闻稿件送到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的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播报。那是他非常满意的工作。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都很重视自己的姓氏，回到祖国便寻根问底。来自美国的华侨邓美林来到邓县，想了解“邓”姓的来源，台办帮她问遍了县城、地方志、地名办，却无人知晓邓姓与邓县的渊源。
涂征认为一个人长期背井离乡漂泊在外，姓氏便显得格外重要，就开始研究“邓”姓，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当地报刊上。
后来转行做律师，涂征继续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他自费跑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十多个城市的书店、图书馆，寻找《人名大辞典》、《路史》、《姓氏考略》等书及当代出版的姓氏书。
其他的姓氏书籍是按拼音、姓氏笔画的索引方式进行分组归类，而他则把每一个姓氏都上溯到黄帝、炎帝、伏羲、女娲和盘古时期，按同一祖先、同一血脉的姓氏进行划分。中国的姓氏有上万个，现在常用的有6000多个，而且同一姓氏也有多种来源。
朋友鼓励他：“别看那么多姓氏资料，都是一盘散沙，姓氏各自独立，互无关系，唯独你研究姓氏的方法是按血缘结群。”
涂征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繁杂庞大的系统里。 这个系统涉及历史、宗教、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巫学等学科，涂征越来越难以自拔，他只好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一米二的书桌上探索姓氏里复杂精妙的“迷宫”。
黄帝的故里在新郑市。十几年前，涂征给郑州市政府写信，汇报研究成果，希望在黄帝故里修建一座归宗园，供上著名姓氏始祖的塑像，让全球华人来寻根问祖。
2012年，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给涂征批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新郑黄帝故里或黄河游览区建一个族姓迁徙博物馆。”
涂征认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一旦做成就能功成名就。
研究了三十多年，73岁的涂征现在与人聊天，一聊到与姓氏相关的话题就收不住。如果手上有纸笔，他会写出一个姓氏的来龙去脉。
一个个写在废纸背面的姓氏来源，纸张早已泛黄，渗着当年一笔一划写出的蓝墨水。 后来，妻子学会了电脑打字，家里请了两个录入员，几人一齐把书稿录入电脑。书房里早已堆积不下的旧稿，一把火全烧了。 上周来北京，涂征带了几份书稿，用帆布袋包好放在鞋盒里，一块大砖头的体积，而这只是他书稿总量的五十分之一。
家道中落
涂重航仍记得父亲当律师时家里风光的景象。
那时律师是个非常赚钱的行当。父亲名气大，是县里的风云人物，家人也脸上沾光。每天家里坐满了人，父亲的工资随着接下官司的数量水涨船高。家里盖起了两层楼的新房，买了14寸的彩电。
家里没有值钱的家具，唯有一屋子书。这座24史柜是父亲最引以为傲的财产。
一切都因为研究姓氏改变了。14寸的彩电用了十几年也没换过。
河南省地方志看到涂征发表的文章，派人来把他抽调过去，专门研究南阳地区的姓氏。 涂征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放弃了高薪的律师职位，开始领地方志3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一开始，家里人对父亲的新事业抱以期望，觉得书稿写好了能赚大钱。后来母亲病退，三个孩子要上学，一份工资供养五口人，捉襟见肘。
涂重航和姐姐每天5点出发到学校上早自习，学校离家五公里，其他同学上完自习在学校附近吃早餐，姐弟俩只能骑回家吃。 两姐弟骑的是父母的旧单车，姐姐骑着巨大的二八式男式自行车，涂重航骑着母亲娇小的女式自行车。 十四五岁的涂重航，骑车走在路上觉着不自在，想跟其他男孩一样，换一个直把手的男式单车。但姐弟俩从初中上到高中，车一直没换过。
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风靡整个校园，涂重航追星的方式是向同学借磁带。男生女生赶时髦，流行皮夹克和牛仔裤，而涂重航只能穿母亲做的衣服。 三个孩子上学要交学费，家里没钱，父亲就让宽裕的亲戚多帮衬些。每到大年初一，涂重航就被迫到亲戚家要学费。有时没拿到，开学前还得再上门一趟。父亲放下狠话，要不到钱就别上学了。
涂重航与父亲交流的方式就是吵架。青春的张扬躁动抑制在节衣缩食的生活里，随时爆发。 一次，他不想穿母亲自制的衬衣，想买T恤，家里又不让，生气得拳头朝窗户使劲一挥，砸碎了玻璃。 父亲就是不为所动，每天待在书房里，躲开上门打官司的人。他对涂重航说：“人赚那么多钱干嘛，活得像死了一样。”涂重航塞回一句：“现在的人都想着挣钱，谁还管自己姓什么？”
父子和解
涂重航喜欢文科，大学时在校报工作，在报社实习，决心要当一名记者。
时光流转，他以调查记者的身份经历了这个国家十几年来的旦夕祸福，汶川地震、襄汾溃坝、王家岭矿难、玉树地震、马航事件、“东方之星”沉船事故……
2010年在玉树，他看到藏族姑娘在地震废墟中找寻找同学遗物时惆怅的眼神；同年在江苏，一场血案后不知名的网友为他提供线索，小心翼翼地给他把风…… 天津爆炸第二天，他推掉手头已安排好的工作，赶赴现场。所有居民都开车往外跑，涂重航和同事们逆行着往现场冲。
他今年38岁，成为报社深度部门里，年龄最大的一线记者，身边的同事已经换了五拨。许多人对此不理解，认为他应该去更安定轻松的环境。 “你们父子俩，其实很像。”我对涂重航说。
“其实不想像。”他在睡着的父亲旁轻声回答。
老家的冬天没有暖气，父亲看书写字都会到深夜，母亲给他做了一个棉被套，写字的时候腿可以伸进去。
理解，是从工作后开始的。“别的家长比较随和，该赚钱就赚钱、该养家就养家，都是顺着社会走了，父亲后来就不一样了，不顺着社会走，做自己的姓氏研究，脱离社会。”
“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是国家经济发展很快的时期，父亲躲在书房里不见人，躲掉找他打官司的人，陷入到自己的封闭状态，原来一直不理解。后来做了记者之后见的人多了，经历多了，觉得骨子里也受父亲的影响，觉得随波逐流是不对的。”
涂征每年都会染一次黑发，心里边的自己还是年轻的。有时候出门，涂重航帮他拉个箱子，他不愿意，觉得自己还能干。
古稀之年的涂征，脑梗了三回，有一回在路上摔倒，被路人送进医院。患了15年的糖尿病，他只要稍微感到好转，就减少胰岛素的注射。他是不服老的。
去年肺部查出有阴影，以为得了肺癌，通知涂重航赶紧回去，后来有惊无险，查出是肺炎。他对儿子说：“时间很短了。”
去年开始，涂征不染头发了，任由白发乱糟糟地在头上肆意。 腿脚不灵便，坐火车只能躺下铺，来北京的车票也只能靠儿子在窗口买了快递回去。到了北京，跟错队伍走到另一个站台，他懊恼生气。
许多事情都迫在眉睫。父亲10多年前就写完了书稿，找出版社一估算，出版最少要30万。就算自己凑钱出版，换来的也是一摞堆在书房的书。
同事在公益基金发起众筹，为父亲在北京开办沙龙，探讨300万字书稿背后的故事。涂征熬了个通宵，写了20页的发言稿。
他对写书稿背后的故事不感兴趣，只要一逮住机会，就戴上朱红色的大眼镜，念发言稿，讲深奥的姓氏来源。
我问涂征，如果当年考上北大人大，还会像现在这样做研究吗？他像听到了一个心里老早就回响过的提问，迅速反应：是，是！
“不想当官，不想当商人，就想研究中国文化。” 涂征每次来北京，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哪一处景点他也不想去，看见霓虹灯就犯晕。他喜欢一个人乘公交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淘书，那里是他的世界。
只是今年不行了，公车路线变了，腿脚不灵活了。他需要让涂重航送他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