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政治转型中的部落因素
编者按：在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熏陶下的也门拥有独特的部落文化，部落因素不仅在也门“分裂—统一”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阿拉伯之春后的也门政治转型中也依旧扮演了重要角色。2014年1月结束的全国对话会议将也门的政治转型时间再次延长了一年，但2014年9月以来，北部的胡塞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其举动引发邻国沙特的不满，终招致以沙特为主导的多国联军的武装空袭，使得也门局势变的更加复杂。虽然此次政治动荡使得长达三十三年的萨利赫政权倒台，但是这些并未触动也门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部落因素继续在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案例阐释，论述部落因素在也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并对也门政治转型的未来做出相应展望。
文 王瑜贺 编辑 张帅
统一后的也门共和国经历了前总统萨利赫长达三十三年的统治，但是以南方部落支持下的分裂问题和源于北部萨达省的胡塞武装问题为代表的国内矛盾不断出现，加之近年来在也门发展壮大的基地组织不断制造各类恐怖事件，使得国内矛盾更加激化，并最终在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下达到顶峰，使得强人执政的萨利赫政权倒台。但新任总统哈迪依旧没有引导也门走出困境，部落因素仍然在也门政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海合会倡议（The GCC Initiative）和全国对话会议（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NDC）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萨利赫时代也门的社会稳定，但是协调好部落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实现也门政治转型的重要前提。然而，胡塞武装自2014年下半年起在也门北部不断扩展势力范围，使得也门局势依旧不容乐观。而自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以来，双方战火不断升级且难以在短期内平息，也门政治转型的未来也变的更加扑朔迷离。
一、部落与政府的传统关系
（一）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
萨那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严重部落化的'Amraan地区和萨那北部地区（艾哈迈尔家族的权力大本营），受访者对部落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度，支持部落和国家的比例为7：3，而前南也门控制下的部落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如哈德拉毛省，则显示出相反的比例，即支持部落和国家的比例为3：7。该报告结果足以证明部落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明显更忠诚于部落而非国家。虽然，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门传统的部落组织结构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看来，也门社会仍不发达，属于世界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部落势力仍旧根深蒂固，部落成员依旧保持着对本部落及其酋长的高度忠诚，将部落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二）部落规范与国家法律
也门的法律体系是正式规定和传统规范相结合的产物，部落领导人历来反对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法律体系。国家法律对酋长利用其影响力解决法律纠纷或仲裁案件表示尊重，这直接对应其与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也因此对应其所具有的权力潜能。世界银行在2000年估计称，也门人口中只有约30％的人依赖于正式的国家司法机构，其余则请求所在部落的酋长来解决争端。
2007年，也门国家民主机构的一份有关部落冲突的研究阐述了部落体系和国家机构之间缺乏信任的相互关系。69%的受访者（部落酋长，公众人物和地方议会成员）称，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协助解决其地区内的部落冲突，大部分人（75％）认为政府对于解决该类事件是无效的。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酋长增强了国家确保安全和实现正义的作用的强烈愿望”，因而建议国家增强在部落地区的“一般安全”，建立更多的人民法院和专门委员会用以解决报复纠纷。
（三）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
在军事力量分布上，部落武装是除也门政府军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援引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2000年的数据，经济学人信息部（EIU）指出，也门的军事力量（包括储备军，准军事部队和部落储备军）是176300人。
该报告估计，有至少2万的部落储备军，但这一数字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原因在于一些当地武装力量及部落联盟的武装数量是巨大的，且真实数据不会对外公开，因而这种判断也未必准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结论是，尽管也门的部队数量在阿拉伯半岛是第二，但其大部分军事设备保养欠佳，使得也门在面临邻国的攻击时，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由于中央政府权力的扩大，尤其在萨利赫执政以后，政府拉拢和利用部落领导人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保罗•德雷施认为，“也门是一个家族企业……军事商业复合体……高级军官和一些重要的商人家族之间都有着相互交叉的利益。在这些利益基础之上，这一部分人控制着国家权力。”他将部落和部落领导人从这种“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权力结构中抽离出来，认为部落反对军事商业复合体，并强调已经有部落抱怨且反对以家族为基础的统治体系，并试图去强调在也门政府和部落构成的依附关系内维持酋长的作用。
二、转型进程中的部落因素
（一）全国对话会议中的部落势力
海合会倡议下的也门全国对话会议于2013年3月18日正式召开，其目的在于广泛吸收所有政治力量参与讨论国家政治重建问题，解决各势力间的分歧，以期努力达成政治和解。其会议成员囊括了胡塞武装、南部运动成员、青年、公民社会团体成员、妇女等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政党、地方势力和社会群体。
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与传统政治势力（主要包括部落政治势力、家族势力、政治伊斯兰势力等）共同参与到国家转型的决策过程中。全国对话会议的565个代表席位来自11个不同的政治势力，技术委员会在决定与会代表上遵循两个原则：一、南方代表、妇女代表和青年代表的比例为50%、30%、20%。二、与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必须反映也门社会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席位分配充分显示出部落因素在也门政治动荡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席位获得者未必直接代表部落，但政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与部落联系紧密，如与哈希德部落有直接联系的南部运动。
2013年3月18日，也门全国对话会议开幕，图片来源：凤凰网
（二）部落势力与反政府运动
1、部落自治削弱国家权威
严重的部落自治倾向已经对也门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巨大冲击，削弱了国家在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等领域的权威。这种自治倾向不仅仅是传统偏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部落成员将腐败和低效看作是也门国家机构的弊病。许多人认为从国家独立出来是捍卫自身利益的唯一方式，而部落结构为民众反对懦弱、低效、甚至糟糕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社会保障网络。
在政策事务上，部落能通过也门其他部门无法控制的方式来掌控国家。例如，围绕国家减少燃料补贴的问题，萨那周边的一些部落先是进行抗议示威，随后切断了城市的供应，并以此要求政府重新恢复补贴。由于萨那是个内陆、干燥、多山的地区，其所需的所有供给都依赖于其他地区，因此，在面对部落的反对之下，政府被迫与部落领袖举行会谈，并将每20升汽油的价格由YR1300（6.77美元）降到了YR1200。
除燃料补贴外，政府有时也无法限制部落使用在其领土之下的地下水。有研究表明，萨那在十年之内将无法居住。精心调控水资源的使用，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中央政府难以监督一些水资源富足地区的水资源消费，而在那些地区，部落自治和自给自足的愿望都非常强烈。当部落被问及对在自己所在区域利用水资源一事所持态度之时，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国家出台一项明确的水资源利用政策并教育部落民众水资源的重要性，那么在实际中将几乎不会遇到类似的限制。
也正是由于上述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部落自治倾向，使得也门社会长期处在一种难以完全稳定并时常陷入分裂的状态，而不同地区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本身实力的不同，会对中央政权提出不同的要求，特别在国家遭遇政局变动的情况下，这种源自于部落自治而造成的动荡分裂就更为突出，最为明显的就是南部问题和北部胡塞武装。
2、南部运动促发分裂危险
南部也门分离主义活动又被称之为也门的“南部运动”，参与其中的多数为定居的南部农业部落和畜牧业部落，但这些部落与北方部落有着很大不同，其规模更小，凝聚力更低，在历史上对统治者的影响力也更小。自统一以来，部落结构、身份、法律、领导人、部落会议和复仇纠纷在前南方地区都得到了复兴，而南部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出现的。因其亟待解决，促使南部运动成为了全国对话会议中第二大席位获得者。
南部运动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体制问题，经过数月谈判之后，也门全国对话会议在2014年1月通过了也门将实行联邦制的最终决议，但是各方并未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各项具体事宜达成共识。由于也门历史上存在过南北分治的阶段，且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多分歧和矛盾，因而南北双方对于未来国家的政体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北部主张将国家划分为由北部四个地区与南部两个地区所构成的联邦制国家，而南部认为北部的主张只会进一步加强北部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因而主张南部地区在也门实行联邦制的五年之后通过公投形式，决定南部地区是独立出来还是继续保持在统一的国家之内，但这一主张极易使也门再次面临国家分裂。2014年2月，新政府主导下的专门委员会宣布也门将实行由6个联邦组成的联邦制。但是南部运动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只愿意接受两个联邦的安排，并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将南部排挤出去的计划。
3、胡塞武装激起纷飞战火
2004年起源于北部萨达省的胡塞武装（Houthi Fighters），因其最初领导者侯赛因•胡塞（Hussein al-Houthi）而得名，该武装与政府军之间武装冲突不断，直至2010年双方签订了短暂的停火协议。胡塞武装最初因教派相同而与前总统萨利赫及其部落合作，但后期逐渐反对萨利赫的长期高压统治、宗教歧视和经济边缘化政策，并坚决反对也门政府与美国合作。胡塞武装自2004 年 6月与政府军发生冲突以来，其后打打停停，至今战火仍在蔓延。
在遭遇“阿拉伯之春”的连锁反应之后，胡塞武装更是抓住时机，扩展势力范围，在2014年9月份后，先后占领也门多个省份，控制首都萨那，软禁总统哈迪，其一系列行动引发邻国沙特高度关注。2014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萨那之后，有伊朗议员称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后）第四个由什叶派控制的首都”。这引起了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的高度警觉，作为目前中东地区大国的沙特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为了“后院”的安全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国家支持后，沙特于2015年3月26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空袭，使得也门局势骤然紧张。
当地时间2015年5月24日，也门萨那，以沙特为主导的联军持续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基地，现场浓烟滚滚，图片来源：中新网
解决北部萨达问题的关键在于，胡塞武装能否放弃对也门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也门政治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胡塞武装的实力势必会被削弱，因为与其它政党相比，胡塞武装能够在议会中获得的席位相对较少。而也门其他政治势力认为与胡塞武装实现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胡塞武装放弃武装力量并参与到政治进程中。
因而，如何实现双方的相互妥协是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但实际情况表明，胡塞武装绝不会放弃武力寻求和解，因为萨利赫下台后，其亲属依旧掌控国家重要部门，全国人民大会党仍掌握也门的实权，新当选的总统哈迪也只是在各方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做出的勉强一致的决定。哈迪本人既缺乏协调各派平衡的政治能力，也无法满足胡塞武装的权力分享要求，因而使得也门局势急转直下。
也门总统哈迪，图片来源：新华社
结论
在当前的也门社会中，国家的控制能力相对弱化，在面临着如南部分裂势力、北部胡塞武装、国家体制等诸多问题时，缺乏一个具有高度认同的统治权威，此次“阿拉伯之春”对也门政治的影响就明显暴露出了这一点。新总统哈迪上台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遭遇到了胡塞武装的公然对抗。而对也门来说，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矛盾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相互削弱，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方，对政权建设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
也门属于新部落主义，它建立在个人和亲属关系及其所赋予的忠诚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传统部族机制的崩溃和重新解释之上，部落和政府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互妥协与合作。可以说也门是一个缺乏认同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分配也是相对松散的，不同地区运行着不同的统治体系，部落体系和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融合的张力，这也是后萨利赫时代也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难题。如何在强人政治倒台后协调好部落之间的关系、部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是阿拉伯之春后的也门在政治转型中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Floor Beuming,“The Merger of The Dagger and the Rifle: Failing Integration of Former South Yemen into the Unified Republic of Yemen”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October 2004), p91.
[2]Christopher Ward, “Yemen’s Water Crisis,” July 2001，available online at
//www.al-bab.com/bys/articles/ward01.htm(上网时间：2015年5月26日)。
[3]Rafat Al-Akhali, “The Challenge of Federalism in Yemen”, Atlantic Council, May 2014, p1.
[4]李亚男：《多棱镜中的也门》，《世界知识》2015年01期，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