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国民党的“中统”与“军统”
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而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
中统与军统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统先于军统成立。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原来由江浙买办流氓所组成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从而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所谓C.C系(C.C就是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Centralclub”的缩写，也有人把C.C解释为“二陈”的英文缩写)。1938年春，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于是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军统的成立基础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中华复兴社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蓝衣社”是因该社社员制服定为蓝衣黄裤而得名，其公开名称是“力行社”。1938年8月，统计局二处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复兴社并入军统局，由此军统正式成立。
军统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戴笠坠机死亡，6月，蒋介石对该局进行改组。原军统局核心系统改组为以毛人凤为首的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随国民党撤逃台湾。
军统与中统的主要职责
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它干涉越权。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中统和军统互相之间常常打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另一方面，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介石对两个特务组织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中统与军统的延伸。
中统成立之初，其工作重心除对国民党内部的各反蒋派系进行渗透、瓦解活动外，还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对革命人士实行迫害。在对被其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即拘捕革命人士约600人。据《中华民国史》记载，中统在上世纪30年代上半期共“捕获”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1.5万人。
抗战期间在朱家骅、徐恩曾主持下，中统局各级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重庆、浙江、安徽、贵州、新疆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军统局则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施以种种酷刑，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成了他们杀人的魔窟。军统局局长戴笠以残酷无情著称，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
抗战时期军统的特工活动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转变，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断提升。军统工作重心放在搜集敌方情报和对敌实行恐怖活动上，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
对敌实行恐怖活动主要指暗杀日本军事人员和汉奸，暗杀汉奸汪精卫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10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
1939年1月，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3月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越墙而入。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发现北屋屋里有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并非是汪精卫。原来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因此刺汪行动组的行动才会失败。
搜集敌方情报是军统在抗战时期又一项重要工作，其中最值得一述的战绩是破译了日本将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
1941年12月初，当时担任军统局译电组组长的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即将此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即批“速通知美国政府。”但是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也瞧不上眼，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一位海军官员还说什么：“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
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副之。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吕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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