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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文/俞耕耘

苏珊·桑塔格这位深刻影响20世纪后半叶政治、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面通过评论、小说及电影创作坚持自己的文化信念,另一面积极投身各种政治社会运动,抵抗并试图颠覆文化中心主义、性别及种族政治等诸多传统。可以说,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萨特、福柯以来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知行合一的精神内质,以一种强烈的“介入”激情捍卫了公平正义。

一位作家、学者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止于他们写了什么,更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是怀着怎样的信念说出的。这本名为《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的访谈录,记录了作者乔纳森·科特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对桑塔格采访的全文。话题以桑塔格的批评专著、小说切入,但却不囿于文本,而是融私人生活,社会政治和文化传统于一冶,集理论与生活、感性与思辨,身体与文化,生存与艺术为一体。

此书的作者——乔纳森·科特是一位思维宏阔,观察精微,深谙各种谈话技巧的采访者。他在节奏上轻重徐缓,富于变化;话题上引一类万,切换自如;问答上机锋巧智,学养深厚。在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桑塔格对科特多处引申的赞赏,以及受其话题直接启发所作的议论。我们应当庆幸,桑塔格与作者多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使交谈可以自由深入到“私人生活”,并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这部长达12小时的访谈全文,完全颠覆了理论家在著作中板起面孔,好为人师,单一高冷的固有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对话交往中的桑塔格。她丰富立体、细腻感性、亲和幽默又不失情趣。她曾说,“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对话让我不再离群索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无疑想了解个体的想法,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谈”。

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乔纳森·科特与桑塔格谈天说地,随兴所至,信马由缰,其间切换跳跃,令人应接不暇。我们可以体验出对话快速行进的激情,不自觉被语言的“密度”所吸引,形成鲜明的在场感。同时,我们很快意识到这绝非即兴发挥、松散随意的问答。科特显然是做足了“功课”,也许你会发掘出他提问清晰的“路线图”和细致的“纲目表”。 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生存与艺术的统一;所有的阐述都汇聚为一个方向,身体和文化的抵抗。

访谈以疾病话题开篇,显示出作者谋篇的别有深意,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历险”。桑塔格本人身患癌症,与其抗争数十年,疾病深刻改变了她的生存状态与思考体验方式。第一章“疾病的隐喻”紧密围绕桑塔格的同名著作展开对话,直指桑塔格最为切身的疾病经验,不可谓不沉重。然而,这一话题却最大限度将生存与艺术两者紧密结合,不可谓不高明。

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科特发现,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深刻洞见,延续了尼采关于身体与艺术、健康与哲学这些命题的思考。患病这一事件使她意识到书写者的生存会那么密切地联系着作品本身。“只有在经历之后你才能真正把自己跟作品联系起来。”自我生存与艺术书写的统一,体现了桑塔格式的生存美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伟大风格。

正是疾病的“隐喻化”使身体与艺术间原本的亲和融会产生了断裂。她说:“不要用一件事物来解释另一件事物。我的意思绝不是不应该努力去解释或理解事物,而是不要说x的真正意义是y。不要摒弃事物自身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的确存在”。隐喻造成对疾病本质的遮蔽,它本是一种来自蛮荒的神话思维,却利用“高低贵贱的疾病”将人们等级化。

文化赋予疾病的幽灵魅影,直接造成了病人羞耻与负罪的传统。“显然这里有一些重叠。一个人可能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而感到羞耻,但是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她列举了结核病、癌症、梅毒和白血病四种疾病背后的象征价值。如结核病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浪漫,艺术气质上的多愁善感;相反,癌症则成为纯粹的邪恶,仿佛来自恶魔的不祥侵蚀与增殖。桑塔格坚持“疾病就是疾病”的原则,就是旨在捍卫人们在生存意义上价值的平等性。

不仅疾病如此,艺术更无法摆脱隐喻。在“论风格”一章中,科特引述桑塔格自己的作品道:“谈论风格,也必须有赖于隐喻。而隐喻却使人误入歧途。”他巧妙将难题推给了桑塔格,如果批判疾病的隐喻,那么艺术自身的隐喻又该如何看待?桑塔格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巧妙迂回,表明自己感兴趣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喻的净化”。她的回答既精到又极具眼光,甚至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是你使用它们,你不应该相信它们 。”“事实上它(隐喻)暴露了自己的极限。”这正如漂亮的“拆招”,化于无形。

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在她看来,风格超越了隐喻的极限。隐喻总是类型化象征,风格则是生存与艺术完美统一的个性化呈现。生存本身作为艺术,身体疾病或许曾是构成天才风格的元素与质料,她以尼采、莫泊桑死于梅毒为例说,“他们都有过那种狂热的精神状态,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成就了他们的天才。”桑塔格的智慧正在于以“风格”取代“隐喻”做出了回答。疾病也可赋予身体以强烈风格,只有当患病的身体被视为高度风格化的艺术形象时,身体与审美,生存与艺术才得以真正统一。

村上春树曾在一篇随笔中,以墙与鸡蛋的譬喻说明了一个作家(公众知识分子)的应有立场。这就是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弱者这边,为边缘人群争取生存与说话的权利。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桑塔格的作品才永远保持强烈的批判性与现实意义。令人深思的是,身处欧美中心地位的她,却始终对边缘地区政治、少数族裔生存保有深刻同情。她支持古巴革命,声援越南反战运动,九十年代连续访问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人并肩战斗。在思想上,她批判消解了一切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在实践上,她投身社会运动,抵抗来自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

在“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一章中,桑塔格坚定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我就是个异端。”由于具有这样的立场,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现实意义。立足边缘是所有反抗与颠覆的前提,因为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强权者只会不断维护既得利益和现有格局。桑塔格的边缘抵抗体现在身体与文化两个维度。她敏锐地洞见到二者都将作用于政治生活,通往一种政治反抗。

在全书第一章,她着意描绘边缘化的身体意识。“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成规是划分中心与边缘的标尺。“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这句正是不满的反诘,不就是在说:年轻和男性就是中心,年老与女性就是边缘吗?桑塔格显然不满这种带有尼采强力意志色彩的成规。以生命强弱为标准,自然就会产生“女人-老人-病人”这一系列弱势化身体形象。在谈话中,她旨在说明:女性和衰老在文化上与疾病来自同一个隐喻——生命的衰弱与负罪的自卑。从而,我们不难理解访谈以“疾病的隐喻”开篇,目的在于对隐喻“祛魅”,在身体意识上同时打破性别、年龄和疾病三个维度的歧视与放逐。

俞耕耘 | 桑塔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那么,身体意识与政治抵抗又有怎样的关联?在访谈中,科特对桑塔格文章的摘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思考。“性仍然是人类意识中具有魔力的力量之一——促使我们不时接近禁忌和危险的欲望:从对他人忽然任意施加暴力的冲动,到对消除个人意识及死亡本身的颓靡渴望。”在桑塔格看来,纳粹主义或其他极权政治都存在身体意识层面的根源。她强调了性压抑、施虐欲望、恋死意志与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关系。科特也许在启发我们:既然极权政治可能来自对身体意识的压迫欲望,那么身体的觉醒也会产生政治抵抗的潜在意义。可以说,如果不从身体意识层面改变女性及少数边缘人群被倾轧的现状,那么在政治上就会依旧受到控制、迫害及镇压的威胁。如果细心考辨,你也许会发现桑塔格与福柯思想的“相遇”。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及《不正常的人》等著作中,福柯从身体意识层面论证了边缘人群(疯人、犯人及病人)生存的正当合理性。桑塔格说,“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这也正是福柯毕生追求的理论品质。

与边缘的身体意识相对应,边缘文化则是身体抵抗的延伸与深化。在“论风格”一章中,桑塔格对男性中心之外的“女性文化”有这样的表态:“我不会去建立,也不会去废除一种女性文化、女性情感或女性特征的准则”。性别抵抗不应简单理解为建立一种与男性中心相隔离的另一种文化。因为“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是一种放弃寻求权力的方法”,它意味着女性的自我隔绝与异化。桑塔格意在告诉我们,女性不能仅仅为了与男性风格相异,有意去建立表现女性特有性感与柔弱的风格形式。相反,她强调在文化上,女性与男性始终交往共在。桑塔格的激进形象也许只是我们的一种误读,你甚至可以从书中看到她的温和与保守。这在其回答中显得尤为清晰,“我的观点是要废除一切隔离。我在反性别隔离的意义上是个女权主义者”。桑塔格的文化抵抗与雷蒙·威廉斯一样,都带有建立“共同文化”的普世调和倾向。因为,她深知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这将是另一种中心主义的暴力。只不过调和男性与女性,高雅与流行,取消文化特权垄断又谈何容易。

桑塔格与我们,终归不是政治家。她只是一位来自西方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批判过程中她会时刻感受到来自身份与意识错位的张力、矛盾与挣扎。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人生才显得那么无畏无惧;她的谈话才显得如此富有魅力。

作者:俞耕耘,书评人,自由撰稿人。学术论文见上海《学术月刊》(CSSCI),《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书评及随笔见于《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晶报·深港书评》、《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南方日报》、《四川日报》、《生活周刊》、《北京晨报》、《齐鲁晚报》、《燕赵都市报》、《生活周刊》、《江南时报》、《安徽商报》、《深圳商报》等。欢迎媒体联系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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