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取名的讲究 | 左传拾遗3
我在写左传拾趣的过程中，经常碰上一些颇为有趣的小细节，其史实性和趣味性完全不输那些“大编制”故事，仅仅因其小而零散，无法独立成篇。因此，我采取积少成多的办法，先一小段一小段写下来，到得一定数量再汇集成一篇。这样的文字反而既有趣又易读，象将散落的珍珠串结一起，虽大小不一，却也不失其趣。
君主得了精神病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左传•桓公五年》
鲁桓公五年，陈桓公去世，陈国发布了两次讣告，而且日期不同。陈国那段时间国内动乱，上任国君陈文公的儿子佗（即陈桓公之弟）杀了太子免（即陈桓公之子），自己取而代之。内乱之际，陈桓公疾病发作，精神错乱，于甲戌日出走，己丑日才被发现死在外面。陈国不知道国君到底什么时候死的，在他出走失踪之后即向周边国家通报国君已死，等找到尸体，又通报一次，前后
发了两次讣告。甲戌和己丑是两个日子，“再赴”即两次讣告。
古人如何起名——生二胎的可以看看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左传•桓公六年》
桓公六年，鲁桓公的大儿子出生，先是以太子之礼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然后向大夫申繻讨教如何为儿子起名。申繻说：“取名有五种方式，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出生时的一些征兆现象来起名是信，比如晋国第一任国君唐叔虞出生时手掌上有胎记象‘虞’字，所以命名为‘虞’；以德行和祥瑞之字来起名是义，比如文王名昌，武王名发等；以相像的东西来起名是象，比如孔子出生时头顶凹陷，所以起名为丘；假借万物来起名是假，比如孔子为儿子起名为鲤，宋昭公的名字叫杵臼（一国之君，小时候的名字居然叫‘杵臼’，也算是怪了），用与父亲相关联的字来起名是类。不能以本国之名命名，以他国的国名为人名则无所谓，比如卫宣公名晋，卫成公名郑，鲁定公名宋等等；不能以本国之官位命名；不能以本国之山川名字命名；不能以疾病命名，比如古人也有叫公孙痤、温疥之类的，听上去就很不好；不能以牲畜命名，因为牲畜是供驱使、食用、祭祀的；不能以器物礼品命名，因为礼器用于祭祀，圭、璋、璧、琮等礼品用于馈赠。周朝人以避讳之事物奉神，人死之后，其名字就成为避讳。所以如果以国名为人名，国名不可废，就会废除人名；以官名为人名就会因此改变官名；以山川为人名，就要改变山川之名；以畜牲为人名，就会废除祭祀；以器物礼品为人名，就会废除礼仪。晋僖侯名字叫司徒，所以晋国将司徒之官改名为中军，鲁国先君献公名具、武公名敖，因此将具山、敖山改为所在之乡名。因此，上述这些大的事物都不宜用来作人名。”桓公说：“这孩子与我同日出生，就叫他‘同’吧。”算是“取于父为类”。
子同，即鲁国的下一任君主——鲁庄公。
天子娶亲
鲁桓公八年（即公元前704年），周桓王派出时任朝廷三公之一的祭（音“寨”）公前往鲁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替天子迎娶王后。
周桓王此时已执政十六年，虽然《春秋》并未交待此次迎亲的背景，但肯定不是初婚，而是再娶。前王后必定已经故去，所以再娶于诸侯。
古时通婚，男女双方必须地位相称。我们在春秋和左传上看到的各诸侯国君主娶亲记录，所娶对象无一不是其他诸侯国国君主之女。郑国的太子忽就是因为死活不肯迎娶齐僖公的美貌女儿文姜为妻，结果刚继位就受异母弟的挑战，最后因缺乏强大的后援而迅速下台。郑国由此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君位争夺混乱状态，郑国的国际地位也由春秋小霸而一落千丈。由此可见，政治联姻对国际国内政坛的稳定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周天子娶亲，不管娶的是王后还是嫔妃，都只能“娶于诸侯”，因为没有谁能与天子门当户对，世界范围内可挑的也不多，因为许多地方还未开化呢，要不只能去希腊或埃及等地找找看了。
“京师”来历
《隐公六年》记载“冬，京師來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这年周室发生饥荒，不得不向诸侯国救援，左传大概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及“京师”一词。
《桓公九年》引《春秋》原文“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事情是周王娶纪国女儿为妻，派祭公前去迎亲。这里再一次提及“京师”。
此时周室都洛邑，以上所言“京师”，当然指的是洛邑。那么，为什么称首都洛邑为“京师”呢？
据杨伯峻先生考证，从周室的角度，“京师”二字来历可分“京”与“师”解。“京”为周室先祖公刘所居之地，其后镐京、洛邑亦称“京”，《论衡》作者王充解释为“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意思是周祖兴于京，为表不忘本而将其后的国都也称为“京”。“京”又复称为“京师”，是出于周人习惯于地名之下加“师”字为称，比如“洛师”。而《公羊传》的解释是“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我觉得公羊的说法属主观判断，杨伯峻先生的考证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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