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之祸有溺有纵 不当之欲是毒是害

【老子论道】

老子关注人的欲望，既希望统治者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更希望统治者能使民无知无欲，达到无为而治。其核心思想是“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为无为，则无不治”。

我们可以从君王要明辨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控制百姓的欲望这三角度来体会。

关于君王要明辨欲望并节制自己的欲望，老子是这样论述的：“五色令人耳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意思是：色彩缤纷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喧嚣嘈杂的乐音使人听觉失灵，五花八门的美食使人罹患口疾，骑马射猎使人神智狂乱，珍贵之物使人行为失德，所以圣人但求吃饱穿暖而不应追逐声色之欲。

老子是这样论述控制百姓的欲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不崇尚贤才，就不会争名夺利，不重视珍宝，就不会有人沦为盗贼，不展示诱发贪欲的东西，人心就不会被扰乱。只要遵循这种无为的原则，就没有治不好的地方。

【世间藏道】

朱常洵，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母郑贵妃侍宠，欲立其为太子，引起了万历一朝最激烈的政治事件“国本之争”，为此，万历皇帝荒废朝政以示抗议。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神宗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虽然朱常洵只是福王，但万历皇帝却倾足了满腔的热情，福王的婚礼，万历皇帝为他花了三十万两银子，后来万历皇帝又命令在福王洛阳的封地为他建造王府，工程还未竣工，已用银二十八万两。同是儿子，万历对太子和福王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位近尊，所爱唯有妇女、歌舞，终日闭阁酌饮醇酒。秦中流贼四起，河南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民间混乱不堪。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相传，在福王府，起义军将福王朱常洵和王府的一只梅花鹿杀了，放到同一口大铁锅里烹煮，之后，几千士兵将这道大菜—“福禄（鹿）羹”分而食之。福王朱常洵死后，崇祯赐谥曰“忠”。

福王之祸源于父亲的溺爱和放纵，最终却因自己沉溺酒色、挥霍无度而造成。如果福王有一颗爱民之心，能不奢侈腐化，会节制一些自己的欲望，也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了。

【旗手之道】

欲望有恰当和不当之分，二者界限明晰，衡量欲望是否恰当，标准有三：是否超过限度？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将违规违法？

诸如希望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获得尊重、劳有所得、社会平等、建功立业、为民谋福等，皆属恰当之欲，人皆应有，理应为之努力奋斗。

二者又能互相转化，恰当之欲得不到有效控制，进一步膨胀，就渐变成了不当之欲，故人人皆应节欲。节欲之法也有三：不过度迷恋本属正常的事物；不心存不切自身实际的需求；不去做行之将违规违法的事情。

名、利、权是产生不当之欲的根源，不当之欲是人腐化变质和违法犯罪的温床，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又是社会之毒瘤。割除或减少这一毒瘤对社会的危害，个人之策是“明是非、节欲望”；社会之策是“倡良好生活方式，营和谐社会氛围”；国家之策是“兴国学之教育，树正确之信仰”；制度之策是“政法分开，独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