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那些事——\"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 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汉代注重地方 治平，重视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 —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 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 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 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 所谓省、府（州或道）、县治。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 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所以 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因此有人说， 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 是如此。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么，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 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各级的官 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 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 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性，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 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 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 了，真的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皇帝，当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干。这便是中国 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 如此，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么，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甚至内心气 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镇压一下，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无乃太过乎！

现在是民主时代，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实在 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很不简单，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节一节地 统统汇集到了基层。其间事务的繁忙，头绪的芜杂，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 随时开会的痛苦。而最难办的，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致使 政令达到基层时，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无法执行，只好一搁拉倒。还有许多政令， 可以用在甲地，却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但是也例行公文，训令照 办不误。实在难以作到，也只有一搁了事。还有最重要的，什么高官厚禄，实至名 归，风光热闹的事，都集中在上层朝市。基层工作者，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 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照这样情况，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穷乡僻 壤，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我对 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于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总之，所得的结论便是，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于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 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 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么办？至于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 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 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 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 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 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于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 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 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 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 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 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 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 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节选自南怀瑾《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