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档案：龙门建县历史根源考究（深度解读，值得收藏分享）

520年前，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龙门县建立，“割增城之西林、平康、金牛三都，民版十一里以为邑，析博罗地益之，设县治于七星冈”。这是历代公认的史实。

清咸丰元年（1851）《龙门县志》关于龙门建县记载

对设县的理由，龙门县现存最早的县志、清康熙六年（1667）《龙门县志》称，“县建于明孝宗九年间。初从化、程乡（今梅州）诸路寇起，与蓝瀵（即南昆山）、帽子各峒民，纠连梗化。地属增城，相距二百余里，远莫能制。寇平始置县。”清咸丰元年（1851）的《龙门县志》也称“龙门县之设，因弘治五年，从化盗起，结山峒之民，啸聚其间，险阻辽阔而不可治，督臣始建议置县控扼要冲，九年乃俞其请。”

清康熙六年（1667）《龙门县志》记载龙门设县由来

对龙门设县的历史根源，历代修志者都有定调，为“寇起”、“盗起”。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寇”与“盗”？揆诸历史，有两个根源促使了龙门建县，一为矿民起义，二为瑶民起义。

明孝宗的年号为弘治，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在位18年。他的父亲明宪宗在位期间风流荒唐，怠于政事，朝政佞幸所持，加深了政治的黑暗腐败，其中土地兼并比以前更加发展，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引发了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明孝宗即位后，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他斥逐奸邪，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由于明孝宗对政治积弊的匡救，朝内政治相对清平，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农民起义也较少发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明孝宗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令主”，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弘治中兴”。

龙门于明弘治九年建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镇压如火如荼的矿民起义和瑶民起义，以加强对山区要冲的统治。重新梳理明弘治朝的历程，可以知道，龙门设县，是“弘治中兴”背景下岭南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调整，没有龙门设县后带来的地方稳定，“弘治中兴”或会大打折扣。

当然了，明清两代，龙门民间起义或暴动，龙门社会在乱与安中交替前进，这是社会形态使然。再回眸过去动乱，无疑是对当下和平之珍惜。

根源一：矿民起义

明朝中叶，土地的兼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们纷纷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上地主和官府征收的田租皇粮以及苛捐杂税极其沉重，民生艰难，许多失地少地的农民以及无业贫民，离乡别井、另谋生计。有些人到偏僻地方开荒种地，有些人来到荒无人烟之地开采铁矿、开炉铸铁。

龙门铁矿集中在铁岗、南昆山、地派一带，其中又以铁岗为最。铁岗位于南昆山下，这里自古以来是人迹罕至之处。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卷五“物产篇”附录的《铁炉说》称，“山峒中有石可以冶铁，故岗以铁得名也。其地界从化，联蜈蚣、蓝瀵、帽子诸峰，为人踪罕到之地。”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中《铁炉说》

采矿冶铁者来自四面八方，人数越来越多。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了生存，也为了逃避官府和土豪的管辖，铸铁者不畏艰难险阻，聚集到“人迹罕到之地”自谋生计，他们不用缴纳“国赋皇粮”，不耕田种地，属性近似小手工业者，但他们来自于农民，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明政府一直控制矿场的规模和人数，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明确规定韶州、惠州两府的矿场“每处止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但在官府鞭长莫及的山区矿场，每一炉却多达近千人。博罗明代大儒张萱在《西园闻见录》提到这一现象，矿主“召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一旦有人牵头起义，人数众多的矿民势必一呼百应，声势浩大。

铁岗、南昆山一带新的生产方式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在习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维的当朝统治者来说，自然成为是眼中的沙粒，官府严禁民众自发采矿冶铁，同时也想将其纳入管理，于是官民冲突爆发。

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事略”中，记载了前县前后矿民暴动情况。

官府将矿民目为“山寇”、“匪”、“奸”。“明孝宗弘治初未置龙门，山寇因采铁起，西北一路，多东莞、新会之匪。东南—路，多程乡、海丰之奸。依山鼓铸，争利相哄，西北掩东南而杀之。踞蓝瀵、帽子峰、七坑等处，西林之民附焉，遂成大乱。”（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卷十六“事略”）

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事略”中，记载了明清鼎革之际暴动情况。

这说明，明弘治初年，龙门县未建之时，来采矿冶铁的多是外地人，后来连龙门西林本地穷人也加入了，统治者认为“大乱”来，于是开始镇压。

果然，明弘治“四年（1492)，总督秦纮奏请用兵，命帅府苗某督兵进剿。贼预设伏于牛井朗中，兵至伏发，苗帅与一参军一游击俱死之。”（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卷十六“事略”）轻敌冒进的明官兵，出师不利，万万进入山峒不久，就中了“草寇”的埋伏，三个将领命丧山间。

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事略”中，记载了前县前后矿民暴动情况。

次年，明宏治五年，明兵再次行动，“守备王守忠献策，募乡勇。詹村人戴琳与弟琼，率勇士应募，身为前导，官兵随之，大捷，连捣贼十七寨，生擒贼首茹白须、何跳墙、邓福寿、高任子、江天青等，斩首数千。余党窜山谷，寇平。”

当时的冲突异常激烈。史料记载，增城上龙门巡检司巡检李太于明弘治五年上任，“时从化盗起、纠连山峒，烽火遍野。太智勇过人，毅然以捍御自任。见乡人各缮垣墙以自固计，太集众谕曰：‘御寇于门墙，此守涸辙耳，所活几何？守也，不如战也！’……（李太）遂率乡勇以战，自晨至午，杀贼百余，贼败走，乘胜追逐数十里。贼恨太甚，越日率众来袭。太力御之，终以众寡不敌，为贼所害。（李太妻子）陈曰：‘公死吾何生，为义誓不辱。’即自缢死。”

“寇平”之后，龙门开始进入“建县治”的议事议程，明弘治五年，“督臣始建议置县控扼要冲，九年乃俞其请。”明弘治九年建县时，乡人思念李太之勇，建祠以祀。

根源二：瑶民起义

龙门建县的另一重要历史根源，是瑶民起义。

史料显示，隋唐以来，“荆蛮”南下，至宋代，广东瑶族以西江流域为中心，分布及其辽阔。《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称，“广东十郡，惟雷、琼距海，余皆多山，瑶壮峒僚丛焉”。原岭南百越之地，其时形成了“无山不有瑶”的壮势。增城、龙门诸地因其地域居中，历史上汉、瑶、壮、畲族或犬牙交错、集散无常，或驰骋交融、生息出没。

《龙门蓝田瑶族调查》记载，直至明初，今从化、龙门、番禺、增城一带的“蛮”、“峒僚”、“瑶峒”，在政治、经济上已积聚了一定力量，以至被历代皇朝视为洪水猛兽，惊叹“地域险阻，远莫能制”，史册中曾连篇累牍地记述当地“寇”、“贼”连年蠢起，官府不断用兵镇压的史实。

当时，番禺、增城两地的瑶民、壮民在上建（今龙门蓝田）瑶族首领谭观福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相传，谭观福身高八尺，胸围丈二，手有钩脚有挠，力量超人，武艺超群，还能飞善走，攀山越岭如履平地。因他勇于为民众主持公道，饱受压迫的瑶族人民都很拥戴他。

明弘治元年（1488），增城土豪劣绅和官兵大规模袭扰瑶山（今蓝田寒山），烧杀劫掠，无所不为。瑶民们忍无可忍，推举谭观福为首领，进行起义，义旗一举，本地的瑶民和邻县的壮族群起响应，屡次打败当地官兵，还惩治了贪官恶霸。

“弘治元年，峒瑶谭观福恃险为乱。”（清光绪《广州府志》）明统治者闻报大惊，称谭观福为“盗”、“作乱”，遂派兵“逃剿”。一个姓石的带先头部队“精兵”千人进山，企图血洗瑶山。谭观福早有准备，率瑶民设下埋伏，当明官兵进入包围圈时，“瑶长技在强弩药矢，发无不中，中则立毙。”（民国《增城县志》）瑶民发射毒箭大量杀伤明官兵后，冲杀过去，全歼明官兵。（1987年《龙门文史》第2期《瑶民起义》）。

谭观福率领的起义，沉重打击了明朝统治，明朝政府调集诸路兵马，用强大兵力对瑶民和壮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大屠杀，“斩首数千”，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为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明朝于弘治二年（1489）析番禺等地创建从化县，弘治九年又从增城县划出部分地区另建龙门县。由此可见，龙门县的建立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蓝田瑶族乡仍流传着众多有关瑶族英雄潭观福的传说故事，蓝田瑶民在石马山脚设庙祭祀谭观福，并且不断神化，尊称他为“谭仙公”，世代供奉。

民间冶铁止于清初

龙门建县后，“盗贼渐息”，实际上，这只是短暂的平息。从明中叶到明末李自成起义前，龙门境内的官民冲突，主要是矿民与官府的对抗。

明弘治十年(1497)十二月，龙门县建立次年，“广州知府林泮奉总督檄，会同总兵征蓝瀵诸山洞蛮人，入其穴，擒渠贼歼之。”然而，在此后，终明一代，矿民起义不断。

明弘治五年和十年的两次大屠杀，均未能把矿民赶尽杀绝。54年后，明“嘉靖三十年（1551），奸商开炉煽铁，聚众数百。未儿，散而为盗，流劫乡村。”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水源、长吉贼发，蜈蚣、蓝瀵、帽子峰诸盗党遂倚附为乱，势益猖獗。”这次起源于新丰的动乱，在龙门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邓廷凤起义，附近的农民纷纷加入，“聚党数千为乱”。四年后，明政府派广西镇将到龙门援剿，“出奇制胜，大破贼，擒贼首邓廷凤斩之，俘戮无算，余党复逃匿山峒间。”

明隆庆元年（1567），“长宁（今新丰）水源寇起，峒贼复乱，聚党千余。”明政府调集龙门、增城、从化、河源等地官兵，分道并进，“铁岗义勇黄茂光散财募勇士亲为向导，冲锋破贼，官兵乘势而上，遂擒贼首刘四德、潘善兴等，余党悉平。茂光亦战殁。”仅此一役，“自是数十年，龙邑稍安。”

明天启元年（1621），“复开炉鼓铸，寇乱如故。”“四年，贼首姚亚七、叶明、林明就、陈长脚等各聚党数百，剽掠乡村。明政府派兵配合增城、龙门的地主武装“团练”进攻，崇祯初渐次剿灭，上述起义首领先后被杀，“余党伏匿山峒间”。不过，崇祯“十二年、十七年，更两次开炉，而倡乱如故。”

实际上，明代龙门境内的官民冲突不断，这与统治者和部分民众的利益没有调和有关，另外，与龙门的地理位置也分不开的。明万历年间龙门知县林宪曾在《平陵蓝瀵议》中分析到，“平陵接博罗长宁河源，一聚而属四县；蓝瀵东连铁岗、高明、上建、水源，荒山远郭，盗贼出没，逃亡渊薮。”也就是，龙门县东面与西北面，都是容易聚众动乱，县城腹背受胁。

具体到明代龙门矿民起义，为何屡禁不止？原因是官商勾结、矿民生活艰难。据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龙门抵界，所在产有铁矿……四方无赖一时蝇集，未几潜出为盗，商不能禁，既而转炽，胁商人以接济，遂合蓝徒炭党四行劫掠，铁场遂为盗薮。”

另外，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经过多次矿民起义被平息、“龙邑稍安”期间，“有好利商人告饷开冶，督府行从龙会议，时龙门令陈阳惑于商人之计，本县前令卢慰曾力争之不能得，遂以铁山归龙门。”（清康熙《从化县志》）此后，受商人之惑的龙门县令果然“听其开冶”，官商勾结，最终使得局面不可控制。

有鉴于明代矿民起义屡禁不止，清政府开始考虑在边远山区实施禁止民间采铁，清统治者认为，“煽铁，实煽乱也”，民间冶铁业带来的税收，远远不够日后用于镇压矿民起义的军费。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称“冶铁，一蜗蝇微利耳，非庄山之铜可以富国也。及招寇乱，竭数年财赋而不偿其一，试之而一弊，再试之而再弊。……煽铁，实煽乱也。渔水畊山，牵牛服贾，何事不可以营富？后之君子，即太平日久，四境无虞，亦当切鉴前弊，无以鼓铸为事矣。”于是，到“顺治十八年（1661）秋，商仍告承设炉，逾年因不轨窃发而止。”

在禁止民间采铁的同时，清政府对官方铁炉给予保护与扶持，减免征税，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载“铁炉五座，一在庙子角（南昆山），一在大麻埔，一在白梅峒，一在低冚，一在羊陂，一在三坑，每座征银五十三两，均于乾隆间详请豁除。”

看来，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官府动真格了，铁岗、南昆山自从告别了民间冶铁的历史。矿民动乱，才得以消失。

明清鼎革21年大暴乱

因“寇”而立的龙门县，在明清两代，“寇”、“匪”等侵扰不断，乱与安交替。

据古县志记载，从明弘治九年（1496）建县至清咸丰四年（1854）的三百五十多年间，官民冲突有二十五次之多，揭竿而起的农民、矿民、饥民、瑶民等等，每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起义者或者暴动者还多次攻占县城，杀死县官，其中两次高峰期是在明清鼎革之际和太平军起义之际。这里面有朝代更替带来的动乱，也有民众的正义表达，更有高山深箐、民失教化后集结为寇的荒唐。

明末清初，龙门谭天池、罗从天、沈章龙、李培芳等人的起义影响巨大。

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大厦将倾，龙门天气异常，古县志称，“春，白燕筑巢于城东门，淫雨两月，燕忽自陨。”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起义队伍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于故宫景山。原来修志者用天气变化暗喻“变天”。到了“三月二十八日，晨曦照耀，至午骤雨狂风、大雹，寒甚，樵夫行人多冻死，七月二十一日，有红云在西北山边，望之如一血山。”龙门当年天气，相当反常。

闻京师陷落，龙门“洞贼四起，武举谭天池领守备札，欲乘机作乱，纠山贼老虎哥、马过河等数数千，于十二月初六日围城，水陆梗绝。知县白为衮不得己出库金千两求和，贼受金不去。时岁贡戴光震避乱增城，闻之，即诉增城令林明顺，飞报大宪告急。巡按王化澄委益纪姚生文、参将严诰赴援，于二十七日破城解围。贼党窜入路溪，渠魁未歼，罗从天结寨牛迳，沈章龙结寨沈村，邵靖权结寨第七屯，李培芳、易昌、唐隆结寨塔岭下。贼焰自此愈炽。时寇盗充斥乡村，劫掠无虚日。”

清廷入主中原后，为稳定统治，出兵扫荡各地敌对势力。清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下广州，“民多归顺，洞贼顽梗如故。”次年，龙门知县林之秀申请委剿谭天池，不料走漏风声，谭天池密遣人三杀驿卒。“谭天池遂通贼首林国瑞等率党二十股，于四月二十九日围城，陷之，系知县林之秀、教谕蓝奋兴，杀典史汪熊。被俘生员谭六经大叫曰：‘朝廷命官，不可轻杀!’语未竟，贼从旁刃之，城遂为所据。”

谭天池等占领龙门县城达一年之久，到至清朝无法命人到县治上任，所谓“寇乱频仍，即县官亦不免缺略矣”。

清顺治五年（1648），提督李成栋领兵进剿，由惠州至龙门，“贼闻风悉道，擒潭天池等诛之，人心大悦。”然而，两年后，清顺治七年（1650）六月二十三日，罗从天、沈章龙、邵靖权等，复率众围攻县城，杀了代理知县林启吕。十二月二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入广州,命令守备张善统兵五百，同新任知县方以宁一道到龙门平乱。

次年，知县方以宁以寇盗未靖请两藩用兵征剿，塔岭下、路溪、鳌溪等处的易昌、唐隆、李培芳、罗从天、邵靖权等斩之，惟沈章龙未获。“余党奔入羊矢坑，勾引邻邑汤舜、张子隆等，纠党数千，盘踞永清西水。贼党益众，散居茅岗、张村、第九屯、路溪、第七屯等处，肆行劫掠。”

到清康熙四年（1665），“各洞贼啸聚，里民逃窜他境不敢归。知县杨熚申请委剿。”次月，清兵进剿路溪、茅岗、陈禾洞等处，杨熚悬重赏鼓励士卒，“杀贼首王裔登等，仍传檄招抚，贼众感泣，悉归服。”六月二十一日，“西水、羊矢坑贼首汤舜、张子隆等纠连寨头、大坑各洞贼七百余，流劫长宁、翁源，四围震动。总督卢崇峻、提督杨遇明委副将赵升云，于七月二十四日，领兵至县。知县杨熚前导，身先士卒，深入险阻。二十五日，与贼战，计斩贼首汤舜、张子隆等数十人。”此后差不多一个月，双方进行拉锯战，在八月二十三日，“贼鼓噪而出，官军迎战甚力，斩贼首沈章龙、钟日富等十余人，杀贼众五百人，乘胜直捣其穴，贼党千余尽歼。”

自此，滥觞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一场民众大暴乱，在历时21年后，最终熄灭。

清咸丰年间“红巾军”暴动

此后，进入清中晚期，龙门偶有动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清嘉庆七年(1802)，博罗县天地会首领陈四(绰号烂屐四)四处谋乱，蔓延龙门、河源、长宁等县附近乡村，恣意剽掠。陈四密约龙门县天地会潘亚稳、黄塞鼻等聚集千余人于龙华石塘，拟于当年中秋节起义攻龙门县城。龙门监生李珍于八月十二日率壮丁赴石塘焚剿，黄塞鼻被擒，陈四起义计划未成。

3年后，清嘉庆十年(1805)正月二十日，新丰陈传俊、关亚孻率民兵至地派，地派乡民响应跟随，共千余人围攻县城。二十三日，龙门守备胡佐朝率兵千余人守城，民兵至城下，守兵用大炮轰击，关亚褥等40余人被俘，其余潜往地派，二十六日，广州知府福明、参将张汝翯领兵至县，并领兵往地派搜捕，陈传俊等亦被俘。

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二十六日，新丰民兵周亚华等数百人，由从化吕田进入地派、蓝田一带活动，龙门知县侯荣封令把总沙振龙等率兵到蓝田与周亚华激战，互有伤亡。周亚华听闻副将赵如胜统兵万余人将至，遂于当年十二月初五日返回新丰。十二月初七日，赵如胜率兵到地派，数日后经蓝田往新丰进剿。

清咸丰元年（1851）一月十一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点燃了农民起义烽火。当年七月，龙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在南昆山邹新兰、高六、平陵洪亚先、刘观秀等领导下，七天内参加暴动的农民达万余人，于八日围攻县城，遭到知县乔应庚率领的守城官兵的炮击，牺牲十多个起义农民。因不能把县城攻下，“红巾军”分两路由青溪撤回平陵和由左潭撤回南昆山。

清咸丰四年（1854）秋天，“红巾军”再次将龙门县城包围，十天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在把县城攻陷，知县乔应庚服毒而亡，其妻女也一同殉难，典史杨宣等被杀。占领县城一个多月后，各乡地主团练武装集中向县城反扑，“红巾军”于九月六日撤出县城。当年十一月，左潭王志胜、罗亚庭领导起义农民数千人到铁岗、左潭集结，拟再攻占县城。继任知县朱燮派县城土豪梁应元、陈安邦等率领地主武装一千多兵勇，计划到土湖堵截，他们刚到土湖立足未定，即被起义农民迎头痛击，梁应元、陈安邦、廖英华、郑红轮等领兵土豪均被击毙。

在这数年期间，龙门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博罗、增城、河源、从化、新丰等邻县的起义农民也来龙门策应。

清中晚期，清皇朝的江山摇晃，它的政权逐渐走入死胡同。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二十七日晚上，同盟会会员王慎堂（麻榨人）、王百宸(正果人)组成增城、龙门两县联合民军营，一举光复增城，随即挥师北上，龙门亦告光复。

次年，公元1921年元旦，民国鼎新，封建帝制时代的起义或者暴动，正式远离龙门而去。

本文版权归“龙门档案”所有，感谢图片拍摄者！

欢迎分享，如要转载，请联系我们获取授权。

深度了解龙门，请关注龙门档案！

微信号：longmendan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