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龙城”、被绑架、当酋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非洲赚钱

想在非洲实现财富积累，除了冒险，还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记者｜ 粟灵 编辑｜尹一杰

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江苏南通人喜欢把生活的这片土地比喻成“东方的荷兰”。在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城市里，交织如网的河道散发着海洋的气息。

南通籍晚清状元张謇在此兴办实业，似乎给这座城市打上了重商、开放的底色。如同荷兰国立博物馆里，永久珍藏着画家伦勃朗笔下的行业商会群像一样，南通人也建立起自己的华侨博物馆，收藏着闯荡世界的南通人的足迹。

在这座博物馆主展厅右侧的一个角落，展示的是他们在非洲的商业成就。

来自南通市外侨办的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南通人已突破10万，其中约有6万多南通侨胞分布在全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江苏在外创业人数的80%。他们从经营家纺用品起步，逐步涉足采矿、建筑、物流、连锁超市等领域，甚至还在当地创办了一份《非洲时报》。

大多数南通人到达非洲的第一站——南非约翰内斯堡 摄影/史小兵

黄跃权

黄跃权于2008年建成的纳米比亚“龙城”

黄跃权是南通人奔赴非洲掘金的代表人之一。从1997年去南非经营家纺生意，到如今头顶南通世界通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纳米比亚金凤凰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纳米比亚（中国）矿产投资开发公司董事长等光环，他的故事无疑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样板。

“是非洲成就了我。”他说。

「一 」

位于南通濠河边的南通博物苑于1905年由张謇初建，这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在其中华侨博物馆陈列的非洲部分有一张照片，黄跃权肤色黝黑，笑容可掬，正在与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这是此前胡锦涛曾访问南非时接见当地华人华侨留下的影像。

1968年，黄跃权出生在南通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三个姐姐都有一手绣花的好手艺。小学五年级时，打击“投机倒把”风声正紧。家贫需开源，他把样品塞进书包，去附近的叠石桥与人谈妥生意，随后再到棉花地里取出事先藏好的货物。这段“游击队员”的经历，是他经商活动的开始。

此后，初中未毕业的他开始走南闯北：去图们做过木工，去洛阳贩过蕾丝，去沈阳摆过地摊，也在中俄边境做过家纺产品换钢材的生意。

上世纪90年代，一群台湾商人引起了南通叠石桥家纺城的商人们的注意。他们所进的货物颜色浓艳，花样狂野，完全不符合南通商人对台湾、亚洲、欧美等已知市场的认知。打听后得知，这些货物将销往非洲，那里有着广阔的市场。

1997年6月，当时还是叠石桥一名普通农民老板的黄跃权，依靠朋友代办的签证，怀揣着1000美金和一货柜家纺产品，来到了南非的商业之都约翰内斯堡。

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黎化为写作反映南通商人非洲创业的《闯荡南非州》，独自赴非洲采访。关于大多数南通商人到达非洲的第一站——约翰内斯堡，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跟《中国企业家》记者描述道：“机场边的树木缀满轻盈而奇妙的叶片，枝叶一层层地呈水平延伸；绿色林带里，几株高树伟岸地兀立，俨然一只只刚刚收拢的风帆。天空好蓝。”

然而当他抵达非洲南端的这座城市时，很快就被当地南通商人送进了黄金城大赌场楼上的四星级宾馆，因为安全。

对于南通商人而言，闯荡非洲就像是一场人生的豪赌，黄跃权自不例外。

抵达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天清晨，他便开始出门打探，找了几家华人商号，也买了几份刊有商情和广告的中文报纸。当天晚上，这位完全不懂英语的“泥腿子商人”在他自制的词典上记下了第一个单词：现金，“开许（cash）”。

初到南非，黄跃权既无店面，也没账号，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金结算。在非洲的近二十年里，他先后编写了三本这样的词典，有英语读音，有南非荷兰语读音，有葡萄牙语读音，有当地土著语读音。

一次偶然的机会，黄跃权认识了一个十五六岁、名叫阮丽的华裔女孩。他们约定，只要阮丽有时间，就来给黄跃权当老师和翻译，黄跃权每天付给她100兰特。这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南非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在阮丽的陪同下，他走遍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小商场，渐渐摸透了市场行情，生意也一天天拓展。

“非洲国家各自为阵，一体化水平低，整体市场建立不起来，而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又有限。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有成本低的优势，同时也潜在着一个劣势，就是在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中国企业多了以后，互相竞争比较激烈，有时候甚至是恶性竞争。”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李智彪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黄跃权很快就在现实中体会到了李智彪的这一论断。两年以后，随着来约翰内斯堡经商的南通人日益增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纺商品的价格也越压越低。黄跃权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当时，他已与中国驻南非大使成为朋友。一次闲聊，大使告诉他，经过长期的战乱，安哥拉局势正趋向稳定。因石油储量丰富，已成为向中国出口原油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安哥拉的贸易往来，有可能在近年超过南非。

非洲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引起了黄跃权的注意 摄影/史小兵

黄跃权陪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看望留学生，他们受黄的资助来华学医

但战乱初歇，黄跃权对安哥拉的社会治安并不放心，不敢贸然踏足。他驾车一路向北，先来到南非与安哥拉之间的纳米比亚，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交界的一个名叫“奥希坎戈”的村落安顿了下来。

在当地一棵大树下村民自发形成的一个地摊小市场里，售卖着各种各样木雕工艺、陶瓷器皿、衣裙布料。黄跃权眼前一亮：“要是在这里办个家纺市场，可就是一手牵两国啊！”

他在奥希坎戈附近住下，开始与村里人谈生意。他告诉村民，在大树下摆摊做买卖，雨季就没法进行，他愿意出钱盖房子。他的提议很快得到村民的拥护。但当地人不知如何建房，于是他又与当地政府协商，一手把盖房的事承揽下来。很快，一条长约200米的商业街建成，他随即全部租下，并从老家叠石桥邀请一批商人在此做起家纺生意。

从此，黄跃权的主战场由南非转移到纳米比亚。2003年，他从当地政府买下10平方米的土地；2006年，他盖起了一座2万平方米的中纳商业城，开了40个商铺；2008年，一座占地8万平方米、可容纳140个商铺的“龙城”竣工。

不满足于只做家纺销售，他索性在这里投资创办家纺工厂，形成产业链。这既可以免除进口关税，又可以享受出口欧美的优惠关税，还给纳米比亚提供了数千就业机会，带动出口创汇。

如今，“奥希坎戈”的村名已被“贺劳纳非迪市”取代。他的非洲羚羊纺织品公司和太阳广场大酒店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2007年，经黄跃权牵线，该市与南通市结为友好城市。

“坦率说，这是我在非洲十多天里见到的最繁华、最喧闹，也是最肮脏、最杂乱的城市。包工头水平的规划和审美意识从各幢建筑物里毫无掩饰地透露出来。”黎化评价。

2015年，黄跃权在纳米比亚北部城镇翁丹瓜建设的太阳商业广场落成，在首都温得和克的中国城也开工建设。今年1月14日开业在即的安哥拉中国城一期工程验收合格，黄用这栋建筑宣告，他在当地的商业触角伸到了安哥拉。

“如今，几乎在每个非洲土著居民身上都可以看到来自南通的衣服，每个非洲土著家庭都可以看到来自南通的家纺。”黎化说，“南通商人的大量进入，从经济层面迅速缩短了非洲与文明世界的差距。而他们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给非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非洲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从模糊变得真切。”

「二 」

“一枪打死！厉害吧？”喜好狩猎的黄跃权毫不掩饰他征服者的骄傲。

他一面谨慎地亮出由纳米比亚环境与旅游部授予的狩猎许可证，一面得意洋洋地晒着那些战利品的照片。照片里，他总是身穿陆军迷彩服，昂首挺胸地扛着猎枪，脚下是应声而倒的狮子、老虎、金钱豹和大象。

他将这种状态称为“血性”。闯非洲的南通人多少都有些血性。

“非洲什么都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回报率高，但高回报的背后隐藏着高风险。”李智彪说。所谓的“高风险”，对南通商人来说，不只是倾家荡产，还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黄跃权就曾经遭受过一次绑架。彼时，他的根据地还在南非。

2001年12月30日，星期天。曾有着殖民地历史的非洲人大多信奉基督教，星期天为上帝指定的休息日。一名客户着急催货，黄跃权不想影响员工休息，就自己驾车出发了。到达指定地点，等候多时的两个素未谋面的中国人一人一枪指住了他的脑门和后脑勺。匪徒搜走他随身的贵重物品后，将他四肢捆绑，蒙上眼罩后塞进汽车，开过一段路，最后关进了一间黑屋子。

绑匪给黄跃权在南非注册的公司打电话，要求支付300万兰特（约合人民币200万元）的赎金，并警告如果报警，立马撕票。

处事周详的黄跃权早在半年前就曾制定过一个绑架应急预案，并对员工作过详细交代。接到电话，员工按照预案回答绑匪：“公司的钱一向由黄老板自己掌握收支，不把他放回去，任何人都没办法取出现金。”

绑匪们让他亲自打电话交代如何支付赎金，他却一口咬定：“我的资金全押在货物上，没有多余的钱。”

期间，他也曾试图逃脱，未遂，却被恼羞成怒的绑匪毒打。

黄跃权被绑架的消息很快在南通商人圈子里引起轰动。朋友们动用一切官方或民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向绑匪施压。

与世隔绝的黄跃权对此却一无所知。被绑架的时日里，他反而跟绑匪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不管绑匪愿不愿意听，他都自顾自地说得投入、动情。

不知日夜过了多久，绑匪们终于放松了看守。他试着摘下头罩，见绑匪们睡得正酣，便摸出剪刀，剪开脚上的胶带，悄悄溜出屋子，钻进屋后的树林。几个小时后，他终于拧开手铐的螺丝。又走出几公里，他遇上一对早起的黑人夫妇，他们为他叫来了警察，他才终于得救。

绑匪的来历很快被查清，好友扬言要为他报仇。然而，这名一枪命中非洲雄狮的猎手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算了，都是中国人，也都有妻儿老小。把他们送进监狱，这辈子恐怕就难翻身了。从作案手法看，一点都不专业，就别跟他们计较了。”

凭着一身闯劲，黄跃权在纳米比亚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2015年3月21日，他应邀参加总统根哥布的就职典礼，经他介绍的南通市领导作为特邀嘉宾也出席了典礼。而一个月前还是总理的根哥布迎娶纳米比亚女企业家莫妮卡时，他亦是座上宾。前总统波汉巴在位时，他也时常出席其生日晚宴。

在非洲，政府层面的国家界线大多由殖民者按照经纬线划分。而在民间，由氏族公社制演变而来的酋长制则发挥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与政府官员交往密切的黄跃权，其名声也传入了酋长们的耳朵。

2012年10月的一个上午，黄跃权正在办公室接待客户，一个头上插着羽毛、一身土著华服的黑人男子突然闯入。郑重其事行礼过后，他通知黄跃权：“德高望重、尊贵无比的女王很赞赏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3天后将要召见你。”所谓的女王，就是当地世袭的大酋长，已经八十高龄。

3天后，黄跃权穿上笔挺的西装，带上家纺产品和几样中国礼物，来到女王的王宫。那是一片灌木围就的庄园。

女王手持乌木权杖，挥舞兽尾，仪式般地向列祖列宗汇报了这位从东方来的“南通黄”帮当地人盖房子、为年轻人安排工作的事迹，又赠予他一件酋长袍、一个铜质徽章和一顶兽皮帽，并封他为“酋长”。她告诉他，凡为酋长，都可以在她的王宫附近盖一座不受任何人侵犯的房子，并接受她的土地馈赠。册封完毕，达姆鼓敲响，女王的臣民们跳起舞蹈，庆典一直持续到深夜。

「三 」

身穿褐色皮夹克、脚踩红色摩托车的Cele驶过记者身边时停了下来，挥了挥手。这名受黄跃权的纳米比亚华人爱心基金会资助来华学医的纳米比亚青年，将于下个月完成在中国的全部学业，回到其首都温得和克的一家医院开始实习。

在纳米比亚就医时，黄跃权很快发现了当地医疗状况的问题。他说：“当地医院缺医少药，但当地青年求学欲望很高，只是高等院校招生名额有限，费用又高，学生支付不起。”

事实上，纳米比亚全国也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即建于1993年的纳米比亚大学。

2007年2月，他发起并为主出资成立了纳米比亚华人爱心基金会，其后的两三年间，该基金为贫困学生和条件落后的医院捐资超过300万元。

2010年初的一天，纳米比亚三大主流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当时已颇具影响力的纳米比亚华人爱心基金会将设立“医学奖学金”，面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在读生，选拔4-6名品学兼优、对华友好、学成后愿意回国就业的学生到中国学医。

Cele就是参加该项目的第二批留学生之一。他出生于1990年，那一年，纳米比亚赢得了独立，成为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与黄跃权一样，他也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家在当地一个名叫Rundu的城市附近的河畔小村庄，是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六。Cele说：“我们的医生大多来自南非等周边国家，偶尔也有中国援非医疗队，但那都是短期的。我们自己国家的医生非常缺乏。医生可以治病救人，在当地很受尊敬，收入也高。”

2011年的一天，已经在纳米比亚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Cele阅读《纳米比亚人》时，忽然看到纳米比亚华人爱心基金会那则一年一度的招生启事。“能去中国免费学医，为什么不试试？”他马上提交了申请。随后的面试，他轻松地从2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赴南通大学医学院学习的8名幸运儿之一。

一个晴朗春天的早晨，Cele告别家乡，踏上去往中国的旅途。转机两次到达上海，再换乘大巴来到南通。北半球中秋时节，天气微凉，Cele硬是躲在空调房里度过了他来华的最初时光。

提到黄跃权，Cele调皮地眨眨眼：“在纳米比亚第一次见面时，我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员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大老板，去年圣诞节他还来学校跟我们聚会。”

“我希望资助的学生回国后，能把学到的知识本领造福于纳米比亚人民。同时，也让更多的纳米比亚人了解南通，了解中国。”黄跃权说，新任总统根哥布2015年就任后，在4月21日的国情咨文里，提到其来华访问时专程去南通看望留学生的情况，并呼吁其它企业向华商学习，“我们的慈善行为，也改善了我们在非洲的经营环境，提升了我们的社会地位。”

在老家南通，黄跃权曾经启航的中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如今已成为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日均人流量3万人次以上，年成交额1000亿元的全国最大的绣品专业市场。2005年，这座家纺城的董事长朱仲辉忽然接到老友黄跃权的电话，告诉他纳米比亚决定出售一部分矿区，吸引外资帮助开发利用。纳米比亚是非洲第四大矿产国，素有“战略金属储备库”之称，主要矿藏有钻石、铀、铜、银等。

黄跃权得到消息，马上向国内有关部门通报，却未能引起重视。不想错失良机的他只能向朱仲辉求助。两人迅速联手投资注册了纳米比亚（中国）矿业资源投资开发公司。凭借在纳米比亚的深厚资源，黄跃权一举拿下二十个矿产开发权，占地2000多平方公里。

黄跃权的闪电行动使之前抱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们大跌眼镜。虽错失先机，其中一家跨国公司很快就派出一名熟谙中国国情和黄跃权经商活动的谈判高手与之接洽。对方声称，只要同意转让合同，他们可以加价3000万美元收购，黄一口拒绝。

但矿产开发涉及矿区建设、交通设施、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诸多法律问题，甚至牵涉国际关系，加之跨国公司们的紧紧相逼，黄跃权和朱仲辉商议，决定把矿区58%的矿权交给中国政府。

2007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非洲时得知这件事，黄跃权说，胡主席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好，好，很好！”

中国人的到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Cele等人看来是福音，但在另一些非洲人的眼里，这却是灾难。

2011年BBC拍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片中，“铜矿之国”赞比亚一处被中国人控制的矿山引发了当地人的抗议，这些人是一个叫“爱国阵线”的民间组织的成员。面对镜头，他们声称：“尽管他们向赞比亚政府交税，他们不得不雇佣赞比亚人，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中国人在这里毫无用处。”

赞比亚的鸡贩们也抱怨中国人廉价的产品抢占了他们99%的生意，并指责中国人的鸡质量不高。

面对这些争议，黄跃权说，希望通过更多的合作与慈善，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和南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友谊。”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ic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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