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与科学传播

1963年，伯纳德科恩意识到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该想什么的时候却是十分成功的。他的这个观察就是议程设定理念的萌芽。议程设定认为媒介议程在任何时候都和公众议程相联系，而且，二者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新闻媒体使人们独立地把对他们来说重要的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麦克斯韦迈库尔斯和唐纳德肖首先在北加利福尼亚教堂山的选民中测试了这个理论。他们发现新闻媒体议程（采用对主要新闻媒体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测量）和公众议程（采用1968年选举期间未定选民的调查）具有高度相关性。从那时开始，众多的研究证实、扩大并拓展了这个理论，该理论一直都是研究媒介影响的重要理论之一。

主流观点认为大众媒体在塑造公众观点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而议程设定是对这个主流观点回应的一部分。议程设定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等其他理论一起发现了表明不同类型媒介影响的方式，而20世纪早些时候的研究则声称一些研究表明媒体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就此而言，这些新的理论为媒体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中间立场的解释。

议程设定理论首先用来测验新闻议程和公众议程间的简单关系。后来的研究涉及到阐明因果关系方面，因而也产生了很多验证议程设定的方式。有些人在总体上考察议程设定理论并就此同聚合公共议程开展对比研究。有些人在中观层次上研究议程设定理论，测试个人议程是否和新闻议程存在关联。还有些人研究议题随着时间推移而展示的显著性，通过新闻报道的跌宕起伏和公众意见系列数据的比较来建立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最后，还有一些利用实验方法开展研究，特别是研究特殊新闻报道是否会影响个人对议题的反应。通常这些研究涉及到一些理论家认为的与议程设置理论相关联的框架构建和启动效应。

大多数议程设置研究都是关于政治议题的；而关注科学或者技术的则越来越少。然而，其中一项涉及到议程设定的研究与科学和环境高度相关。议程设定理论认为非干扰性议题（这些议题从个人经验来说并不十分明显）更容易受到议程设定的影响，因为我们更多地依赖媒体来决定这些议题是否重要。

因为科学，技术和环境通常都是非干扰性议题，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也许对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是特别重要的。有些案例表明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发现公众对环境议题的注意力和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有关系，这也与议程设定影响相一致。进而，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注意力通常被认为是有周期性的。在1972年，安东尼唐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环境议题乍一看可能是特别危险的，因而也容易引起注意力。然而，他认为公众最终会意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代价，而后他们的注意力就会发生转移。不过有些学者对他的理论的细节展开了争论，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的注意力的循环模式。

即使是环境这个显然十分重要的议题也很少出现在公共议程的榜首。像经济，战争，犯罪，移民等问题往往会使科学和技术议题黯然失色。因而，公众高度依靠媒体提醒他们重要的科学议题。像植物生物技术（比如，基因修饰有机物，或者转基因食品），医学上的干细胞技术，气候变化的争论等这些议题通常会陷入媒体报道的循环模式；而公众对这些议题的注意力在这个循环期内也会有一定的增长。

因而，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构建在这些议题如何引起注意力以及之后如何在政策范围内进行处理方面已经展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动力机制。有些科学问题，比如酸雨的问题，在政策范围内得到了解决，而后公众的注意力也消失了。其他议题，比如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从来没有产生足够的反对意见而引起政策方面的注意，而媒体的注意力也随之消失了。然而，其他议题会经历多个循环，特别的焦点事件的发生会再次引起公众注意的增加和减少。在气候变化方面，至少有两个新闻关注的主要循环周期：一个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另外一个就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由于这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没有容易的解决之道，因而当今天的事件对公众来说是值得关注的时候，可能新闻关注的其他循环周期会出现。

这里提一个对科学的议程设定有用的提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科学关注的动机只是来自于现实世界的事件。然而新的科学研究和环境条件对新闻关注来说可以是一个机会，就像伪科学事件和政治辩论会引起科学的兴趣一样。议程设定告诉我们的是政治本身不可能关注科学和技术议题。越过议程设定理论，越来越多的新近研究聚焦于框架构建，尤其是决定在任何政治辩论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向公众以及政治团体传达他们对这个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