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对阵鲁迅，引发“《庄子》与《文选》之争”

当看到那篇署名“丰之余”的《重三感旧》时，施蛰存何尝不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的手笔？因为当中提到了“劝人看《庄子》《文选》”，施蛰存觉得是指向自己，且误解了自己推荐这两部书的原意，一半为了辨冤，一半也是想捋捋虎须吧，施蛰存的回应文章登在了同一份报纸上。

那是9月的一天，沪上的秋意还淡得很。

29岁的杂志编辑施蛰存在洒满阳光的窗下看着《大晚报》副刊编辑崔万秋寄来的邮片。那上面有征集“目下在读什么书”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的表格。他随手填上了正在案头的一本外文书和一本佛经，第二个问题费了些踌躇，根据所编刊物的性质，他似乎应该推荐一些外国的诗集或理论书。然而，这两年来的收稿经验，以及此前的国文教师经历，都告诉施蛰存，当今这些文学青年令人吃惊的不是理论的贫乏，而是文字的散漫和拙直。唔，也许应该纠一下偏罢。于是他将笔又舔了舔，写下了《庄子》和《文选》两部书名，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很快他就将这件事忘了。不过是《大晚报》吸引读者的一个噱头，就像自己主编的《现代》，还不是经常搞些“增大号”、“特大号”、“狂大号”，对销量总有些帮助。

《大晚报》

这位原名叫施青萍的杭州青年没有想到，这封回复的邮片会引起一场不小的波澜，并且影响到他一生的走向。他更没有想到，70年后的一个冬日，当他在上海华东医院安然病逝的消息发布后，许多人看到新闻里的这个名字，最先反映到脑海中，仍然是这场“《庄子》与《文选》之争”。

说来也是年少气盛啊，当看到那篇署名“丰之余”的《重三感旧》时，施蛰存何尝不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的手笔？这篇文字不过泛泛感慨现在某些青年迷恋古董，还不如光绪末年的“新党”，正是鲁迅一贯反传统的态度。就因为当中提到了“劝人看《庄子》《文选》”，施蛰存觉得是指向自己，且误解了自己推荐这两部书的原意，一半为了辨冤，一半也是想捋捋虎须吧，施蛰存的回应文章登在了同一份报纸上。

余下的论争不必赘述。饱饮西方文化乳汁的新锐青年，谁人敌得过鲁老夫子的“金不换”笔锋？何况施蛰存的口吻确实又带了些佻巧。于是不免于曳甲而北，只是始料未及，这段文字竟会像火烙在岩石上一般，在日后的岁月压得他翻不过身来：

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扑空》，《准风月谈》）

《淮风月谈》

是的，记忆告诉我们，“鲁迅骂过的人”曾是多么沉重的一顶帽子。不过，在这以前，施蛰存是早经沉寂了，他晚年概括的说法是：

如果当时上海保持平稳的发展，倾向于都市化，我还会写下去的，但后来情况变了，整个生活形态变了，国家在打仗，我们都脱离了文学环境，我们都写不下去了。当时新兴文学的旗帜下招纳了尼采学说、心理分析、无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等。最初还没有左、右、“第三种人”之分，后来时局恶化，文艺争论同政治扯上了关系。我认为文学和政治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不能绑到一起。假如文学一定要服从政治，那写出来的作品就成为政治宣传品，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了。我并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必须是在作家自愿的前提下。事实上时常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作家是无法逃避政治氛围的。我当时计划要写一个长篇历史小说，是关于南宋题材的，广告都登出来了，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不写了，穆时英也不写了。我们原本都会去写的。

几十年来，对施蛰存的批判，当然不仅限于《庄子》《文选》的是非，大的背景是，在文艺思想一体化的进程中，“第三种人”的提法当然是必须予以迎头痛击的。为施蛰存辩护的人说，施蛰存并没有这方面的言论。可是，这些言论发在他主编的《现代》上，难道不代表他认为类似言论是应当被允许存在的？公正地说，施蛰存不是“第三种人”，政治上也偏向左翼，但是他身上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色彩。一方面，他暗示“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姑且照施自述），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每个人都至少要有一些Egoism”，这个英文字指的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这一点自由主义的光芒，正是当初的批判者所最不能容忍的，却是《现代》编者施蛰存身上最可贵的品质。

晚年施蛰存

以此回看他和鲁迅的争论，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鲁迅的意思，代表“新”的青年怎能去追求那些已被指定为“旧”的古物？何况这是出自有审稿大权，也即可以拥有文化资本的大刊物编辑之口？而在施蛰存看来，每个人有自主的选择，和表达的权利，并非“以词取士”，何必上升到“误导青年”的高度？两种理念的缠斗绵延整个二十世纪，鲁施之争，只不过一场小小的演习。

杨早著“新史记系列”之《野史记（修订本）》《说史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