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唐朝——大唐盛世话长安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起于公元七世纪上半期，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盛唐时期的中国，国富民强，通过由国都长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四海，众多的国家的国君、使臣、客商、僧侣、学者、工匠、医生、胡姬纷至沓而来，在长安完成了经济、文化、手工、乐舞、民族大融合，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

唐朝都城长安，承继自隋朝之大兴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在汉、晋、北周长安城东南十三里处的龙首原，始建新都城。三年三月，新都初具规模，隋文帝即移入新城，自此翻开了中国历史走向盛世的新篇章。大兴城主要是由富有巧思的宇文恺规划设计，参与建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人，这些建筑家都含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又生长于中华，一直受华夏文化所熏染。因此，大兴城的宫城和坊市的基本模式，应当取法于北魏太和以后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但建筑技巧则借助了西域的工艺，使城市既像大理石建筑一样宏伟壮观，又精准巧妙地符合于中国传统都城建造所遵循的《周礼·考工记》的制度。隋之大兴城、唐之长安城，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理想的都市，规划成方形的城市布局。

从长安的物质文化侧面来看自高祖、太宗削平隋末争霸中原的群雄后，唐朝进入稳步的发展，虽然太宗励精图志创下的进取西域等丰功伟业，险些断送在懦弱多病的高宗手中，但随之登极的武则天，以其空前绝后的气魄，以武周的名字，继承了大唐的衣钵，对内扩大了统治集团，给旧有的贵族体制补充了新的血液；对外拓展了中国的疆域，稳固了与外蕃反复争夺的安西四镇。这一切内政外交的举措，被取代武周政权的李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继承下来。唐玄宗和开元年间朝野的各类精英，共同打造出大唐的盛世。长安，作为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城镇。长安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以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贵族子弟，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他们惟恐佛教和道教占据了所有的信仰空间。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学校的知识传授、传教士和取经僧的共同努力，长安也成为精神思想最为丰富的空间。或许我们找不到孔孟、老庄那种类型的思想家，因而慨叹盛唐思想界的平庸，但如果我们有机会与长安佛寺中的高僧或道观中的尊师交谈，便会感到他们的思维更加接近神灵。盛唐气象的造就，一方面归功于她的折中主义，即对前此四百年混乱的中国历史上生发的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她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兼容并蓄。长安，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遗产的承载母体，又是世界中古史上一朵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长安如此广阔的生活空间，搜罗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

《通典》所记录的天宝贡赋，或者看看大明宫夹城内的口味贡封泥，在对唐朝帝王和贵族的淫逸奢华惊讶不已的同时，我们也定会颇感厌烦，那就一起去清净的佛寺和书斋走一走吧。千福寺，位于长安宫城西第二列第一坊，原本是高宗武则天的次子——章怀太子的住宅。咸亨四年（673），舍宅立为佛寺。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对这所佛寺的描写如下（原小注放括号中）： ﹝千福寺﹞寺额，上官昭容书。……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西行，楚金和尚《法华感应碑》（颜鲁公书，徐浩题额）；碑阴（沙门飞锡撰，吴通微书）。东塔院（额高力士书）。《涅盘》、《鬼神》（杨惠之书〔画〕）。门屋下内外面，杨廷光白画《鬼神》，并门屋下两面四五间。西塔院，玄宗皇帝题额。北廊堂内，《南岳智顗思大禅师》、《法华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寿王主簿韩干敬貌，遗法弟子沙门飞锡撰颂并书）。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卢棱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塔北，《普贤菩萨》、《鬼神》，似是尹琳画（相传云是杨廷光画，画时笔端，舍利从空而落）。塔院门两面内外及东西向里各四间，吴画《鬼神》、《帝释》（极妙）。塔院西廊（沙门怀素草书）。《天师真》，韩干画。此东塔，玄宗感梦置之。《楚金真》，吴画。《弥勒下生变》（韩干正画，细小稠闹）。院门北边碑（颜鲁公书，岑勋撰）。南边碑（张芬书）。向里面壁上碑（吴通微书，僧道秀撰）。造塔人（木匠李伏横，石作张爱儿）。石井栏篆书（李阳冰，石作张爱儿）。东阁，肃宗置（面东碑，韩择木八分书，王据撰）。《天台智者大师碑》（张芬书）。佛殿东院，西行南院（殿内有李纶画《普贤菩萨》，田琳画《文殊师利菩萨》）。另外，《唐画断》还记有：“千福寺西塔院有王维掩障。一画枫树，一图辋川。”这里之所以把《名画记》所有文字引出，是因为所陈列的书法、绘画作品，是我们今天在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国宝展”上也无法亲睹之宝物，其中只有少数属于天宝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盛唐时的杰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塔院的门额，出自玄宗和他的宠臣高力士之手笔，表明玄宗对这个寺的特别关注。通览一过，不难看出这里应当是有意无意地汇集了盛唐时代声名显赫的一批书法、绘画和雕塑家的精品：如杨惠之、张爱儿的雕塑；吴道子、杨庭光、卢棱伽师徒的释道人物，宫廷画家韩干的佛道人物和经变画，王维的水墨山水；颜真卿的正书，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八分书；真可谓应有尽有。所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而且甚至还有玄宗时特别推崇的道教天师像。

《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韦述出于京兆韦氏，是唐朝长安附近有名的大家族。他少年时，家有藏书两千卷，笃志好学，又曾饱读其父之姑子、当时大儒元行冲的藏书。后举进士，与元行冲等一道于秘阁详录皇家四部书。开元九年（721），与元行冲等编成皇家藏书目录《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其间，韦述于课余抄录柳冲《姓族系录》二百卷，期年后毕功，并在柳书基础上撰写《开元谱》二十卷。开元十年撰成《两京新记》五卷。以后供职集贤院，先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二十六年参修《六典》成；天宝十五载撰《集贤注记》三卷。还有《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所著书凡二百余卷，皆在世流行。根据《唐会要》卷三五记载，开元十九年时的皇家图书馆——集贤院所藏四库书，计有八万九千卷。两相对照，我们不禁惊讶于韦述一人竟至聚书二万卷。今天让多少学者穷毕生精力从事研究的敦煌藏经洞出土写卷，大体上是五万个编号，如果按古代书籍的一卷卷来计算，许多残片方可算一卷，五万号相加，恐怕未必多于韦述家藏之书。况且，韦家的书房里，不仅仅有图书，而且还有古今人物画像、名人图画、各种法书、尺牍，法令格式、钱谱、玺谱、药方等各种写卷或图卷，古碑、古器等实物，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称羡不已。有如此之书斋，于写作时即可随手拈来，得心应手。难怪他编撰的《两京新记》，于长安坊里寺观、人物、古迹，皆以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读后历历在目，而《长安志》以后的同类书只记某坊某宅而删掉相关故事，有时读之不免有枯燥乏味之感。韦述书斋的收藏，对于我们理解何家村窖藏原本的性质或许有一些启发的作用。这批有意识地埋藏于地下的珍宝，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食器、饮器、盥洗器、日用品，质地以金银为主；还有炼丹用的大量药材和药具。

大唐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盛唐时期的中国，通过由国都长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四海，世界各国的国君、使臣、客商、僧侣、学生、工匠、医生、胡姬纷至沓而来。他们一旦进入了大唐帝国的领土，看到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无不由衷的惊叹。

当时的中国的强盛是十分明显的，美洲和非洲基本上还是属于“沉睡的大陆”（北非例外）；欧洲正处于法兰克王国的草创时期，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创伤还无法修复。亚洲被视为富庶的东方，由于阿拉伯帝国的迅速崛起，对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国的长期战争，导致西亚与南亚都无法平静。只有中国在公元7世纪赢得了空前的统一，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大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到中国。

大唐盛世是全球华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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