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英国与欧陆是如何分流的

编者按：经过公投，英国脱欧了，这从政治意义上宣布英国将不再是欧盟的成员国。在欧洲，位于欧陆边陲的这个岛国，其实与欧陆各国的差异远远人们的想象。这种差异不是与生俱来的，在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看来英国与欧陆走上不同的道路是这一千年的事情，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英国率先进入现代世界。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4日，英国伦敦，一辆双层巴士经过滑铁卢桥。

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两人都认为英格兰的历史轨迹与众不同，而且都将它追溯到了“日耳曼森林”。事实上，日耳曼各部落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二百年间征服了西欧的所有国家。然而时隔一千年后，欧洲的不同地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终局。

罗马人的政治体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化体系，它在罗马帝国后期无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中央集权独裁政体。日耳曼人却在征伐的过程中，实行一种松散的联盟制度或“封建”制度，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之间保持一种契约关系，后者宣誓效忠于前者和支持前者，以换取前者的保护和土地。权力呈分散状态，并由下级代理。

公元7—9 世纪，英格兰的几个较大的王国吸纳了这种政治体系。9 世纪后半叶，阿尔弗雷德大王将全英格兰统一在惟一的统治权威之下，形成一种契约性质的王权，然而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王权。公元10 世纪，在掺入了一定的维京影响的情况下，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富裕的、一体化的民族，自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在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兰的政治体系业已形成，因此，在凯尔特传教士和其他传教士将这种新信仰引进英格兰之后，基督教会虽然发展得与王权平起平坐，但是未能与王权彻底融为一体。所以英格兰当时已然存在多股对抗势力：强大的君王、强大的教会、新兴的商人、农业共同体、强大的贵族。其中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取得支配性地位。

英格兰曾有一度不算孤案。西北欧许多地区有过类似模式，例如我们很难将诺曼人，即第二代维京人，与他们在英格兰征服的人民区别开来。苏格兰南部许多地区也和英格兰大同小异，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区也如此。如果我们在11 世纪末周游欧洲列国，我们也许诧异于它的整齐划一。

然而从12 世纪开始，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前文描述的所有特点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增无已：反城市主义，商贸天赋，共同体的缺位，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审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缺位，教会与君王之间的张力，核心家庭体系——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妇女相对平等、子女没有天生继承权；所有这些表征都在持续和巩固。

我们也许以为，随着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发展，上述模式一定会在全欧洲坚持下去。不错，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一百年左右。11—12 世纪，欧洲迅速融合和成长，见证了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分立、对立、建设性张力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第一批大学陆续创立，第一批主教大教堂相继建成，本笃会和西多会欣欣向荣，古代学问借阿拉伯学者之力得以复兴，城市和贸易迅猛发展，人口快速增长，风车、机械钟表等新技术大量涌现。整个欧洲看上去似乎正在走向我们所定义的“现代”。

然而，在接下来的13—18 世纪，几乎所有的欧陆国家都走上了另一个方向。这个话题太大，此处仅限于勾勒少数几道风景。其一，国家和教会之间结下了盟约（pact），最生动的例证是十字军圣战、野蛮镇压阿比尔教派、成立宗教裁判所。在欧陆大部分地区，教会和国家互相勾结，共同对付外仇（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内敌（异教徒、犹太人，以及后来的女巫）。时至18 世纪，欧陆对各种背离行为的控制已经非常强硬。但是英格兰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其二，各身份群体或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区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制度化。于是，欧陆有了制度性的世袭贵族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布尔乔亚阶层、专职的僧侣阶层，以及人数众多的农民阶层。欧陆农民以一种不见于英格兰的方式拥有其土地，这意味着他们热土难离，也意味着当他们需要更多土地时，他们只好为更大的土地持有者从事分益耕作。

通过检视欧陆“接受”晚期查士丁尼罗马法的过程， 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种法律区别——阶级的、性别的、家庭的、皇家至上的——得到凸显；国王成为绝对君主；贵族阶层成为高高在上的种姓；男人天生比女人优越；父亲是子女的绝对统治者；城市和农村分离；宫廷和全国分离。

死亡鼓手，约阿希·姆亨，1670-1680

欧陆在那几个世纪经历的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愈演愈烈的僵化过程。我们动辄将此归罪于黑死病。虽然黑死病确实加剧了欧陆的僵化倾向，但是黑死病可以发挥正反两面的作用。在英国，黑死病提高了劳动价格，扫除了穑夫制。但是在欧陆大部分地区，黑死病将农民更牢固地捆绑于土地，在东欧，黑死病甚至预示了那里的人口再度沦为农奴。因此，欧陆变成了一个广袤的、以农民为基层的文明，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积重难返，及至15—16 世纪，周游欧洲列国的旅行者不再觉得这片大陆像三百年前那样整齐划一。欧洲的沿海地带，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由于比较容易防御侵略，故有较大的自由和历史连贯性。但是中欧开阔的平原地区，如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却深深地滑入了专制主义，五分之四的人口陷入了悲惨境地。英格兰基本上避免了这些现象——尽管亨利八世曾企图开创王权与教会之间的联姻。14 世纪，英格兰拥有法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后来又收缩成一个边陲小国，直到16 世纪末，才开始发展成一个侵略海外的庞然大物。

无论是15—16 世纪访问英格兰的早期欧陆旅行者，还是访问欧洲的英格兰人，都在他们的记叙中啧啧称奇，因为一条鸿沟似乎已将这个岛国从欧洲分开。事实上，在16 世纪中叶，欧洲已截然分成两个世界：一边是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南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加上荷兰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部分地区、葡萄牙部分地区；另一边则是欧陆其余所有地区。

此时的英格兰已是一个“现代”世界，也就是说，四个主要的领域已经分离并形成制度。正如亚当· 斯密发现的那样，英格兰有了一个自治的、制度性的经济体系，伴随着活跃的市场、大量的商贸活动、发达的制造业底盘、货币的广泛使用、细致的劳动分工。而且，英格兰有了一个统一的、自治的、广受尊重的法律体系。英格兰也有了一个与其他领域分立的政治体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于法律的君王、议会上下两院、下放到地方的权力、有效而又比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

1707年的新英格兰地图

两所繁荣而自由的大学分别出现在牛津和剑桥（苏格兰创建了四所）。随着衣食住行条件的迅速改善，全民的生活日益富足。阶级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区分，人人都忙于攫取财富和攀爬社会地位。农村不仅普遍流行“城市”价值观，包括对时间、金钱、身份的态度，而且住满了既有教养又有钱的绅士以及“中等的”农人和匠人。

这是乔叟和莎士比亚相继在14 和16 世纪描绘的世界，是弗朗西斯·培根在17 世纪初认为人类可以认知大自然潜在法则，从而控制大自然的世界，是英格兰——实际上从17 世纪开始成为英国——不再谋求法国版图，转而探索美洲和东方，并通过在那里进行外贸而赢利的世界。

18世纪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旁遮普地区的与殖民官员合影的上层印度教徒。

18 世纪，这个岛国的人民开创了世上第一个工业文明。这次事件，自定居式农业（settled agriculture）问世以来，是一个将要最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至于农业方面，他们也在开发一个全世界最高效的体系。英国在大步发展，行将于18 世纪末控制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在这两三百年期间，英国呈现了许多独特的表征：科学逐步制度化；造船、玻璃、陶瓷、纺织等技术突飞猛进；人力能的早期替代品或补充物——风、水、牲畜、煤炭——长足发展；运河、公路以及后来的铁路降低了交通成本；财富从海外源源流入英国，尤其得力于食糖、烟草和贩奴的利润。

18 世纪初，英格兰不仅令外国访客好奇，而且令他们震惊。他们从旧制度各国登上这个岛国，不料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他们的出发地形同霄壤。在他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现代”国家，更有甚者，它仿佛掌握了一把特殊的成功宝匙，正在传递给它的殖民地和征服地。

英格兰发生的情况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外性。在欧陆国家以及世界各地，均无丝毫迹象表明它们当时也在发生同样的“逃离”，事实上倒是在发生相反的事情。正面案例的惟一可能的候选者是荷兰，然而荷兰太小，太容易受陆邻攻击，太依赖商业而非制造业，最要命的是荷兰缺煤。当时的荷兰是一个高度商业性的帝国，类似于——虽然面积大于——威尼斯等意大利早期的成功国家。

在亚当· 斯密写作并于1776 年发表他的伟大论文《国富论》时，一把连环锁的所有零件都已在英格兰就位。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到达了增长极限，也解释了有哪些条件可让我们从一个有限的世界压榨出一点额外的财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地点就在亚当· 斯密的格拉斯哥大学，此刻詹姆斯· 瓦特正在该大学的一条走廊左近，研制他的双冷凝器蒸汽机。这种蒸汽机不日将启动煤炭中贮存了数千年的阳光能量。英国的领先地位是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尽管当时人们已经了解上述技术，德国鲁尔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也随时可以开采，却仍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欧洲其他国家才开始工业化，甚至还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欧洲以外的效法者——日本和北美——才发动它们各自的工业革命。现代世界从英格兰向外蔓延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度，全世界海量发明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个小小岛国为漏斗而流传下来的，然后又通过它的帝国，尤其是通过北美，传播到了全球各地。作为一名英格兰人，在这里自我吹嘘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留给一位西班牙学者，让他去声称：“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而我们的曾孙将在其中长大成人并进入耄耋之年的未来世界也仍将充满英格兰性，犹如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充满希腊性——或者更好，充满雅典性。”

有不少事物历来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民主政治范式、英格兰法律的多项原则、现代科学的多个侧面、包括铁路在内的多项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语言，帕克斯曼认为这是英格兰人“最伟大的传世遗产”，因为“它是技术、科学、旅行、国际政治的媒介。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文书写的，全世界五分之四的计算机数据是用英语储存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使用英语……另据估计，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说一定程度的英语。”

或许也有人提出，英格兰的诸种游戏和运动——如前文所列——才是它最伟大的出口物；可能还有人主张，最了不起的应当是英格兰的教育制度或文学。除此以外你还可能想到很多别的东西，英格兰人发明了现代旅游业。他们还创建了第一家现代豪华饭店（即萨沃依饭店[the Savoy]，里面装备着电灯、6 部电梯、70 个房间）。1820 年代， 查尔斯· 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制造了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在黑斯廷斯的一间阁楼里，苏格兰人约翰· 洛吉· 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成为电视机的发明者之一。……三明治、圣诞贺卡、童子军、邮票、现代保险业、侦探小说，也都是‘英格兰制造’的产品。

或者，我们也可以和麦考莱一同憧憬，“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法律构成的不朽帝国”将成为英格兰留给世界的伟大遗产。最伟大的遗产也许并不寓于任何具体事物，而寓于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现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种种裨益的来源，是生活各领域之间由于分离和平衡而产生的不息张力。英格兰开风气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凌驾于其他。这导致了个人的责任和自由，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兰的最伟大贡献或许是向世人证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论应当受到欢迎。

史上的英格兰人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并不比我们英国的其余人（从苏格兰——我的另一支祖先——的角度来说）更好，遑论全世界的其余人。他们经常压迫别人，虽然他们建造了一座通往现代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的桥墩是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奴隶和劳工。然而话说回来，如果英格兰不曾存在，如果英格兰不曾将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诸位将很难想像此刻我能在一台精密的电脑上书写，在剑桥沼地一座静谧的花园里安坐，而整个世界正在我的周围营营扰扰，英格兰的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正在它的一个前殖民地——埃及——施展一次强弩之末的影响。

英格兰和英国或许已成既往，然而它们也是未来。中国、印度或其他新生的全球性“帝国”将更有力地接过“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只要这些国家能探知英格兰道路的阃奥，了解它如何冲破一切樊篱，最终通向我们居住的现代世界。

（本文编选自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