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渚书院的兴废及“囊萤延光”
李寓笔下的车渚书院
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上，车胤是澧水之子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典范。主要是他年幼之时，在家里穷得夜读常不得灯油的情况下，创造了“囊萤照读”的苦学之法，官至晋吏部尚书，晋隆安四（400）年，车胤为国捐躯。晋朝末年，车胤故里建起“车胤祠”和“萤渚读书台”，以祭祀并弘扬车武子刻苦为学的精神。至晚唐中，初具规模的“萤渚读书台”顺势扩建为“车渚书院”。车渚书院位于今津市新洲镇车渚村。元大德五（1301）年五月，官办民助重修为三间两进书院，又名萤渚书院。至清末改为彭山学堂。
《直隶澧州志》记载为：“车渚书院，州东四十里，一名萤渚，云晋车武子囊萤读书处，教授李寓及州人梁宝有记，寻废。”李寓是当时主董澧州儒学（文庙）重修工程的学官，其《车渚书院记》写于元大德辛丑（1301）年。李寓记述：肃政恒庄李公（元大德年间的御史李庭咏），曾“廉治鼎、澧”，即担任鼎、澧地区的监察御史。因其父李慧致仕后寓居于新州车渚地方，回家省亲时，李庭咏便与州守杨国祯谋画修复车渚书院事。杨国祯即遵奉其意见，并在梅轩公的攒襄支持下，花去近一年的时间，修复成了一座元代新兴的澧州车渚书院，而且是一座一般的“支郡下州”即三类小州郡无法与之比媲的书院。李寓指明：自己之所以写此记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的当政者，能像杨国祯一样，“为圣贤植名教，为宇宙培人才”，而取“怠者进于勇，当为者不敢缓”的态度，以保持书院的“不朽”即长盛不衰。他还将此记镌刻成石碑，立于车渚书院内，告诫后来者。
梁宝的《重修车渚书院记》
值得欣慰的是，李寓的愿望没有落空。217年后的明正德十三（1518）年，尝为建始知县的澧州人梁宝，又写了一篇《重修车渚书院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代重修车渚书院的情况。梁宝首先告诉人们：车渚书院原“在州东三十里，唐李泌所筑新城内。毁于兵，遗址仅存，百余年竟无一兴废举坠者，足为太息。”至正德十二年（1517），时任侍御史的李国宝（即李如圭）内艰家居澧州时，即将车武子的官衔姓字镌刻了一块碑表，竖立在通衢大道。适逢时任御史的凤阳人高越（号抑斋）按察澧州，见到武子碑表，“惊曰：有是哉！囊萤故事，虽五尺童子犹乐称之，为其处贫窭而向道义也。乃故土无祠，不大为缺典乎！咎诹之事急孰甚此？”这位御史高公感叹之余，即以尽快修复车渚书院事嘱托澧州当局。当时的澧州同知欧阳席，正以“贰守”身份署理州府，对御史高公的嘱托“毅然任为之。即其旧所崇台辟址，经始于是岁季冬，明年春乃落成。”
只一个冬春，颓败荒芜了百余年的囊萤读书台上，耸立起一座新兴的车渚书院，“但见崇门揭扁，朵翰惊龙，庙貌深严，肖像俨若。缭垣墙以植松竹，砌砖石以除草莽，严关键以远秽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新兴的车渚书院重建完成，一未动公款（“不动公帑”），二未向民众要钱（“民不知兴作”），三没摊派民工（“非赎罪人”），而是通过父母官“捐己俸”成就的一项公益事业。
梁宝说，澧州学子有了车渚书院，即可以“考德问业”、“崇德象贤”，又可以在车武子精神的熏陶激励下“论时尚友”、“感发兴起”，深造甚至超越成具有武子志节式的贤俊之才。他坚信：车武子的“高风硕节”，将永远成为“后学模范”。为了很好地宣扬和传承车武子精神，梁宝还在《重修车渚书院记》之末，采用民间通俗文辞，写了一则祭祀车公的碑铭“使歌以祀先生墓”。其词云：
“古道兮洋洋，奋钻研兮精详。驹过隙兮昼短，寂沉沉兮宵长。四壁立兮乏膏油，流萤来兮聚绣囊。德业进兮俊乂，推行能修兮声名扬。矩度兮重乡闾，辟召兮求贤良。捧檄喜兮动颜色，崇阶历兮登庙廊。嫉邪兮切齿，直气兮凌霜。居位宁知爵禄丰，捐生唯欲邦家昌。幼而学兮壮而行，生而顺兮死而康。增嘉山之崔嵬兮渚水明，光激后学之志节兮仰止门墙。岁时崇顺兮缛礼，仪容俨穆兮高堂。牲陈兮豕与羊，乐奏兮宫与商。涧蘋沼芷荐芬芳。苾香椒馨奠瑶觞。灵兮忻忻来故乡，些招何必溪巫阳。”
千年后澧州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的延光书院
清顺治三（1646)年，南明的抵抗主力刚刚溃出澧州，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江南的占领和统治，十分重视澧州的治理。未等州城全面得手，即委派道、州官员驻跸澹津（今津市）。百废待举之际，守澧官员认为，作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州级书院，不可能长期废缺。于是。在大量裁并其他官员的同时，却对澧州“州、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员一如前代”配置。顺治五（1648）年，有“宇内名硕”之称的汤调鼎知澧州，一方面“追剿、恢复澧城”，一方面“捐俸筑延光书院，檄萃多士，课文析义，供给膏火……”据清初澧州文人龚之茗写的《延光书院记》的记载，“清河汤钧右先生”于清顺治七（1650）年筑成的延光书院，址在当时的州治驻地“澹津”（即今津市市区一完小东侧）。龚文说，之所以名为“延光书院”，是“先生（指汤知州）之言曰：‘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胤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州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是宜名延光。’”延光书院要求“来尔诸士”，应当“追踪屈、宋，步武车、李”，通过“笔之，削之，磨之，砺之”，“宜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成“绣粲胸次”即胸怀锦绣才华的治国之士。
囊萤故事通过中华经典《三字经》“如囊萤”，早已深入人心。时至今日，遍布澧县、津市、安乡等地的车胤遗迹如车城、车渚村、车家铺、车公山、车公亭、车溪河、车公桥、武子宅、武子墓、囊萤台、萤渚台等，乃是澧水之子车胤“声名藉盛于乡里”的明证。千百年来，澧州人传说，凡是萤火聚集之地，都是文昌之处。这是因为宋人王齐舆的《车武子墓》诗“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久传不衰的结果。数年前，笔者在偏远的澧北山村，见到一位90老翁，他似乎对很多往事都不甚了了，但谈起车胤却滔滔不绝。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竟一口气背出了车胤的“宵烛出腐草，微质含晶荧。收拾练囊中，资我照遗经。熠耀既不灭，吾咿宁暂停？毕竟齐显地，声名炳丹青”的《囊萤诗》。真可说是“其光可延”的一则轶事，也可说是车胤的事迹与精神，为澧浦子孙代代相传的一则佳话。
延光书院是清初澧州唯一的书院，担负的是州级书院职责。但它又是直接上承车渚书院，运行了20多年后，随州署立足澧阳城而搬迁、新建为兰江书院。澹津的原址则降为县邑普通书院，运行一段而“寻废”。到康熙五十（1711）年，新州镇修葺和恢复了车渚书院；晚清时，车渚书院又与新州小彭山思王庙堂合一，供奉车胤、李元则画像，更名为彭山书堂（亦称彭山学堂），并镌“山思唐刺史，渚祀晋尚书”门联，以示对先贤的纪念。直到清末，归并到澧阳书院，遂使车武子精神的“延光”，一直照耀到了现代的新型学校。